教育家:素面相见，钱锋的万物启蒙

在亦庄采访，一直随着广东和新疆的老师参观，听了李振村校长、常丽华老师等许多报告和课堂，便愈加想见识一下钱锋。

今年4月底，本刊主编应邀去北京参加LIFE教育创新首届峰会。回来无比激动，就撂给我们两句：“那万物启蒙课程讲得太好了！”“这位老师一定是懂《易经》的！”然后又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复述了两遍钱锋的竹课程。其实，他差不多都忘了钱锋的名字。

后来再看峰会资料、钱锋博客，我们才记起，原来这个钱锋就是本刊两年前6月号做课堂，打错了名字的“钱峰”。那次课堂，是有意拿了钱老师那堂流传甚广的《诗经·采薇》做反面教材，批评当今语文教材诗教的缺憾。一说断章取义，一说自然认知的缺失，讲了“采薇”却不讲“薇”就是野豌豆苗。所以两年后，再看到他的“万物启蒙”，我们不由得惊叹、又惊喜。诗经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个人的变化可以是这样——

很难给钱锋一个简单的素描。他有高蹈的地方，敢说“万物启蒙”，有时被人当做傲慢；也有低的地方，与人相见没有芥蒂。我们甚至都没想到会那么快约到他的采访。

那是在亦小第二天，听了一堂三年级的数学课后，记者便随意在教学楼里转。恰好到五年级，就看见走廊上的“历史步道”、两边贴的竹课程简介、学生作品，心想“这就是了”。是的，过了两个门，就是传说中的“鹿野苑”班。

那时刚打下课铃，只见钱锋从教室里出来。记者打声招呼，说了身份来意，他便一口答应课后聊。

就此，记者对这个人的所有猜想和疑虑也打消了。两年前做《采薇》课堂，不见其人，未闻其声，或多少有些误解。薛仁明先生讲孔子，有言“素面相见”，或许可以借用来形容这次采访。

从《采薇》到《石头记》

还从《采薇》说起。

其实，若从新课标说，钱锋那堂课可谓完美：从引源入流、初步读诗到正本清源，再讲意象，从汉唐“折柳”曲一直讲到李叔同的《送别》，整个结构起承转合、行云流水。但正是这样精雕细琢，反倒使诗歌本身失了灵气。本来可引入原典的地方，在这里变成了单调的背景介绍；本来可以去感知的东西，在这里变成了单纯的课堂分析。

不过，与其说这是钱锋那时的问题，不如说是我们现在多数语文课普遍的问题：时间和空间的缺失。现代课堂讲究实效，我们总希望“所见即所得”，为一堂课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教学目标和评价机制，结果却必须压缩到一间40分钟的教室里。

钱锋还记得，2013年在青岛讲《采薇》。课后，李振村校长跟他说：从目前公开课角度看，这课已接近完美，那你接下去的几十年打算怎么办？

——可谓“一语惊醒课中人”。

以后还有多少节40分钟的课，或许他从没想过。在后来《万物简史·石头记》的缘起里，钱锋写道：“彼时，我正努力过着名师的双重生活……公开课雅致精美，日常课放肆随意。”

他心底明白，自己欢喜的是后者。在放肆随意的日常课，他能感到跟学生相处的时间。那时间是流淌的，而不是压缩的。

现在去听他的课，也许是4天，也许是15天，甚至是40天、60天。一个课程不会有定数，完全根据课程内容决定。以他到亦小做的第一个课程《石头记》为例，一个周期就整整包含了60天。

在这两个月里，学生有时是在教室里摸石头、敲石头、玩石头游戏；有时则在公园、博物馆游学；有时念《石头汤》绘本，有时在石头上画画；有时讲石头的文学和历史、有时看电影《疯狂原始人》……不止是传统的学科教学打破了，更重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开阔了。孩子们获得了一种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协调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

如果说全课程有别于其它整合课程的改革，那首先便在于它的时空维度。钱锋说：“我们常常误以为全课程就是跨学科。其实不仅仅如此，这里面是有脉络，有认知逻辑。”

2014年寒假，钱锋和万物启蒙课程团队聚在一起，讨论一个异想天开的方案：在教室走廊的地面做一条中国历史时光轴。他的初步设想很简单，就是让孩子每天走在大地上，知道自己的前世今生。这个设想便是记者后来看到的“历史步道”。

在一篇文章中，钱锋写道：人的一生围绕着两个问题，“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两个问题对应了人的三个维度：生理维度、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分别指向目前界定的生理、地理、历史学科。其实，全部学科都涵盖于这三维之中。中国的小学启蒙教育恰恰最忽略这三个维度。

实际上，从万物启蒙讲，在现行的小学语文课本中，如钱锋讲到的文化意象大部分都有，但是，我们通常只把这些诗文看成一种文体或文本，而不是文化精神的延续，更遑说提供一个“完整的认知世界的过程”。孩子们知道“诗经”“楚辞”“晋陶渊明”“唐李白”“宋苏轼”，但实际却完全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源流。

为什么李白、杜甫那么伟大？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梧桐、杨柳、松柏、菊花、杏花，而没有蔷薇呢？为什么诗经里要讲“兴”？为什么我们要说“歌咏言诗言志”？为什么中国文学的意象能延绵流转几千年，而西方要到近代才产生出意象主义？

钱锋说，不回答这些问题，万物启蒙的跨学科便是失去了根基。

前段时间，他讲芦苇。问学生：苏东坡说“纵一苇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为什么不是狗尾巴草呢？长江边上那么多植物，为什么他单单要想到芦苇呢？——“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诗经》的蒹葭、‘一苇杭之’，没有南北朝的达摩东渡，他就不会‘纵一苇之所如’。我们所谓文学意象的时空流转，它的道统还在道家的‘齐物’、儒家的‘格物’上。在对待‘物’的态度源头，儒道是同流的。”

这便是钱锋在“万物简史”课程中总结的“格物致知”三个课程进阶：“认知”—“创造”—“育化”，对应着《易经》中的“物”—“器”—“道”。这个认知逻辑和人类历史本身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但现代化的教育模式，常常让我们忽略了这个根本问题。

“你再看苏轼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那时人走得慢，一走路上一个月。他走一个月，坐着小船，看着两边的山水，晚上又一个人在船里。他听这江水，想到自己被迫流转的境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就来了。”行旅中的种种景象，如杨柳岸、晓风、残月便都入了诗，入了意，入了象。

回到常识的启蒙

在亦庄之前，钱锋也做过国学诵读、公民教育。

做国学诵读那段时间，正是国学热最盛时，各方争论层出不穷。很多公知认为，“现在不是复古的问题，而是抛得更干净，让中国民众远离儒教荼毒，尽快让人民成为公民。”他也思虑不定，已经编好的两册《诗韵三百六》《孝弟三百千》就此搁置，非常担心“儒家道统的文字是否给孩子带来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随后转向做公民教育，但也很难说给了他多少安慰。

“这个时代，我们通常会有这种感觉，孩子情感淡漠。做老师有时也会觉得荒凉，对不对？”在第三天的报告里，钱锋面对来自广东和新疆的老师们说。

聊起最近网络吵得沸沸扬扬的“学生给老师打伞”事件，钱锋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曾发生在体育课同事身上的故事。那次体育课练习飞盘。老师做完示范，下意识就让学生去捡飞盘，学生却突然说：“老师，你把我们当狗吗？”老师就无奈：“你们不捡我捡，那我就是狗了？”便叫那学生在旁边休息一下。两分钟后，那学生说：“老师，我要举报你，你剥夺了我上课的权利。”

“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出现？你也可以说他有公民常识，懂得举报，懂得保护自己。不是的，如果任何规则失去了人情——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感情，那这个规则真的是我们拼劲要去维护的真理吗？”

现在回头再做中国文化启蒙，钱锋觉得是“惊出一身冷汗”。对传统文化，我们常常有太多误解，甚至“其实根本不了解”。公民教育一定和传统文化相冲突吗？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不是没有规则，反而是没有常识。

李振村校长说全课程有官方定义和民间定义之分。对钱锋，这个民间定义很简单：就是人与世界如何妥善相处。

“你给孩子这么多东西，就是有朝一日他要走向这个世界，能和身边的人、身边的物打交道，能和这个世界，乃至自己愉悦地打交道，所以这是教育的终极问题。”终极问题落实到人，也不过是日常的生活细节：“……告别说再见，进门轻轻把门关好，出门把茶杯带走。你觉得这个人很舒服，其实他并没做什么天大的事情。”但这就是常识的力量。

去年，钱锋讲蝉的物象课，从袁枚的《所见》一直追溯到诗经的“五月鸣蜩”。同时也讲到法布尔《昆虫记》里的蝉。他发现，两种文化对待蝉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在中国，蝉成了一种绵转不绝的意象，常常是人们对高洁品行的精神寄托。而在法布尔那里，蝉不过是一种科学研究对象。不幸的是，现代教育基本形式却正是以法布尔的方法架构的。

确实，如钱锋所言，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有意象与对象。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其实也凸显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传统中国说“惠养万物”，讲人与物的“生生不息”，把人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就如鸟兽草木虫鱼，人与它之间也有一种亲敬。而由西方缔造的现代文明却常常造成人与万物的紧张。科学可以将物分析到最大限度的精确，但单纯的知识主义也使人不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

采访回来，笔者看了最近新上映的一部日本电影《蜩之记》，讲日本的武士道。从蝉这个意象切入主题，令我颇感兴趣。实际上，这部电影关于蝉的细节不过几个山林蝉鸣的空镜头，但在人身上，却处处是“蝉”的影子，将人的自省、谦逊、死之觉悟表现的淋漓尽致。东方文化讲意象，对物与人的思索是这样的。

而万物启蒙之于全课程，有它更加丰富的意义，也在这里。全课程讲全人教育，在《中庸》里是这样讲的：“……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一个完整的人是这“天地人”三才的完整。

钱锋也希望，有这样的启蒙，孩子能有一种情怀，做一个中国人是不亏的。“中国人重君子、讲士气。我们的君子文化也同样可以面对这个世界。过去的君子便是今日的公民。”

教育需要“道场”

采访第三天上午，记者听了一堂钱老师现在任教五年级的随堂课。这堂课讲王维的《少年游》（参见本期《课堂》）。后来才知道，这节课实际只是语文课本王维《少年行》的一个补充，而且已经上了三天。

比起《采薇》，钱老师这堂课更加丰富饱满。从少年行延伸到盛唐历史、中国侠文化源流，这堂课讨论的话题之广，乃至诗中的“青楼”“斩人头”“施妙手”也是不避讳的。这是一个好少年还是坏少年？恐怕大多数讲德育的老师都要皱眉头。但在这种“放肆随意”里，我们能看得见钱锋欢喜的时间。

每次给老师做报告，钱锋在开头总会讲：不要把万物启蒙和跨学科整合等同起来。

“这个课程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就是它能够在多学科的交流中很自然地成就一种‘全’，所以这个跨是很简单的。但现在的小孩，一天六节课，从语文的《长歌行》一下转到四则混合运算，而且要在10分钟之内马上转过来。不管他喜不喜欢，都得被迫听。我们是希望改变这种抽象的东西，给他一天过一种完整生活的可能。”

因此，万物启蒙课程的生活化，不但是“课程外延的生活化，其实包括课程架构形式都是生活的一种。”钱锋补充道。

在做万物启蒙课程中，他还注意到，传统的蒙学书，很多都是从天地万物开始进而讲到人文。如《幼学琼林》开头讲：“混沌初开，乾坤始奠……”先有天文、地舆、岁时，然后才有朝廷文臣父子兄弟。又如《笠翁对韵》，必先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但现在我们常常只看韵律，这个认知路线却恰恰被我们忽视了。”——我们从没注意到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钱锋还记得2013年暑假初到亦庄学校时的样子，这个刚刚建起的学校，刚刚城镇化的开发区，到处充满了灰尘，树木显得那样矮小又荒凉。而此刻，高楼林立。有时，他环顾学校周边，甚至感觉如外星球一样……亦庄有它无法超脱的地方，是在这里。而万物启蒙课程的意义也在这里。

在这里，钱锋开始了《石头记》，开始了《竹》，开始了《蝉》，开始了《明月》，开始了《茶》……他尝试用这个时代小孩喜欢、能接受的，国际通行的项目课程的方式架构一条中国文化的启蒙路径。“可能许多人不会明白，其实这个课程完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即他的学习方式可以是西方化的，但是却格致了中国的东西。如果你还回到私塾状态，小孩多数是不会喜欢的。因为当下的高速信息化进程已不适合单一诵读。”

近年来，笔者也曾采访过不少学校的国学教育，一开始还会感觉到那种诵读的新气，但过了一段时间，所谓读经就变成了现在应试思维的附庸，成了功利化的死记硬背或德育教育。这也是现在读经、或弟子规饱受争议的症结之一：孩子们所学的东西即使再好，但经过知识主义的扭曲，和生活脱节。

“我们现在看民国教材，很简单。学生来了，说先生早，背背书，写写字。一天学的东西是很少的。然后一会儿就放学了。到田地里看一看，放放风筝，爬爬树，摸摸鱼……到了家，跟父母打个招呼。这都太自然了。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养育的方式跟内容完全是吻合的。”

如钱锋所言，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是田园庭院式的。而对大部分城市小孩，他们生下来就要住在“鸟笼”一样的公寓里。周围充满了噪音和污染，举目四望，一切都是不自然之物。——对于传统经典，不要说内容，甚至连韵律也要遗忘了（而且，从汉语生成学而言，语音本身也源于自然，这是另一个问题）。

“你可以说这是农业时代消失后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我们现在只能提供一种可能的中国文化启蒙课程架构，但物化环境还是很抽象的，毕竟，古典的物我相容道场，只能是教育的理想国了。”钱锋补充道。

在一种理想状态下，钱锋觉得，他的万物启蒙课程或许更适合在乡村、在南方某个有山有水有人住有田地的地方，一个万物葱茏生长的地方。上竹子课，竹子就在校园的庭院里拔节；讲蝉，夏天就可以听到鸣蝉，捡到蝉蜕；讲茶，抬眼一望，即是青山一片，十亩茶园。

“菊花也好，竹子也好，我们可以顺着季节种出万物给孩子看。我们去大地劳作，我们的厨房叫“四季厨房”，我们不会吃反季节的蔬菜……我们学习的校园一年是可以看到四季风景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四季周而复始，我们的课程也是这样，它是一个万物育化的过程。我很希望在这样的学校，一天天，一年年，大地歌吟，吟唱的是中国人的气韵。”

万物启蒙到底启蒙什么？

钱锋经常拥抱儿子。

晚上睡觉，儿子有时做梦惊醒，叫他，他便轻轻抱着他，很快又入睡了。他知道：“身体的接触是有力量的，这力量有温度，让人安定，是有些语言安慰不了的。”（钱锋博文《总是去安慰》）

万物启蒙有很多可以说的地方，但有一个地方却是“无言”。包括记者在内，有很多人可能都问过钱锋一个问题：万物启蒙到底启蒙什么？如何去判断一个课程的意义？

对钱锋，这是个无效的问题。他从没试图给万物启蒙下一个精准的定义，或者给出一个现在流行的标准评价。他喜欢王阳明的一句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传习录》）这个现在被批判为唯心主义的哲学或许倒恰好传达了万物启蒙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启蒙教育要给孩子这样一朵花：我没见到这朵花，这朵花却是开在我心里。这是造物无言却有情。

钱锋的少年时代长在农村。那时上学，几乎“无书可读”。有一次，老师借他一本唐诗宋词，说：“钱锋，你一个礼拜要还。”他觉得一个星期没办法读完，便抄书。抄着抄着，就把这本书背下来了。那时，他或许从没想过这有什么意义，“那只是无书可读的时代我只能做的事情”。当年，他并不知道抄书何用，若干年以后，他成了老师，便知道文化的根从少年时代的煤油灯下开始蜿蜒。

“是否真的需要一个评价机制呢？”钱锋反问，“现在并不需要急于求解这些答案。”

“我们是用西方那套评价体系在测中国的东西，如果这个课程是以西方知识体系架构的，那完全没问题。但你很难短时间测出万物启蒙课程的真正成效，因为这是东方文化的架构，是一个养育的课程，需要时间去磨砺。”

在去年结课的竹课程文学版块，他也讲到竹林七贤、讲到魏晋风度。在这个版块，钱锋大量引用了包括《世说新语》在内的原文讲课。“这些我们也要求背诵，但不强求。所以你会看见背诵表上会有几个空白，没事，你不想背就空着。但多数孩子还是能完成，一个项目我们大约能背二三十首。如果要测试，这是可以测出来的，但那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中国文化启蒙，对于六年级的孩子来说，用一张试卷测试，他可能只能填词造句，但并不代表没有其他。”他说，启蒙教育有一个跨越时空的意义，它是和人生阅历相关的，“一个六岁儿童，牙牙学语，读《静夜思》，只是一首儿歌。人到暮年，你只身漂泊异国他乡，突然想起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潸然泪下。启蒙是什么？在这里，是跨越半生的故国乡愁。这怎么测得出来？文化养育是浸到生命底色里的。”

在平湖市艺术小学做副校长时，钱锋也曾做过儿童阅读阶梯阅读书目。但聊起现在儿童阅读推广的热潮，他却说不敢再像很多老师那样振振有词了。

“我的童年时代到处乱跑。我是跟世界胡乱打交道长大的，我有一个跟万物交换能量的世界，丝毫没有现在所谓的公民素养、阅读素养。

“人的成长是不一样的。一个在海边捡贝壳长大的孩子，一个山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孩子，今后都可以成为谦谦君子。读了一大堆书，每天在书房弹钢琴的，也可能成为一个伪善者。这里面没有确然的关系。”钱锋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秘阅读史，在一个个偶然的机缘下发酵成一个个独特的人，普适的阅读固然是有，但没有一本书确定是适应任何人的。万物自然生长，阅读也是如此。”

如果说万物启蒙给了孩子一把走进中国文化的钥匙，钱锋认为，“剩下的就是他自己的机缘了。”

在万物启蒙启蒙课程中，选择物象和题材都非常重要。“我有一个基本观念：不会去穷尽某物，很多东西是没法全部教也没必要小学就教的。”再以《石头记》为例，他说：“我们不会讲西西弗斯的推石头。它在西方文化也是一个重要意象，但跟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若干年后，这个孩子到中学，如果他看到加缪的文章（注：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借用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神话描述了现代人面临的存在困境：荒诞），他会想到中国的石头：《女娲补天》的那块五色石、《西游记》的东海石猴、《红楼梦》的通灵宝玉……而我现在所做的启蒙会给他一种联系，但是否能够开启则是一种机缘。《易经》说蒙以养正，我始终相信，这正是靠他后来自己养的。启蒙只是给了他这样一种眼界，或一个世界的轮廓。”

钱锋还记得有一次去白马寺求佛珠。他问师父哪串好些，师父没搭理他。过了一会才瞟他一眼，说：“真要念佛，玉米串也是一样的。不要挑啊，有缘就好。”

回到教育，钱锋也顿悟这道理的相通。“人和天地万物一样，有时间有节令，原在一个缘字。你自己要开花的，开花结果便自有其时。”

本刊记者_杨军 姚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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