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2016/08/15生活的坏演员莉迪亚·戴维斯事实上，他是个坏演员，但他的表演中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他沉重的决心，他狂暴的感情。他的表情中显示着过去几个月里全部的伤害、耻辱和嘲笑。他正色说：“他们觉得我一文不值。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我自有计划。”阿尔文和我都在布鲁克林一家周报当排版员。我们逢周五上班。那是里根当选总统的那个秋天，报纸的每个人为此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并且心情抑郁。 老旧的灰色排版机上布满了划痕，它被放在厕所旁边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整天不断有人从厕所跑进跑出，我们耳朵里总是有冲水的声音。在我们在键盘上弯腰工作的时候，我们周围的软木公布板上钉着的一丛丛纸条不断加厚。潮湿的纸条上印满了铅字，等干了以后，它们就会被拼版的人拿走，变成报纸上的一栏栏文字。 我们的工作并不难，但它需要耐心和细致，而且我们总是有压力要工作得很快。我排的是稿件，阿尔文排的是广告。只要机器有几分钟不响，老板就会下楼来查看是什么拖延了我们。所以阿尔文和我吃午饭的时候也在打字，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时不时地也会聊聊天，我们都是悄悄摸摸的，眼睛越过机器看着对方。 我们都是蓝领工人。每次想到我们是蓝领工人这件事我都很吃惊，因为只需要一点点运气，我们也会是表演艺术家。我会拉小提琴。至于阿尔文，他是一个脱口秀喜剧演员。每个星期五阿尔文都会和我谈起他的演艺生涯和他的生活。
七个月以来他一直在一家知名的俱乐部试镜，不过毫无结果。最后经理终于心软了，给了他一个位置。现在他每周日凌晨会在一个奇早的时间表演五分钟，以结束一天的节目。观众有时候喜欢他，有时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要是经理偶尔让他表演到十分钟或是给了他一个早一点的时间，比如九点半，阿尔文就觉得他的职业生涯有了重大进展。 阿尔文无法描述他的艺术，只能说他不事先准备台词也没有常规套路，他不知道舞台上会发生什么，且这种无准备是他表演艺术的一部分。不过，从他对我说的几段独白来看，他的一些段子是关于性的—他讲了一些关于奶油和精子的笑话—还有一些是关于政治的，此外他还喜欢模仿。 他表演时通常不用道具。11 月份，在选举日的那一周，他在表演时头上戴了一块红、白、蓝三色美国标志的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方巾。不过，大多数时候台上只有他自己，就好像他的严肃的长脸是一副面具，或者他的身体是一具被上面牵着的线控制的提线木偶，纤瘦、松散，浮在地板上。他的姿态、他的沉默、他的秃头和他的着装让他显得很突出。他上台时穿的是和上班时同样的衣服：深色的正装裤，上身则常常是廉价的合成材料做的衬衫，白色背景上印着棕榈树或松树的图案。 我到办公室时，阿尔文通常已经在他的机器前坐着了，脱了鞋，他瘦长的鞋子躺在我的机器旁边。要是阿尔文心情不好，我们两个谁也没有什么话。要是他兴致高昂，他就会控制不住地不断从机器上俯过身来，和我说话。有时我在和他说话，他却只是目光空洞地看着我。之后他会对我承认他一连好几天都在抽大麻。 在排版机的滴答声中阿尔文告诉我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分开了。阿尔文的儿子不喜欢他的朋友，也不喜欢他吃的东西，并一再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和他见面。他对我描述了他的那帮朋友—一帮住在布鲁克林的素食主义者。他打算和这群素食主义者一起吃感恩节晚餐，圣诞假期则打算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他对我讲述他的旅行—去波士顿和新泽西某些地方的旅行。他想要我和他出去约会，说了好多次。我们去看了一次马戏表演。
他告诉我有一个排版员经纪公司一份活儿都没给他找到。“在你眼里我是一个有雄心的人吗？”他问。他向我抱怨我们办公室里的混乱，抱怨交给我们排的稿子写得很差。他说改正拼写和语法错误不属于他的工作。他激愤地说他不会做不是他分内的事。他和我都觉得我们的上司不如我们，但我们却经常被当作没文化的人来看待，于是我们的情绪就更强烈了。 因为阿尔文心地很好，也因为他对报纸的其他同事毫无保留，因为他的风格是掩藏他的真实自我，将自己呈现为一个搞笑人物，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但他也很自然地成了一些人攻击的目标：比如，制作部的经理就一直催他放快手脚并老是让他重排广告，还在他背后说他坏话。在这种刺激面前，阿尔文保持着受伤的骄傲。但比制作部经理更坏的是报纸老板一周里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楼上的办公室，但在出报日他会下到制作部来，和其他员工一起坐在凳子上。 他是一个留着红色小胡子、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穿着蓝色牛仔裤，法兰绒衬衣塞到裤腰里，激动起来身上会散发出一股除臭剂的味道。他总是走得很快，进出厕所比谁都迅速：厕所门刚在他身后关上我们就听到了头顶水箱的巨大轰鸣，然后他马上又从门后冲了出来。一周里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和他的员工有说有笑，虽然不是对我们这些排版员，他也会容忍他的人像漫画在墙上贴得到处都是，容忍厕所墙上关于他的评语。然而，在出报日或是报纸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会被一种灾难感驱使，对我们一个接一个大发脾气，用难听的话训斥我们，这时大家都一声不吭。除了这种待遇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的报酬很低，而且我们的薪水支票经常会被退票。楼上的会计老是搞不清楚报纸的钱都在哪里，而且她要用手指头来算数。 阿尔文受到的待遇最糟，而且他很少为自己辩护：“我以为你说的是……我以为他们要我……我以为我应该去……”他的每一次回应都会引发老板的又一轮攻击，直到阿尔文停下不说。我为他这么没骨气感到难为情。他担心会丢掉工作。但圣诞节过后他的态度变了。 假期里阿尔文和我都去表演了。我在一场《弥赛亚》选段的音乐会上拉小提琴。阿尔文是在附近一个朋友办的俱乐部里表演脱口秀，唱歌，一个人演了一整个晚上。演出前他给大家发了一张复印传单，上面印着倾斜的文字和一张他本人头戴贝雷帽的照片。在宣传语中他称自己“广受好评”。演出的票价是五元。我们的报纸登了一张广告，所有同事都对它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然而那天晚上到来时，报社一个人都没去看。 演出之后的那个周五阿尔文来上班时，有那么几分钟他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他的身上带着一圈名人的光环。但他说那天的情况其实很惨淡。现场只有五个观众。其中有四个是他的演员同行，第五个是他的朋友艾拉，她在整个脱口秀表演过程中一直在说话。 阿尔文将他的失败描述得绘声绘色。他描述了那个房间，他的主人朋友，还有他的朋友艾拉。他说了五分钟。老板也在和其他人一起听，但他变得越来越烦躁，越来越分心，他对阿尔文说还有工作在等着他呢。阿尔文退让地举起一只手，回到了排版间。 制作部的人回到了他们的凳子上，在纸页前弯下腰。我们的机器又开始轰响起来。老板匆忙上楼去了。
然后阿尔文停止了打字。他的瞳孔放大了，表情漠然。他站起身来，走了出去。他对整个制作部的人说：“听着：我有工作要做。但我还没有开始。我想先为你们表演一段。”制作部的大多数人都笑了，因为他们喜欢阿尔文。 “现在我要模仿一只鸡。”他说。 他站到了一张凳子上，开始扇动双臂，并开始咯咯叫。房间里很安静。制作部的人像一群休憩的鹭鸶一样坐在高脚凳的边缘上，盯着这只秃头的鸡看。没有掌声，阿尔文耸耸肩，跳下了凳子说：“现在我要模仿一只鸭。”然后他弯着膝盖并着内八字的双脚摇摇摆摆地走过房间。制作部的人一个个面面相觑。他们的眼神像麻雀一样到处闪动。他们稀稀拉拉地为阿尔文鼓起了掌。然后阿尔文说：“现在我要模仿一只鸽子。”他摆动着肩膀，脑袋前伸后缩，像一只求偶的鸽子一样打着圈大踏步地走。他成功地展现出了一只雄性鸽子那种炫耀的神态。他突然停下来，对他的观众说：“好了，你们就没有活要干吗？你们在这里傻坐着干嘛？这些活儿昨天就应该弄完了！”他头上剩下的那一点点头发向前伸着，就像通了电一般。他咽了一口口水。“我们就是这种东西，”他说，“一群傻鸟。” 观众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光秃秃的 12 月底的消沉，对于一个削弱的政府的恐惧，对它的压迫性的畏惧又一次压在了我们的心上。 这突然的沉默被对街教堂的钟声打破了。制作部经理条件反射地看了一下表。阿尔文的身体塌了下去。他转过身，回到了我们的小房间。他的后脑勺上都显示着挫败。 有那么一会儿所有人都无比惊奇地看着他。他重重地倒在了排版机前，孤独地，脸上冲刷着街上荧光灯的灯光，被刚刚的表演弄得筋疲力尽。他的表演不是那么好笑，事实上，他是个坏演员，但他的表演中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他沉重的决心，他狂暴的感情。制作部的人一个接一个回去工作了：石头桌面上，纸页响动着，剪刀咔嗒着，收音机响着，人们互相嘀咕着。我坐在我的机器旁，阿尔文抬起耷拉的眼皮看着我。他的表情中显示着过去几个月里全部的伤害、耻辱和嘲笑。他正色说：“他们觉得我一文不值。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我自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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