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朋友和师生口中,他的称呼很简单——“让”。 他生于法国,长眠于中国。他属于两座城市,一座是巴黎,另一座是中国的西安。 在巴黎的让·德·米里拜尔,有着不一般的身世和经历。他出身于贵族之家,祖父是法国军队的缔造者之一,父亲是法国空军的飞行员,他的表姐曾任戴高乐将军的机要秘书。 让的前半生经历颇为坎坷。1940年4月,让在勒哈弗尔军营入伍,后在丰特奈勒孔特军官学校就读。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士兵,让一度被俘又获释。 二战结束后,他选择游历世界,前往不同国家,学习当地语言,并了解不同民族的信仰和生活状况。让刚到中国时曾告诉中国朋友,他在中学时期就有一个梦想——走遍全球,而最向往的国家就是神秘而伟大的中国。为此,他1969年来到香港,等待着能够踏上中国内陆的时机。 1976年7月,作为来华工作的法国历史学者,57岁的让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他本可以在北京或上海两座大城市工作,却选择了条件比较艰苦、地处西北的西安,在西安外国语学院(现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大学)教起了法语。 在这里,他有一间不到60平方米的房子,室内非常简朴,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时钟滴答滴答响着,旁边是让的照片,脸上带着笑容。 上世纪70年代,让在西安外国语学院。(照片提供 陆栋) 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教书第二年,让就提出不再领取中国政府发给的工资,只领取法国政府发给他的工资。他每年回法国一两次,每次都惦记着给学校捎点东西回来。学校第一批录音机、电视机都是他从法国带来的。他还经常为法语系添置图书资料。 “在大家还看样板戏的年代,他就把原版外语片带给我们。”原西安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沈友泰说。 中国的一切,似乎都对让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他写过一篇赞美中国人民的诗稿:“30年中我发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非凡才能,这是我一生之大幸。他们双手灵巧,思想独特,心灵中蕴藏着珍宝。” 工作之余,让经常跑到陕西师范大学查阅历史资料,从中国的老子、孔子以及中国人从历史到现在的生活方式、情感等,进行了多方位的学习研究。随后,他历时6年,完成了《明代地方官吏及文官制度——关于陕西和西安府的研究》专著,在法国出版后引起学界轰动。 让对中医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西安他结交了许多医生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然后以西方人的眼光,将中国传统医学写成了《简明中医学》《中国古代传染病》两部著作。许多人通过他的书,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被吸引来到中国参观访问和学习。 让经常说:“中国人热爱和平,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他在西安的家里,总是有很多朋友。这些人中,有学校的师生,也有普通市民。去他家的中国常客很多,许多人都有他家钥匙,单元楼对面的宾馆前台也有一把。要是他不在家,就嘱咐大家自己开门进屋。连他在巴黎的住处,也常是中国朋友旅法的第一落脚点。 多年来,让先后介绍40多名师生出国学习,并资助了西安不少医生去法国留学。他把自己在巴黎的公寓免费提供给师生居住,还说服法国政府官员,给留学的医生们提供奖学金。 同时,他家也是“法国游客接待中心”。在中国的几十年里,让无数次接待法国游客,充当义务讲解员和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讲座的组织者。秦兵马俑、大雁塔、法门寺、兴教寺、党家村等旅游景观,他一年要跑十几次。 1999年, 时任法国驻华大使毛磊专程来西安祝贺让八十岁生日, 并将亲笔题词“友谊”赠送给他。 (耿强 摄) 为表彰让在法中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1994年,法国驻华大使弗朗索瓦·普莱森代表法国总统将一枚拿破仑勋章授予让。让将它转赠给了西安外国语大学永久收藏。他说:“将这枚勋章永远保存在中国,让法中文化交流永远流传。” 人们叫他“乐善好施的洋教授”。让拥有一个“米睿哲中国爱心教育助学金”,用来资助山区的小学生。米睿哲,正是他的中文名字。 他对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对自己却很“吝啬”。他的汉语教师陆栋说,让经常吃一两天前的剩饭剩菜,穿着也极简单。 退休后,让一直居住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校给他安排了房子,并安排专人、学生志愿者以及与他熟识的老师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多年来,让一直坚持自己干很多事情,不愿意麻烦别人,直到临终前依然对志愿者们的帮助心怀歉意。 在行动不便之前的几年里,让每个星期都要换一些零钱,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他家里陈列的各种中国民间工艺品,都是学生和朋友们送的礼物,也是被他视为最为珍贵的财富。 2015年,让安详地去世。按照遗愿,让的遗体捐献给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法国驻华大使馆副领事费德这样评价:“让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扎根于西安,不仅捐献遗体,更是把精神留在了中国。” 在他去世后,西安外国语大学雁塔校区为他立下一块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纪念碑,碑的正中镌刻着“耕耘友谊”四个大字,右上方镶嵌着让的头像。 他的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是满满的温暖回忆…… 本文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张忆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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