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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砂医学流派传承工作室/顾植山 本文原刊载于《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年3月第30卷第2期 -------------------------------------- 内容提要：SARS的发生，使运气学说“三年化疫”的理论得到了完全应验；运气学说对SARS的临床辨证论治也具有很大指导意义。“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预测疫病流行的研究”课题所作近二年疫情预测，与实际情况也基本相符。实践证明，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时，采用多因子综合和从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可以取得较为准确的预测结果。 中医阴阳五行的概念都起源于对大自然气息变化的描述，其基础就是五运六气。中医“六经辨证”，其实就是“六气辨证”。从五运六气看六经，以往六经理论中的一些难题，大多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中医藏象模式的玄机，全在五运六气中。十二经络模式也源于运气学说，从五运六气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三阴三阳六经到配应洛书方位的八经到“足臂十一脉”最后完成十二经络系统的过程。本文认为，运气学说不只是在七篇大论，也不仅仅是疾病预测的问题，《黄帝内经》的理论基本建立在五运六气基础之上。需要用五运六气来重新认识中医基础理论的构架原理。 五运六气研究是中医药学术整理和发展的需要，目前对运气学说不存不废的局面已严重影响了对中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造成现代中医理论与传统中医理论间的严重隔阂。只要我们用科学的、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运气学说，相信可以使中医五运六气理论重放光芒，为现代防病治病及疫病预测作出应有贡献。 运气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运六气思想渗透到中医学理论的各个方面，曾长期指导中医防治疾病。古有“不懂五运六气，捡遍方书何济”之训，但也有医家对运气学说提出质疑，特别是对运气学说据六十年干支预测疾病的内容有过长期论争。近代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基本上把五运六气排除在中医学基础理论之外。2002～2003年发生的SARS，引起了中医界对五运六气学说的重新关注，学术期刊上讨论五运六气的文章骤然大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因势利导，连续召开了几次关于五运六气的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并及时启动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预测疫病流行的研究”特别专项课题。五运六气理论的存废，关系到对整个中医理论的阐述和评价，已不容回避。历史要求我们对运气学说作出一次总结性的认识和评价意见。 一、五运六气与疫病预测 （一）运气学说对SARS疫情的预见性： 1．《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中明文指出：若庚辰年的运气“刚柔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2000年为庚辰年，上半年大面积抗旱，气温偏高，下半年出现“水复寒刑”，正好符合《素问遗篇》描述的“刚柔失守”的特征。广东最早发现SARS在壬午年，北方大规模蔓延在癸未年，SARS按中医命名恰恰就是“金疫”。“三年化疫”的理论得到了完全应验。[1] 2．《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说，逢到“太阴司天之政”，“二之气……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2003年是癸未年太阴司天，二之气是3月21日到5月21日，北方SARS大规模流行的高峰时段与运气学说的论述基本一致。 3．对2003年下半年和2004年春SARS疫情的预见。SARS发生以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的专家认为：“SARS病毒可能在10℃～20℃时最活跃”，预测2003年“下半年非典还将卷土重来”；8月份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负责人也表示，SARS疫情随时可能再次暴发流行。但按运气学说则不支持疫病在下半年再次暴发流行的观点。笔者在2003年8月中旬完成的《疫病钩沉——从运气学说论疫病的发生规律》一书中明确指出：下半年“像上半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行不会再出现”，与春天气温相近的五之气（9～11月）时段“完全不具备运气致疫条件”；至2004年初，“稍符合SARS滋生条件”，但“再次暴发SARS疫病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亦微乎其微”，判断较大的可能是“散在发生”。[2]实际情况与运气学说的预测相符。 4．2004年4月北京、安徽两地出现SARS疫情，我们按运气学说进行分析后在预测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发生的SARS“只是散在发生而已，不必担心会有大流行。” （二）运用五运六气理论对2004年下半年和2005年疫情的预测 1．我们在2004年5月中旬所作对2004年下半年疫情的分析预测，认为2004年下半年“不具备发生大疫的运气条件，即使有人为输入性因素发生疫情，也不会引起大的蔓延。稍有可能发生的是11月份左右规模不大的流感或其他呼吸道传染病。” 预测报告认为该年三之气以湿热为主，若燥热则不正常；四之气的运气特点“最不容易发生疫病”，排除了夏秋之交常易发生的胃肠道传染病。 2．2004年底所作“对2005年疫情的五运六气分析报告”认为：2005年是疫情多发年，会有疫情出现；疫情规模一般，可无大碍；疫情规模虽不大，但“其病暴而死”，可能死亡率较高。三之气后需适当注意疟疾一类传染病；若气候“湿而热蒸”，需注意肠道传染病。 报告中原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疫情发生的时间主要在二之气，年初和年末亦需警惕。年初的疫情已有流脑应验，二之气气温本应偏高并易发疫情，但实际气温偏低，发生的疫情也较小。我们根据这一情况于5月上半月作出了“对05年下半年疫病预测的补充意见”，认为二之气的气候会导致三之气“炎暑盛行，风燥横运”，“凉风间发”，“燥极而泽”，气候变化剧烈（短时局部灾害为主，总体上无大的旱涝灾害），“民病寒热”，疫情的时段将延长。四之气若“湿而热蒸”，就易发生消化系统传染病。 卫生部发布的7月份疫情报告：霍乱67例，较去年同期（19例）上升了2.5倍; 流行性乙型脑炎1690例，较去年同期（1317例）上升28.32％.并发生了猪链球菌病和人间皮肤炭疽暴发疫情.部分地区出现鼠间及人间鼠疫疫情。丙类传染病居第一位的是感染性腹泻。 卫生部发布的8月份疫情报告，重点疫情霍乱116例，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疟疾也呈高发趋势。 以上疫情对照五运六气的预测，情况基本符合。 （三）用科学、辩证的态度对待运气预测理论 《黄帝内经》指出：五运六气有常有变，有未至而至，有至而未至，有至而太过，有至而不及，有胜气、复气之异，有升降失常之变，所谓“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不是六十干支的简单对应关系。过去有些人把五运六气看作六十干支的简单循环周期，仅据天干地支就去推算某年某时的气候和疾病，这样的机械推算显然是不科学的，是违背《黄帝内经》运气学说的精神的。古代有些医家反对的，正是这种胶柱鼓瑟的“五运六气”。其实《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理论主要讨论的是自然变化中的阴阳五行规律，这个规律是非常复杂的，多因子综合的，动态变化的，故《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强调“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举例来说，2000年是庚辰年，太阳寒水司天，正常情况下气温应偏低，但实际气温不低反高，是否是五运六气不正确呢？不是的。《素问遗篇》讲这是“升降失常”，上一年的司天阳明燥金未退位，该年的司天太阳寒水未迁正，故该年上半年的气候表现为燥和热。按照阴阳五行的动态变化规律，下半年易出现“水复寒刑”，果然该年11月份的月平均气温为20年最低。也正因为该年的运气属刚柔失守的不正常异气，所以才有“三年化疫”的变化，导致2003年的“金疫”大流行。 过去曾有人致力于寻找五运六气的气象数据，我们的研究表明，虽然气象数据与五运六气存在一定联系，但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规律。譬如，03年春SARS暴发时人们感觉天气寒湿，但平均气温不低反而偏高，这是因为冷热交替频繁的缘故。再如同样是夏天湿热，2004年夏天的湿热是正常运气，故不易发生疫情；而2005年夏天的湿热则是不正常运气，就容易发生疫情了。运气学说注重的是各运气因子间的组合序位及相互关系，而不是单一的气象数据。 大疫多有不正常的异气造成，故对疫病预测来说，分析不正常运气的状态比六十年常规时位的推算更为重要。 实践证明，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时，采用多因子综合和从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可以取得较为准确的预测结果。 二、从SARS看运气学说对临床辨证论治的指导意义 （一）从五运六气看SARS的中医病机 SARS病人的证候寒热错杂，燥湿相间，传变不按一般温病的卫气营血或三焦规律，使许多人在辨证时感到迷茫。从运气的角度分析，庚辰年刚柔失守产生的“燥”和“热”是伏气，癸未年二之气的“寒雨数至”造成的“寒”和“湿”则是时气，由疫毒时气引动伏气，燥、热郁于内，寒、湿淫于外，导致了SARS内燥外湿、内热外寒的病机证候特征。 大凡伏气皆病发于里，故早期便可见正虚阴伤。SARS早期即出现极度乏力，恰是伏燥伤肺的重要指证。笔者认为，若外感骤见极度乏力，多为伏燥伤肺所致。 一般将乏力归之热伤气津，但SARS病人多为青壮年者，初见发热，又无大汗，若云热伤气津而见极度乏力，于理欠通。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归纳病机十九条谓“诸气膹郁病痿，皆属肺金”，又云：“筋缓者，燥之甚也”，[3]指出了外感急性乏力与肺燥的关系。喻嘉言《医门法律》讲得更明白：“肺气膹郁，痿喘呕咳，皆伤燥之剧病”；“惟肺燥甚，则肺叶痿而不用，肺气逆而喘鸣，食难过膈而呕出。三者皆燥证之极者也”；“诸气膹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非属于肺之湿也。”[4] 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云：“虚燥从伏邪伤阴，阴虚生火，火就燥而成，病势较实火症似缓实重，用药必贵于补。如发于太阴肺者，……神多困倦，……咽干喉燥，气喘咳逆，或干咳无痰，即有稀痰，亦粘着喉间，咯吐不爽，或痰中间有红丝红点，……翻身则咳不休。”[5]所述与SARS亦颇相类。2004年安徽宋姓病人发病后仅轻度咳嗽，但体位改变即咳剧，表现为明显的“翻身则咳不休”。 我们采集了北京广安门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中医药治疗的两组SARS病例（分别为42例和72例），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3年7月编《中医药防治SARS学术交流专辑》中记录有SARS患者早期症状的全部病例进行了证候特点与运气相关性分析的研究。统计结果在早期症状中燥金类所占比例最大，为49.6%，其次为热火类37.0%，其它依次为湿土类9.6%，寒水类3.7％，风木类0%。这一结果与运气理论吻合。[6] 2003年运气主要因素中无风，该年北方很少沙尘暴，发生的疫病证候亦无风。天人相应，高度一致。 清代著名温病学家薛雪说：“凡大疫之年，多有难识之症，医者绝无把握，方药杂投，夭枉不少，要得其总决，当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气候之相乖者在何处，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药，虽不中，不远矣。”[7] SARS的发生，映证了薛氏意见的正确和五运六气理论对疫病辨证的重要性。 （二）运气学说对SARS治疗的指导意义 综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各地专家推荐的防治非典方案，对非典的热、毒、瘀、湿、虚诸端，考虑已颇周详，也有医家论及阴证寒疫问题，惟于伏气之燥多未注意，因而对肺燥这一重大病机的处理难中肯綮。 SARS是内燥外湿，《重订广温热论》谓“燥又夹湿之际，最难调治”[5]，故如何处理好润燥与化湿的矛盾，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不少人在治疗SARS时强调了化湿，但SARS的湿和寒是时气，是兼邪，为害轻而易治；燥和热是伏邪，为害烈而难平。晚清名医薛福辰认为：凡病内无伏气，病必不重；重病皆新邪引发伏邪者也。故SARS的燥热与湿寒相较，应以治燥热为主。伏燥伤津犹烈，故治疗时当步步顾护阴津。化湿时必须强调不能伤津，不宜多用香燥。 石寿棠在《医原》中提出治肺燥时需注意的“五相反”：“燥邪用燥药，一相反也；肺喜清肃，而药用浊烈，二相反也；肺主下降，而药用升散，三相反也；燥邪属气，……肺为清虚之脏，……苦寒沉降，阴柔滞腻，气浊味厚，病未闭而药闭之，病已闭而药复闭之，四相反也；气分之邪未开，而津液又被下夺，五相反也。”[8] 故在用药方面，退热时的辛散发汗，攻毒时的苦寒重剂，补虚时的滋腻厚味，均在避忌之列。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燥淫所胜，平以苦湿（温），佐以酸辛，以苦下之。”石寿棠《医原》认为：“苦当是微苦，如杏仁之类，取其通降；温当是温润，非温燥升散之类。”“辛中带润，自不伤津，而且辛润又能行水，燥夹湿者宜之。”[8] 可见运气学说对临床辨证论治具有很大指导意义，绝非无关临床的空谈。 三、运气学说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 过去认为，运气学说首见于《素问》七篇大论，是中医的疾病预测学。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运气学说不只是在七篇大论，也不仅仅是疾病预测的问题，《黄帝内经》的理论基本建立在五运六气基础之上。需要用五运六气来重新认识中医基础理论的构架原理。 （一）五运六气与阴阳五行 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就是五运六气。著名天文学专家陈久金教授认为，阴阳原本是天文历法上的概念。著名科学家竺可祯先生很早就提出:五行概念来源于天文。 仅据日光的向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对，不足以形成阴阳学说；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也产生不了五行学说。 中国古人由察日影、昼夜的短长，感受自然气息的变化而产生阴阳的概念。三阴三阳的划分是中医阴阳学说的一大特色。而构建三阴三阳理论的基础，正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学说。 中医学对三阴三阳的论述，始见于《素问·阴阳离合论》。《史记·历书》：“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9]说明三阴三阳六气的划分是对一年中阴阳盛衰变化的一种表达。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图示如下：（图1、2）
五行即五运。“运”和“行”都是运动变化的意思。东汉郑玄注《尚书·洪范》“一曰五行”曰：“行者，言顺天行气也。”《管子·五行第四十一》：“作立五行，以正天气。”可见五行或五运，是天体运行在不同时空方位的五类气息表达，后来衍伸为对自然界五种运动变化状态和性质的概括。 阴阳五行的概念都起源于对大自然气息变化的描述，是古代的自然科学模式。现在仅从哲学的角度讲阴阳五行是远远不够的。 阴阳五行的思想的历史悠久，早期的模型是河图、洛书。《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过去认为是神话传说，但出土文物证明古代确有其物，而且在黄帝时代之前已经形成。《史记·历书》：“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黄帝内经》的基本思想形成于黄帝时代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五运六气与六经辨证 教科书笼统地讲六经辨证来源于八纲，但八纲辨证产生不了六经理论。 作为辨证纲领的六经，并没有把热象最著或阳气最盛的病叫太阳病，也没有把寒象最重或阳气将绝，抑或传变到最里的病叫太阴病。且太阳主表，何以不联系主皮毛的肺卫而入膀胱经？太阴为阴之极，为何位西南而主长夏湿土？为什么不是最里的或最寒的或最严重的证候叫太阴？为何太阳不是与太阴而是与少阴相表里？等等此类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阴阳再分说所能解释清楚。 清·张志聪《伤寒论集注·伤寒论本义》在阐述六经时云：“此皆论六气之化本于司天在泉五运六气之旨，未尝论及手足之经脉”[10] 。 必须从五运六气在不同时位阴阳气的状态来理解三阴三阳。从五运六气看六经，以往六经理论中的一些难题，就大多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用运气理论解释六经辨证：风寒外感，何以先犯足太阳？《内经》云“风寒在下”，故风寒下受，寒又属阴邪，宜乎先犯位于东北的足太阳。而温热在上属阳邪，故温邪上受，宜乎先犯位于西南的手太阴。可见，从运气角度看，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是同一理论模式。 厘清“六经”理论与五运六气的关系，对正确理解六经辨证的概念，评估六经辨证在外感及疫病辨治中的价值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五运六气与藏象学说 中医藏象学说讲五藏六府，为什么藏取五数，府取六数？就是因为先有了五运六气的天文模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天人相应，于是才有了五藏六府。运气学说五运法地，六气法天，运五气六。藏为阴，故其数取五；府为阳，故其数取六。藏象模式的玄机，全在五运六气中。 六经与藏府的关系，太阳——膀胱，阳明——胃，少阳——胆，太阴——脾，少阴——肾，厥阴——肝，依据仍是三阴三阳开阖枢方位。（见图3） 为什么肝气左升，肺气右降？从阴阳离合方位图可以看到：“圣人南面而立”，左东右西，左春右秋，左升右降。肝应春气，必然从左升；肺应秋气，自然从右降。（由此也可以理解“春气升则万化安”、“凡十一藏取决于胆”、 “伤寒下不嫌迟，温病下不嫌早”等理论。） 对命门火与心火的关系，赵献可强调命门真火为人身之主，曰“人身别有一主非心也”； [11] 孙一奎恪守心主火说而谓“两肾中间动气……谓之阳则可，谓之火则不可”。[12] 其实，从六气的三阴三阳模式看，命门居肾间属少阴之位，少阴虽居正北而子午相应兼赅心肾水火，故称少阴君火。北方坎卦阴中之阳称“龙火”，即下降寄居于肾水中的心火。所谓“命火”也即此火，故命火与心火同源，并无牴牾。 （四）五运六气与经络学说 对于经络的形成，教科书认为：“经络学说是我国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不断观察总结而逐步形成的”，“经络学说的形成，可能通过以下途径①‘针感’等传导的观察；②腧穴疗效的总结；③体表病理现象的推理；④解剖、生理知识的启发”。并认为首先发现的是人体上的许多穴位，然后将这些穴位串起来成了经络。但现在全世界那么多人搞针灸为什么就不能发现经络？为什么那么多经外奇穴就没有串成经络？用这种西方人还原论思维的观点来解释经络的形成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 有人提出了经络可能是古人通过“内景返观”的方法得以发现的猜想，值得研究，但是仅靠内景返观，也形成不了现在这样的经络系统，因为我们从五运六气角度清楚地看到了经络学说从三阴三阳六经到配应洛书方位的八经到“足臂十一脉”最后完成十二经络系统的过程。 《素问·热论》描述六经传变，只涉及足之六经，不谈手之六经。经朱肱的发挥，更有“六经传足不传手”之说。后人对此多存疑问，不知其所以然。如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辩·或问》中说：“手经之阴阳，居人身之半；足经之阴阳，亦居人身之半。若谓传一半不传一半，则是一身之中，当有病一半不病一半之人也。天下之病伤寒者，不为不多也，曾谓有人如此乎？” [13] 但从阴阳离合为三阴三阳的方位看，就会明白为什么开始只有足六经了。 马王堆出土的医帛《阴阳十一脉灸经》中以三阴三阳命名的只有八脉．钜(太)阳脉、少阳脉、阳明脉、钜(太)阴脉、厥阴脉、少阴脉、臂钜(太)阴脉和臂少阴脉(其余三脉分别称作“肩脉”“耳脉”和“齿脉”)，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它给我们留下了三阴三阳与经络相结合的早期形态的痕迹。显然，原始的三阴三阳脉是足六经，名称上也不冠手足，以后加上了臂太阴和臂少阴二脉。为什么只加这二脉? 三阴三阳配八方，缺的是正南和正西。正南离心，正西兑肺，《阴阳十一脉灸经》所补恰好是臂少阴心脉和臂太阴肺脉。（见图4） 已故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曾指出：“运气学说是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渊源”；邹云翔先生说：“不讲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不了解祖国医学。” 五运六气研究是中医药学术整理的需要，也是中医学发展的大势所趋，目前这种不存不废的局面已严重影响了对中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造成现代中医理论与传统中医理论间的严重隔阂。 前人经几千年实践观察总结出来的五运六气理论，尽管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不一定完全精确，但毕竟是许多代人经验的积累，代表了前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水平。若随意否定或无视前人从数千年观察研究中得出的宝贵认识，绝不是正确态度。只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用辩证的方法去运用它，用现代科技手段去发展它，相信可以使中医五运六气理论重放光芒，为现代防病治病及疫病预测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顾植山. 三年化疫说“非典”[J]. 北京：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9（12）：1-3 [2] 疫病钩沉[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161 [3] 金·刘完素. 素问玄机原病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38，43 [4] 清·喻嘉言. 医门法律[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57-158 [5] 清·何廉臣. 重订广温热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15，16 [6] 陈曦，边永军，顾植山. 从气象角度探讨SARS证候与五运六气的关系[J]. 见：中医五运六气学说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等编，2004：10-18 [7] 清·薛生白.日讲杂记. 见：唐笠山辑.吴医汇讲[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5 [8] 清·石寿棠. 医原[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20，115 [9] 西汉·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260 [10] 清·张志聪.伤寒论集注[M] .见：张志聪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749 [11] 明·赵献可.医贯[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1 [12] 明·孙一奎.医旨绪余[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0 [13] 明·方有执.伤寒论条辨[M]. 见：伤寒论著三种（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99 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金资助（国中医药科非典专项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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