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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凡有文明，必有“礼”的存在。然百王之礼，至周而备。三百三千之仪，皆文王周公精神之所寓。故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在华夏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元圣”周公是最重要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总结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并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与此同时并注入“敬德保民”德治思想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这也是中华文明最耀眼的地方。周公居位涵德，鸿业著彰，其制礼作乐的大旨，其实正是要从制度上追慕尧舜之治，以期建设道德礼制为主要目的。诚如王国维先生在其《殷周制度论》所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周公之后，宗周礼乐文明在春秋战国之际遭遇了最大的危机，规范被践踏、秩序被破坏、德治被抛弃，礼乐失去了旧日的尊严与力量，成为了当权者夸示与享乐的工具。文武之道，礼乐之制此时已濒临消亡之际，中华文化很有可能像后来的罗马帝国那样在享乐、堕落和战争中消亡。而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一个存亡继绝的伟大人物出现了，那便是先师孔子。“至圣”孔子是周公之后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其贡献一是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和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经典文献；二是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之功，以期重建周代的礼乐文明。周代的礼仪、典章、制度取法乎夏、商并发扬光大之，非独是后世儒家心中孜孜以求的终极理想制度，更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成熟期。从历史上来看，宗周文明更始终是古代中国的终极理想和指导。诗书礼乐是周代的王官之学，又称古之四教，教育的权利掌握在王官手上，为当时极少数的贵族所独享。而正是孔子的“有教无类”，才打破了这种贵族教育，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平民教育的先河，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清华大学教授、国内著名礼学大家彭林先生也认为：
周公制礼作乐，成为华夏千古之规范，时虽变迁，然其主旨不变，其精髓已深入中华民族之骨髓；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2]。他正是看到了三代文化的精髓才会发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3]的感叹。《释名》云：“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与“仁”密切相关，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论语·八佾》篇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后来《礼记·曲礼上》所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器》“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此皆承袭孔子之意而来。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具备恭、慎、勇、直、知等品质固然很好，但还不完备，此即《论语·卫灵公》上所说“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人只有在各种品质之上再加上礼，这样才能算“成人”。故《礼器》云：“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对于个人来说，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准，故《冠义》曰：“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孔子称尧颂舜，寄寓着他希望在现世实行有如上古那样的仁德之政，以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4]的社会理想。孔子在史上首倡“仁者爱人”，又以“爱亲”为“仁”之本，正是呼应着三代之文化传统精髓，这也是儒家以上古文化传统为“历史基因”与内在理论的主要依据。由“仁”而“德治”，这个思想观念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主要政治理论，也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伦理。孔子继承前代思想精髓并发展之，使“仁”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规范，但又超越各种道德规范，成为各种德性的源头，更是“礼”的基础。通过其言“礼”论“仁”，具体来说就是以仁释礼、以礼节仁，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生活的自觉和人情日用之常。“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无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5]。到了孟子更把仁、义、礼、智作为人基本道德规范的“四端”，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必备德行之一。后儒王船山先生有论“礼者，仁之实也”，正可谓抓住了孔子仁礼思想之核心。所以，礼的教化作用是从看不见的地方入手，其禁止邪恶是在邪恶萌芽状态的时候，它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日积月累地弃恶扬善。《礼器》云：“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中国文化正是这样，抓住了人性的本原，启沃道德，行“德治”于无形。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自有相异，而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教人怎样去做一个人。把“仁爱”作为终极目标引领人类向善，以期天下之大同，这同样正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和愿景。 礼，节外而“治躬”；乐，节内而“治心”。 在中国文化里，和“礼”同样重要的还有“乐”。《乐记》云：“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仲尼燕居》：“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在中国文化里，礼和乐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在孔子的阐述中，“成人”的终极条件就是“文之以礼乐”，若无此限，则只能以一智一勇而称之。故“礼乐皆得”，方“谓之有德”。根据《周礼·保氏》、《大司乐》、《乐师》，《礼记·内则》、《王制》、《月令》、《文王世子》诸篇的描述，我们可知古人把礼乐作为教育的必修之课。《内则》云：“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悌，博学不教，内而不出。”《内则》此言，清晰的说明了古人礼乐教育的完整。 《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同时，在儒家看来，声、音、乐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分别对应禽兽、庶民和君子。乐的大节是德，这是有着严格价值取向的、道德教化功用的乐曲，故而“德音之谓乐”。 儒家极为看重“乐”对人的影响和教化，认为以君子之道作为主导的乐音有益于人类文明；而以满足感官刺激作为主导的乐音，会将社会引向混乱，孔子批评“郑声淫”就是这个意思。而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使人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这是入德之门，更起着教化之功。所以，在儒家看来，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是故“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6] 乐道通乎天人之际，与礼平行而治世。周公功成作乐、事定制礼，此“天地之和、天地之序”也，更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开端。周公之后的3000年不断延续了这种礼乐概念，使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礼乐文明之谓。在中国文化里，礼与乐，一体两面，都是德教之体现。《孟子·公孙丑上》：“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左传·文七年》：“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成公二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乐记》有“审乐以知政”，可见礼乐皆可知政。“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据礼乐而知政治德教，即使在百代以后去评价百代以来的君王，“莫之能违也”。《论语·子路》云“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中国史上，每“乐”失“礼”则弊，“礼”弊则天下乱。而在《乐记》里，又尤其说明“乐”对于人心和政治的内在作用：“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儒家看来，天下问题，归结皆在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民生，什么是情操，什么是美。“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7]这便是儒家所信奉的治理之道。儒家积极倡导礼乐的相互作用，正是从尊重人性和陶冶人性的功能方面，总结了人类精神文明进程中的一种无所行踪、且又不可忽视无可替代的渗透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核心就是道德教化。“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才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礼，讲的是秩序；乐，讲的是和谐。《乐记》云：
《文王世子》亦云：
中国文化就是这样通过礼与乐的相互配合作用，实现了秩序性与和谐性的统一。礼乐交互为用，正是这种教化之力，遂成中华文明于大成。华夏先民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高贵的民族基因，早已融入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礼乐文明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蓬勃而强大的生命力。 礼乐文明，乃中华文化之主题与肯綮，古代的礼乐制度被记载在三本书里： 一是《仪礼》（原名《礼经》或《礼》，《仪礼》之名是晋代以后始有。）。她用17篇3000多条条文，详细记载了先秦时期饮食起居、揖让进退的礼仪。这是礼之本经，更是中国最早的礼学文献，她蕴含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于其间，是研究华夏上古信息不可或缺的典籍。 二是《周礼》（原名《周官》或《周官经》）。宗周文明盛极一时，她记录了周代政府的六个部门——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典章制度，此“六官之纲”成为后世中央政府的框架基础。同时，《周礼》的“五礼”系统更是后世王朝礼典的原则。《仪礼注疏》云：“《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终始，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政大平之书。《周礼》为末，《仪礼》为本。”“《周礼》言周不言仪，《仪礼》言仪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摄政六年所制。题号不同者，《周礼》取别夏、殷，故言周；《仪礼》不言周者，欲见兼有异代之法。” 三，《礼记》。礼记，顾名思义，就是《礼》之记。《礼记》就是解释《仪礼》所未明和补充《仪礼》所未备，其多数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8]。她博采孔门弟子讨论礼制的文字，其许多文字牵涉到个人的修身，是三本书中至今最多有可取的一本。《礼记》最切近人们的生活，她离今人并不遥远。流传至今的汉儒所编《礼记》有二：《大戴礼记》据传是戴德编撰，计85篇（今残）；《小戴礼记》据传为戴圣所编，49篇。二人为叔侄关系，故世人称戴德为“大戴”，称戴圣为“小戴”。《礼记》和《仪礼》、《周礼》这三本书合起来，通称为“三礼”[9]（古人也曾有以此三礼加上《大戴礼记》曰四礼者）。《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云：“《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本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书附益于其间。……今士人读《礼记》，而不读《仪礼》，故不能见其本。”朱子关于《仪礼》、《礼记》关系之说，可谓精辟。 宗周文明始终是古代中国的终极理想和理论指导。在中国文化里，“礼”的内涵最广、产生亦最早，且包罗万象、无所不具。虽然周公“制礼作乐”，但站在学术的角度上，至孔子之时，“礼学”方得以形成。子夏、孟子、荀子继孔子之后而发皇，对礼学的研究趋向深入，使之更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对后世的礼学之发展定下基调。而战国之际，《三礼》的次第编撰成书，实是儒家为挽救“礼崩乐坏”的现实、振兴传统礼乐文明而所作的努力。此三者之间又有着严密的系统性，其内容主要是说的正是宗周礼乐传统。自秦汉魏晋以来，后世礼学者莫不以此为宗。三礼之中，《仪礼》乃礼之本经，《周礼》乃礼之纲领，《礼记》则为礼之义说。然《三礼》其文古奥，其事繁缛，为儒学其他经籍所不能伦比。加之以古制茫昧、经籍残缺；汉兴以来，各种注说又纷如聚讼。东汉末年，郑玄注《仪礼》、《周礼》、《礼记》，打通今古文，发明义例，去取谨慎，裁断得当。郑注三礼出，而各家注本尽废。“三礼”之名始得确立，此皆归功于郑玄出色之注，郑玄因之而为孔子之后礼学“不祧之祖”。三礼自有郑玄注，使人方能卒读。三礼之学，在整个经学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先秦典籍中的“记”与“传”，其实都是相对于“经”而言。晋张华《博物志·文籍考》：“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释名·释典艺》曰：“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仪礼·士冠礼》贾疏则定义“记”曰：“凡言记者，皆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除此之外，后世又有了“注疏”、“正义”、“集解”等注释体裁的名称：“注、疏”原本是两个概念，“注”是训诂字词，对难解的字句加以解释疏通；“疏”者通也，就是疏释文意，解注并解原文。这是始于南朝而兴于唐代的一种注解之名，亦曰“正义”。而“集解”则是汇合经传，为之而解，聚集诸家义理并断以己意，发微而成。 关于三礼的流传情况，大致是：秦皇焚书，《礼经》缺失。至西汉初，高堂生传《士礼》17篇（即今《仪礼》）。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得《古文礼》56篇，《记》131篇，其中有70篇与高堂生名同而文异。后来传授《士礼》的情况大致为：萧奋传孟卿、卿授后苍，然所传仅十七篇，所余三十篇曰《佚礼》；后苍说《礼》作《曲台记》，授戴德、戴圣、庆谱，二戴为叔侄，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庆谱授夏侯敬，数传至曹充，曹充传子褒。戴德授徐良，戴圣授桥仁、杨荣。戴德删《古礼记》（即孔门弟子所编）240篇，得85篇，曰《大戴礼记》；戴圣再删《大戴礼记》得46篇，是为《小戴礼记》。后马融复增益三篇，合为49篇。《周官经》为河间献王之时，李氏献《周官》五篇，惟缺《冬官》一卷，后以《考工记》补之。刘歆于新莽时始立《周官经》于学官，名为《周礼》。后来有贾徽、贾逵作《周礼解诂》，而卫弘、马融、卢植、张恭祖均治之，而尤以郑玄集其大成。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为东汉末年、也是汉代最伟大的经学家，史载其弟子数千之众。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唐贞观年间，列郑玄于二十二“先师”之列，配享孔庙。如前言，汉代以前，本无“三礼”之名，《周官经》、《小戴礼》本是与《礼经》相辅之书，而不得称之为“经”。自郑玄注三礼，“三礼”之名“遂一定而不可易”。[10]
东汉末年，凡说“礼”者，皆宗郑玄之注。自从魏王肃《三礼解》出，又作《仪礼丧服传》，专与郑玄立异。王肃，字子雍。东海郡郯县人。三国时曹魏著名经学家，王朗之子、司马昭之岳父。王肃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唐代时亦作为二十二先贤配享孔子。晋代说礼者，多宗王肃。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治礼学者，如徐遵明、刘献之、沈重、李炫、熊安生等人，谓之“北学”；而何佟之、王俭、何承天、崔灵恩等人，谓之“南学”。其间，尤以崔灵恩之《三礼义宗》为精。此际，一时门户之见纷纭。 再至隋唐，孔颖达出，摒弃南北二学之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其《五经正义》宗郑学，被李唐颁为经学解释之标准，中国经学历史上之从纷争到统一遂告终。略晚于孔颖达的唐人贾公彦之《周礼义疏》、《仪礼义疏》，亦宗郑学。《周礼》和《仪礼》的十三经注疏本就是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这是清代以前周礼研究的最高水平。 宋儒治礼学者，有张淳《仪礼识误》、李如圭《仪礼集释》、杨复《仪礼图》等，而其集大成者，实属朱子无疑。北宋之时，王安石独尊《周礼》，废黜《仪礼》。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因时而出，以《仪礼》为经，以《周礼》诸书为传，惟篇目不从《仪礼》。朱子之后，是书由朱子门人黄斡、杨复续成，此书实成于三人之手，但其观点却尽属朱子一人。此编可称为古礼之大观，其所诠释说解，亦较为详尽，为宋代研究礼学之集大成者，与陈祥道之《礼书》及司马温公之《书仪》互为表里，足备考索有宋一代礼学研究之全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中国经学史上，除了周公、孔子、子夏、荀子等先秦人物外，后世最具有典范意义者，非郑玄与朱子莫属。元明至清前期，礼学即以朱子为宗。 元儒吴澄作《仪礼逸经传》，汪克宽亦作《经礼补佚》，定为《仪礼逸文》，然其体例不佳。 以《仪礼》、《周礼》、《礼记》为代表的三礼之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及东亚、东南亚泛儒家文化圈的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唐宋以降，三礼之学式微，元明积衰，几成绝学。明清易代之际，学者激于时变，从儒学经典中寻求出路，于是一时礼学大盛。在此学术潮流蕴育之下，孙奇逢、陆世仪、顾炎武、张尔岐、黄宗羲等大儒发其端绪，遂揭开一代礼学复兴之序幕。有清一代礼家辈出，清季礼学之研究更是臻于极盛。清代经学的复兴，正是以礼学的兴起而发端，同时又以三礼之学的成就为最著。这其中，秦蕙田《五礼通考》可谓集“三礼”之大成；自胡培翚《仪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朱彬《礼记训纂》出，三礼新疏之学术价值，已超越前人旧疏矣。此实乃清儒巨大之贡献。 然需注意者，有清一代考据风盛，于文化整理上清儒诚谓集大成者，然与文化之新开创毕竟不可等量齐观。 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内容浩繁，除了三礼和研究三礼的著述的之外，历世的礼书（礼志）也相沿不辍、蔚为大观。后世比较著名的还有：唐萧嵩等编撰的《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唐杜佑的《通典》是历世礼典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凡二百卷；宋欧阳修编撰《太常因革礼》八十三卷，郑居中编撰《政和五礼新议》二百三十卷；金代张玮编撰《大金集礼》四十卷；明徐一夔编撰《明集礼》五十三卷，郭正域编撰《皇明典礼志》二十卷；清代来保撰《大清通礼》五十卷等。除此之外，礼乐制度在中国正统的历史体系中，更是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从《二十五史》中就可以看出：《二十五史》中，除了《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这八史没有《礼》、《乐》志之外，其余十七史均有之。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介绍制度史的时候，就把《礼书》、《乐书》放在首篇，并强调其对于社会功用的基础意义和基本价值。
《礼记·乐记》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儒家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礼乐教化为先，刑法为后，而行政手段则是推行教化的手段。在华夏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乐文明，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素养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决定作用。两千多年来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思想和中华文明的最根本支撑，在国家社会的总体发展中体现出其理论价值与核心作用，因之非但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更是中国人文精神最完美的体现。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诚如有学者所说：“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礼乐文明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而没有儒家，中华文明则就会是另一番精神状态。”而百年前的那场所谓“打倒孔家店”的闹剧，其目的则正是要“全盘西化”，这“对于孔子而言是一项冤案、对于民族而言是一项怀念、对于国家而言是一项国耻。”[11] 文化，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生命之所在，一个失去了自身文化的民族，所面临的注定将会是一个漂泊无根。 钱宾四先生有云：
—————————— [1] 彭林：《妇好偶方彝与青铜时代的礼乐文化》。 [2] 《史记·孔子世家》。 [3] 《论语·颜渊》。 [4] 《论语·公冶长》。 [5] 《礼记·经解》。 [6] 《礼记·乐记》。 [7] 《礼记·乐记》。 [8] 《汉书·艺文志》。 [9]需要区别的是，上古之时以“天地人”为三礼。如刘师培《古代之六经》云：“上古时，社会蒙昧，圣王既作，本习俗以定礼文，故唐虞之时以天地人为‘三礼’。” [10] 刘师培语。 [11] 陈立夫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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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像）
（美国联邦法院东厅入口处门楣上的孔子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