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都是他粉丝，大师如今来为中国城市病开药方！｜独家对话刘太格 他被尊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是他的超级粉，我们的主编大人因他规划了这样一座花园城市而致以由衷的敬意……没错，这位看上去自戴霍格沃茨魔法滤镜的老爷爷，就是全球规划界的泰斗、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刘太格先生。2016年7月22日，新都市圈生态未来城市峰会的现场，数百人心神不敢稍有错过，只为聆听他长达188页的PPT主题演讲。 “胖子”北京的瘦身套餐
《地产》：通州新城的规划一直为各界所关注，您怎么看待通州新城的规划和配套？ 刘太格：通州新城规划跳出了北京环形布局的圈子，是治理北京大城市病难得的机遇。因此，通州新城应不仅仅作为行政中心，才能充分利用这个规划理念带来的巨大机遇。 而一切规划的决定是从人口开始的，不同的人口规模要有不同的技术处理，才能将城市做好。因此首先建议做50年以上中长期的人口规划，当然，人口预计的数量偏高要好过偏少。50年后如果北京及通州新城的人口增长未达到预计数量也不是坏事，但如果偏少，则基础设施和交通配套将无法满足未来人口的需要。并且，大城市不断增长的人口不能单靠控制，而要解决好超大城市的城市病，同时将中小城市做得更好，才能吸引更多人口流向中小城市。 其次，现在的北京相当于一个体量4-5倍于常人的“胖子”，却依然沿用传统小城镇适宜的环路布局和尺度，交通和配套出现问题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应将其重新分成4-5个“身材健美”的人。即便没有通州新城，北京也有必要规划一些相对独立的“中大型”星座城市，缓解中心城区的就业和交通压力。每个这样的“中大型”星座城市中适宜200万-400万常驻人口，有商业、文化、体育、教育、研发等全部的综合配套，以及特殊医院和重点大学等，能够满足人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多种需求，又与中心城区形成互补。 如果星座城市未来人口的增长达不到预期数量，则可以推动新城镇化或城乡一体化，在其周边发展和建设70万-100万人口、功能基本齐全的中小型城市，有普通医院和技术学院等，以及15万-25万人口的卫星镇，具备服务和基础教育等功能。而城镇人口的规模决定了其功能上的差异性，因此，卫星镇可以到中小城市满足更多的需求，或逐级递增至中大城市，乃至大城市。 刘太格 新加坡规划之父、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 做一个没城市病的北京，梳理布局，显山露水 《地产》：在您看来，北京大城市病的症结在哪里？向周边区县进行产业的转移有效么？ 刘太格：如果北京的环路布局没有解决好，人口没有分布好，产业转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首先是每个城市或地区必须有其工业、服务和教育等配套，如果将工业向外转移，住在城中的工人就业会出现问题。同时，香港十几年前将工业转移到广州和深圳，如今有了新的发明却难以尽快实现和把握商机，使城市的发展非常被动。 因此，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先要改变文字性的规划思路，梳理好空间布局，规划星座城市。与美国华盛顿相似，环状放射形路网暴露的最大问题，是市区外围的车辆集中在几条主要的放射形干线上，车辆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了塞车。所以美国其他城市通常不做环状交通，而改作了弹性比较大的网格状布局，一条路塞车可以随时改道另一条。不过，北京的环路布局已经存在，梳理的办法不是用网格状路网简单地替换环状放射形路网，而是在不破坏现有环路布局的基础上，解决其暴露出的问题和缺陷。
《地产》：您认为一个好的城市空间布局应该是什么样的？可否举一例说明。 刘太格：“显山露水”就是一个好的城市空间布局。福州别名三山，城内山多、水系发达，然而20多年前，走在福州市内却看不到山和水，山景和水景被建筑所遮挡。于是，我们规划时开拓了山边和水边的城市空间，在山脚下和河边修建景观道，甚至在海边也打造一些景观通道，既满足交通功能，又兼顾景观优化。山、水、海和城市被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城市空间也显得更大且更美。 《地产》：您认为目前中国的新城规划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应秉持什么样的理念？这与您提到的明智的城市规划是否相通？ 刘太格：目前中国有些新城规划理念听起来有道理，用起来却致命，比如用地分区就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将污染型重工业或飞机场与中心城区分开是合理的，但过分的分割往往导致功能无法互补，以及交通成为城市发展的掣肘。 打个比方，现在中国不少城市的规划像在做一份西餐，居住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分区规划、功能单一，分别是一块肉、一份菜、一份米饭。而我更建议将肉、菜和米饭综合起来做成一盘“炒饭”，旁边可以加份甜品或汤。比如一个新城或新镇首先有居住用地，同时要有轻工业、商业中心、学校、就业和服务机构，以及地铁、快速路等交通配套，这些用地交错分布，功能多样化，是一盘人人皆可拿来吃的“炒饭”。同时，也减少了用地分区造成的交通拥堵和资源浪费，避免了城市无止境地新建桥梁和拓宽道路。 这也正是我提到的明智的城市规划：一边是人，一边是土地。前者是软件，与设计和技术相关，要讲究一定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后者则是硬件，取决于政策和战略规划，要有合理的价值观，并考虑会为人们今后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二者形成互补，又进行了高度的简化，将历史、家园和生态都考虑了进去，进而为人们提供宜居的环境，实现土地的可持续性。 《地产》：同样人多地少，同样是高密度，很多大都市看上去很拥挤，新加坡却为何被全球公认为宜居的花园城市？ 刘太格：高密度的新加坡常常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用地面积远远超过700平方公里（新加坡国土面积719.1平方公里）。事实证明这种空间上的“错觉”是一种功夫，也很有必要，说明巧妇其实可以做好无米之炊。关键在于有好的规划手法和技巧，合理的容积率和高度控制，以及棋盘式的城市功能布局等，这些是城市规划的教科书上所没有的，经过了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规划的实验室用数十年来证明，并且只有在土地国有化的中国能顺利实现。 比如严格的容积率和绿化布局，就是制造人少地多“幻觉”的功夫之一。具体到卫星镇和住区广场分别要有多大的绿化面积，绿地之间的合理距离为多少，以及马路两侧的绿地尺度，都有相应的技术数据和比例控制。可以说，好的模式固然重要，但质量也应控制得当。 而从密度控制和城市功能布局来说，高密度住宅如果是围棋棋盘上的黑棋，低密度的学校、绿化带和商场就是白棋。二者交错分布，绿化带保护了大学、体育场馆和老城区的生态环境，高密度建筑则无法成规模地“生长”，从而将极少的资源发挥出了巨大的效益。 《地产》：新加坡对古建筑的保护非常注重，您能否谈谈有哪些保护的措施？ 刘太格：新加坡除了开发，也同样保护历史街区和生态环境，甚至海底世界。保护的办法并不难，比如说制定衡量古建筑的标准，有了标准，要保留哪些古建筑就会有依据，对公众也好交代。即便有企业开发老城区，也要由政府来决定哪些建筑必须保留以及怎样保留。 比如凡是红屋顶的建筑都是永久性建筑，不允许拆撤和“改造”，只能“修复”。有了这层“保护伞”，洗过澡穿上美丽衣服的“灰姑娘”们重新焕发了青春和生机，城市的特色才会更加明显，社区的构成和历史的渊源也得以传承。 《地产》：在您看来，中国小镇的规划建设应走什么样的路，如何平衡产业和居住的需求？ 刘太格：新镇是城市基本的砌砖，如果每个新镇做的好，城市就会很宜居。以新加坡的卫星镇规划为例，住宅用地的比例大约只占45%，其他用地用来开发服务、教育和就业等各种功能配套设施。 如果新镇人口数量不够，还可将几个镇合并到一起，合并的办法是挑选其中一处地理环境好，或历史古迹保存较好的镇为中心，将其周边村镇综合起来，一些后建且没有特色的村镇则回归为农田。这样的村镇合并在成都市都江堰地区已见成效，由数十个成百上千人的村子集中成1万-2万人左右的镇，其配套、环境和就业机会也得到了相应的完善。 《地产》：您认为在中国的新城和小镇规划中，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或隐患？应如何避免？ 刘太格：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小国的经验怎能用于大国。事实上，治理城市病是城市的问题，从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来看，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国土面积约700平方公里）的大城市（人口约500万），规划量不亚于美国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国际大都市。 而新加坡最宝贵的经验是已经梳理好了规划原则，并将规划的每个项目数量化，这是最值得中国城市规划借鉴之处。比如中大城市人口规模应在200万-400万，具体到城市中两条平行的快速路之间最理想的距离应该是3-4公里，城市密度越高间距越小，如果城市密度低、车流量少，则间距可以在5公里左右，等等。 因此具体到操作中，技术并不是问题，体会和运用“对”的规划原则才能做出适合城市自身特色的规划。就如同语言中的文法用在不同的文学创作中，写出的作品也异彩纷呈。规划原则也是相通的，中国城市规划的“文法”梳理好，才能解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规划图纸看上去是“无辜”的，但一笔一划都要用钢筋来书写，从方案到钢筋水泥，再到城市建设，规划设计的责任可谓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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