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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作者：郑渝川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全国人文奖章获得者、耶鲁大学古典学与历史学斯特林教席教授唐纳德·卡根，该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好地继承了伟大的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之著史方式、最完美地再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全进程、最冷静地评析了这场战争之教训的佳作。一个伟大文明，被一场不理智且不具备战略意义的战争逼入到几近崩溃的困境，并且，随着战事的持久化、暴力冲突的长期扩散，“作为文明生活基础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都土崩瓦解”，这是书作者竭力想要传递给当代读者的警示。 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于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这是古希腊时期影响深远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使得古希腊文明由盛转衰，雅典从支配希腊乃至地中海地区的区域霸主沦落到仰人鼻息的弱者，事实证明，战胜者斯巴达明显担负不起雅典曾担负过的区域霸主的地位，整个希腊地区陷入空前的混乱，这为波斯、马其顿势力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当然，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被认为影响深远，不仅在于对当时的希腊地区作出了怎样的改变；也不单单是因为这场战争被修昔底德和色诺芬详细记录了下来，战事走向和其中细节可供后人参照研究；更因为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后世国际格局、地缘政治、大型战争的预演。 战争成为可能，自然是源自利益及价值取向的冲突。施行民主制的雅典缔造了自由联盟，对抗寡头制贵族统治下的斯巴达等伯罗奔尼撒诸城邦，却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联盟成员之上，形成了事实上的雅典帝国。这一帝国并不因为雅典的政体趋向于自由和民主，就减弱了其扩张性，恰恰相反，侵略成性的斯巴达也感知到了雅典势力不断压缩己方生存空间的威胁。卡根在书中意味深长地指出，斯巴达打响战争时，就给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口号：“为希腊人的自由而战”，表示要解放雅典奴役下的其他城邦。由此，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就不可能真正建立互信基础。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开战双方，以及卷入战争的古希腊其他城邦，对于战事持续如此之久并无心理准备，每一方都缺乏支撑长期战争的资源准备。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发起和回应战事的目的，其实都在于追求和平——由己方主导、对己方有利的和平秩序，但局势发展往往会超出政治家和将帅的操控。在这方面，两千多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不管是法国、德国，还是俄国、奥匈帝国，以及最初并不情愿参战的英国，都希望通过范围和烈度有限的战争达成谈判桌上无法达成的战略目的。但一战最终持续了四年，杀死了超过之前几个世纪欧洲大陆战争牺牲人数的公民。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公民因战死亡的人数累积起来，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相比当时人口），这也是开战时雅典人所未能预见的。 如果说开战之初，雅典人（包括伯里克利这样的政治家，以及一般的公民）尚保持着足够清醒的头脑，但很快，胶着的战事就祛除了人们的理性，伯里克利被罢黜并遭到处罚，雅典人此举是为了掩盖群体决策的不智，并推卸责任。在雅典，随着战事的持续，公民不免因为或怯懦或自负或其他执念，而反复拒绝缔结和平的机会，更为极端而冲动的政治军事决策在一步步耗损这个帝国的国力和在联盟中的信誉。当雅典人确立了对斯巴达的海战优势，并反复遏制了对方的陆战优势之后，一场灾难性的远征打响了，雅典人将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的文明成果葬送在了西西里岛。而这场战事在后来也被比拟为美国轻率发起的越南战争或者前苏联悍然入侵阿富汗。到了战争末期，雅典人泄愤处死了刚刚在一场战役中击溃斯巴达海军的八位将军，且没有遵照法律和正当程序，这成为雅典文明的巨大污点，也显露出长期战争让人不可避免地陷入丧失理智的危险之中。 从古希腊之后的古罗马，再到中世纪，以及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热衷回顾伯罗奔尼撒战争。如前所述，一代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通过对这场战争的研究，领略战略要义，把握战术要诀；而史学家则总是希望古今对照，映照出战争的非理性和易于失控，揭示不同时代战争的悲剧共同点。 十九世纪初期，拿破仑战败后，凭借维也纳和会确立了均势政治秩序（也被认为是威斯敏斯特和约体系的延续）；一战和二战过后，也分别建立了相应的国际政治秩序。在这些秩序之下，尽管大国执掌霸权，但并不存在一家独大的可能。不同规模和实力的国家依附于大国羽翼，大国纵横捭阖，发挥着仲裁和协调的作用。局部冲突频繁发生，更显大国存在的必要性，但大国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拖入危机，乃至一蹶不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令人着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战事之外的城邦外交，充斥着阴谋、诡计与算计，复杂程度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冷战期间中小国家的站队选择。 修昔底德曾感慨谈到，战争“是一个凶暴的教师，让大多数人的品格都堕落到当前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指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交战城邦不断践踏多年来达成的交战准则、默认规则（如不虐杀战俘，和平对待投降城邦平民等），不断刷新残暴的底线。狂妄是战争的助产士，而战争本身可能催生复仇和更大的暴虐，但也可能成为和平向善的动力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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