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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正是知识分子悼亡和为知识分子悼亡的世纪，一方面知识分子们为过去的“自由时代”中那些王权、自由、传统的丧失而悼亡，一方面，则是一些“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消亡”或“背叛”而悼亡。后者，除了我们前面所谈过的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法国的朱利安·班达著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等著作。班达的著作写于上世纪20年代，雅各比的著作则写于上世纪80年代，从世纪开头到世纪结束，对知识分子的“悼亡”成了知识社会学界挥之不去的心结。 为何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班达就开始为知识分子“诵葬”了呢，因为当时的法国、欧洲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传统价值大面积流失、人心浮躁的历史阶段，其实那个阶段中国也一样，两国的知识界颇多相似之处，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法国知识界已不是当年的旧模样，而中国的知识界仍然是上世纪初那种“兵戈阻绝老江边”的状态，换言之法国人已经“城郭人民已半非”，而中国仍然是“山河风景原无异”。所以谈论当时的法国知识界，几乎也是谈论今天的中国知识界。 当年的法国、欧洲是什么模样呢？请让我用一点篇幅来引用班达的话，这些话简直就是对今天的中国的思想界与民众的描述。 “在今日的欧洲，已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激情所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激情同时感染……即使在拥有庞大人口的远东，看上去似乎与这些运动无关，也产生了旨在羞辱他人的社会仇恨、政党精神和民族精神。政治激情在今天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性。” “将政治激情凝缩为几个非常简单的仇恨并且扎根于心灵的最深处，这确乎是时代的一个战利品。” “民族激情还有一个深化现象，即各民族今天不仅要求在他们的物质存在、军事力量、领土疆域和经济财富中，而且要求在他们的道德本质中达到自觉……爱国主义今日沦为了一种精神形式反对其他精神形式的肯定。” 我不用解释，这些描述难道不是非常恰当地说出了当下中国人的精神本质吗？班达将这些愚蠢是混在一起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激情归结为两种意志：群体攫取世俗利益的意志，群体自觉追求特殊、与众不同的意志。在这种“激情四溢”的状态中，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当然是推波助澜，甚至是主动堕落——还有比知识分子更没有骨气，更容易堕落的阶层吗？ 首先是“知识分子接受了政治激情”，“绝大多数的文人、艺术家、学者、哲学家和‘祭司们’都加入了种族仇视、政治动乱的大合唱之中。”他们施展着政治激情、主动地与激情的民众共舞，他们努力成为一个“公民”，不再满足于书斋里的思考和袖手旁观，成了提起大刀冲锋陷阵的诸葛亮，并且他们为这种激情而自豪、“言词中充满着只对艺术或科学并且漠视城邦激情的人世间藐视。”一切全变了，以前是知识分子约束俗现实，而在却在为现实服务，这种服务现实的激情表现为一种可笑甚至可耻的判断，比如巴雷斯宣称：“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今天，中国满地都是“巴雷斯”。而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们另外一个特征是“仇外”，这是一种对“外人”的仇恨，它是对不“属于自己”的人鄙视，班达所说的这个特征，正确地点出了中国左派们的“死穴”。而爱国，则会引起知识分子人们的“眼盲”——拒绝相信在他们的祖国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秩序在指引着他们祖国的一切事物。在他们看来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于是将自己的精神形式等同于一种民族精神形式的意志，借以反对别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主义的煽动”一直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着迷。 其次，知识分子们把政治激情带进了知识分子的活动中。诗歌、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活动的领域，已被政治激情所占领、改造、决定。“现代知识分子用功利来规定正义。他们还用功利来决定美，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班达如是说。尤其是这一段话，无异于在抽今天的中国知识分了们的耳光：“惟有在当今时代里，我们才会看见形而上学家用自己的思想来吹捧自己的祖、贬低别人的祖国，并且用尽自己天才的抽象力来强化自己同胞们的统治意志。” 再次，知识分子利用他们的学说玩弄政治激情。这表现在他们推崇地个别的关注，谴责追求普遍的情感。结果就是，努力塑造自己祖国、民族的特殊性、甚至不惜为了现在的需要而刻意误读国家与宗教历史。因为利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暴力被煽动，仇恨在增长，不再承认普世价值，而是推崇自己缠小脚的道德，以鄙视那普遍的道德、普遍的真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赞颂的是联系实践，谴责热爱精神。这种倾向让知识分子赞扬那些上前线的人，并且自己亲自赤膊上阵，而那些理性地分晰，热爱公理与正义的精神，被他们所谴责。班达不无讽刺地说：“知识分子成了当今的战争部长。” 如果说知识分子禀持爱国精神已经够让人吃惊的了，那么，他们还要表现出对“强大国家”的赞颂，那就让人感觉不是无知，而是无耻了。一向，无知者无畏，也就无耻。班达认为，知识分子们要确证与理性权利相对立的习惯权利和历史权利；称颂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确证政治形式应该适应“人的永恒存在”。“他们对‘清洗’战争的赞美，他们对作为‘美德原型’ 军人们的尊敬，他们视‘暴力’为最高美德。”所以，好战成了爱国、成了高尚、成了民族价值，军人成了英雄与特权阶层……这势必让他们赞颂勇敢、推崇荣誉、推崇冷酷和鄙视仁爱，更可怕的是，他们带来一种新的宗教：成功的宗教。 “这就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人的态度，他们的作用本来是反对民族的现实主义，但是他们却尽一切所能坚决地煽动现实主义。这种态度，我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最后这样定义“知识分子的背叛”。背叛的原因何在呢？“所政治利益强加给所有的人；不断地为政治激情提供精神粮食；文人介入政治活动的欲望和可能性；他们为了名利双收必然替日益不安的资产阶级效劳；通过与资产阶级联合而日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身份及其虚荣心；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古代文化知识和精神操守的下降。”班达这样解释，我愿意原封不动地把这种背叛与背叛的原因送给一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尤其是送给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民众的现状。 那么，班达承认出知识分子是什么呢？“我以为重要的提，有这样一些人，即使大家嘲笑他们，仍然认为世俗的宗教是不适合大家的，而应该另作选择。”这些人是这样的，“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他们总是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虽然“他们也没有阻止住世俗大众让全部历史充满了仇恨和杀戮，但是他们阻止了这些世俗大众形成崇尚仇恨和杀戮的宗教以及因美化它们而具有的成就感。” 但是这样的古典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过去的记忆，因为有了这些古典知识分子，我们在数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却是崇善，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让大众并自己成为大众中的一员去行恶，并且崇恶。 我曾写过一篇《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死结》，我仍然保持我的观点，知识分子只应该在理论上廓清问题，在价值上倡导向真向善向美，但是，知识分子不能试图将自己的主张付予现实的实施，或者亲自去实施，当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一个行动者、实践者时，他就形成了对“知识分子”的背叛，遇到了“乌托邦死结”。这也是班达的观点、保罗·博维的观点、甚至是福柯的潜在观点。 永远做盛宴旁的一代，永远做一个旁观者，但是，却是一个看穿了人类历史与未来，洞悉了人世悲哀与悖论的悲悯者，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上帝的归上帝，凯撒野归凯撒，知识分既不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但也绝不站在凯撒的那一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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