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学术年会综述

哲学研究进路的省思：今天我们如何做哲学？

——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学术年会在华东师大举行

2015年12月26日，由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经典与诠释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的学术年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此次学术年会以“哲学研究进路的省思：今天我们如何做哲学？”为主题，旨在就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现状、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的前景展开深入讨论。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杨国荣教授主持了年会并致辞。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以及上海社联学会处卢红青同志出席了本次年会。

杨国荣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回顾了哲学史不同的哲学进路，由此进一步指出，进行哲学的思考，在实质的层面展开为智慧的追求，后者首先体现于以人观之和以道观之的统一。以人观之意味着以进入人的知行之域的世界作为研究和追问的对象，并从人的现实存在境域和背景出发，以道观之则意味着跨越知识的界限，贯通存在的不同方面，把握世界的整体，追问人和世界中本源性的问题。在形式的层面，哲学作为以理论思维来把握世界的过程，又表现为“运用概念”的思维活动。哲学的思想凝结在概念之中，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往往通过新的概念的形成、提出而实现。对于今天的哲学思考而言，还需要回到存在本身，所谓回到存在本身，意味着扬弃分析哲学的囿于语言与现象学的本于意识，回到语言和意识之后存在的具体、现实形态。最后，做哲学同时涉及理论和经验、知识和智慧的互动。

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引用《中庸》所讲的“纯亦不已”，并做出了创造性的阐释。谢教授认为，所谓中国哲学，是用当代汉语思考和写作的哲学研究者所依凭的最基础、最纯粹的思维框架。中国哲学应该是“活的”，而用汉语思考就在不知不觉地运用、发展中国哲学。从语言角度来说，现代汉语是严重西化的汉语，依凭的是西方术语，而且最成问题的是汉语语法，可谓是削汉语之足适西语之履。

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也主张回到形而上学，因为在他看来，经过后现代化的冲击之后，精神本身的价值取舍缺乏一种形而上学的根基性的东西。但回到形而上学不是找原因，而是找方向、找目标，或者说，“向往”。“向往”有四个特征。第一，自主性，人是自由的才会有自由的向往和理想；第二，体现为人的资格；第三，体现为人的行为，这种行为首先要求有规则的限制，其次要求有伦理的支撑；第四，需要概念框架。总的来说，需要有一系列概念、框架来提出我们所认为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提出，西方主要从原子主义出发，最后得到的却是抽象的、普遍性、整体的结果，而中国哲学从整体主义出发，但其走向更多地是对日常人伦生活世界的观照。王教授认为，西方哲学是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而中国哲学的感知理性非常强，它能超越形式，甚至试图超越语言，有着非常丰厚的积淀。但哲学真正的反思是对前提性的反思，这种前提性的反思表现为哲学发展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颠倒。并且，一个反思理性丰富的哲学，应当表现为感知与反思两种理性基本对称。

在主旨发言之后，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的张庆熊教授主持了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赵修义认为，经过后现代的碎片化，学科分化非常严重，回到形上学非常必要。但是，重新恢复形而上学如何可能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针对赵教授的发言，谢遐龄教授认为，当实证主义、语言分析把形而上学解构之后，再想将其恢复困难重重。复旦大学邓安庆教授认为，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不再是那种认知性的、主客体关系的路径，唯一的可能是实践的形而上学，有必要回到康德实践的形而上学道路。东华大学贺善侃教授认为，哲学应该是面向生活的，应具有描述性与规范性两个功能，即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政治化倾向、实用化倾向、功利化倾向是如何认识哲学功能、如何做好哲学必须克服的三大错误倾向。华东师范大学贡华南教授认为，中国古典思想经历了从形到形而上、从体到本体的转变；他所发展的味觉思想试图破除视觉化所导致的人与世界的疏离。复旦大学李若晖教授主张，我们能够通过细读中国经典文本，基于中国自身的思想脉络建构哲学体系，而不必依凭西方哲学的框架。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教授就中国诠释学的构建提出两点看法：其一，重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之外西方诠释学传统，即注重方法论的诠释学传统；其二，重建经典诠释学。

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本次年会的讨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今天我们如何做哲学，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一个必须在做哲学的实践中用行动加以回答的问题。

（撰稿：钟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