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新常态生活的和解及抵抗

    诗与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紧密相联。当下社会消费主义取代理想主义，社会生活进入到平静的新常态。诗与时代精神、个体存在的关系也悄悄发生位移，诗歌关注从人与世界的对立关系转移到人与自我的观照关系。 
华万里《我的母亲》、马行《阿尔金山之夜》、广子《礼物（或春天的会议）》这三首诗，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诗歌对当下生活的关联、和解与抵抗。诗在与当下新常态生活的和解中，也没有放弃它的反向运动，即诗对社会生活中的庸常成分的抵抗，指认“历史的终结”，就中国当下语境而言显然为时过早，但消费时代的庸常对理想的消解已成不争的现实。诗人面对日复一日的乏味的常态生活对诗歌的侵蚀，柔性反抗已经取代了以往的激进手法，这构成新常态生活诗歌精神的时代内质。 
    华万里《我的母亲》一诗，从主题上看属于一首悼亡诗。开首起句：“我的母亲，坐着马车走了”，这古典性的、带有怀旧意味的马车意象拉开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具有平静、内敛的唯美形质和伤感情绪。作者抑制住感情泛滥对诗歌表达精微的伤害，给文字背后的所指预留空间。母亲“被扬成一阵尘埃”，从大地的沉重中被命运的必然性“扬起”，诗人从淡紫色的梧桐花移情到母亲自缢的紫色伤痕，隐忍了尘世间不可克服的悲伤。作者进一步对母亲的死因做出了解释：“她承担不了生活的重和男人的脏”。生活压力带来的绝望，因母亲的“干净”使得沉重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在这里，“死”成为个体尊严和自由意志的拯救者。生活压力淘尽了一个人自我持存于世的信念。每一个母亲或者每一个人都难以逃脱这人类的宿命，但母亲之死尤具独特的讽世意味。“我只在梦中，一遍遍地/做她的儿子”，当母子的现实关系被解除之后，在意愿和情感上，诗人不停地确认着母子身份，表达自己对“美之死”的无奈与心痛。“我又看见母亲了/她在花间，淡紫淡紫地闪烁/或者轻轻地摇曳”，母亲已融为泥土、融为万物的普遍存在之中，突显出“我”在浮世上的孤独、留恋与悲伤。 
    马行《阿尔金山之夜》写一次工亡事故，一个仪器工人坠崖身亡，具有直击人心的现场感。马行这首诗题材上是一个工人之死，但他避开了类似一般打工诗歌的道德诉求或对劳动的抒情，意在呈现个体在死亡面前的精神。我们无法确认这个仪器工之死的原因是不慎失足还是自戕，“他头盔里留出的血/怎么看/都像月光”，“月光”是故乡、宁静的标志，这种意外之死终止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存在，生命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生命的各种可能性的结束。作者把一桩惨痛的死亡写得克制、内敛、冷静。这本是生活中并不稀少的事件，老班长“一会哭一会笑，一会又骂邱小华还欠他/两包烟”，把淳朴工友情谊表达得哀婉、低回，使之获得了动人的情感力量。 
    广子的诗《礼物（或春天的会议）》，朴素、平静，带有隐喻性质，对乌鸦（在中西文化中，乌鸦都是不祥之物）装模作样的“春天的会议”提出了质疑和嘲讽。作者拒绝装腔作势的修辞，呈现出诗歌写作的从容境界。诗歌写生活，本就是对生活的反思、观照和扬弃，并借助于此，收获一种与生活异质的属于诗的另一种生活，最终达成对庸常生活和世故人情的有限度和解。广子的诗，文字洁净，节奏舒缓，不让过度抒情伤害了诗的基质，这在当下诗人中是相当有特色的。广子在不急不躁、不紧不慢中坚守着自己的诗歌路径。 
这三首诗是诗歌进入“小时代”乃至于“微时代”的心灵呈现，诗歌形式由“重”转“轻”。当下诗歌放弃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宏大主题之后，转而朝向个体内心取索，当然人所能感觉到、思索到的外部世界，又都是被自我意识所统摄的，也就是说，这个外部世界之种种，无不是个人内心的外化，从这一点来讲，这些诗歌在缩回到内心的同时，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