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台湾在内陆展出的红山文化藏品。
（续）
在1996年至2006年的十年间，杨伯达先生写下了为数众多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涉及史前玉器文化的绝大部分论著已经被收录到《巫玉之光》一书之中，此外还有关于翡翠的研究，水晶的介绍，宋至清代玉器文化的概述，古玉介绍，传世古玉辨伪综论与鉴定方法，传世古玉辨伪的文献考察古玉文化与玉学理探讨，玉器风格鉴定，由此可见作者的知识面之宽，涉及范围之广。当然，这其中最见学术功底、最具理论色彩，最能代表他玉学实践与对史前玉器认识水平和思想原创的成果，主要还是关于玉学理论的见解和《巫玉之光》一书中收录的诸多文章。杨伯达先生2001年3月撰写的《关于玉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的探讨》一文，是国内外最早最系统关于“建成玉学这一崭新而又古老的学科”的最重要的论述，这篇文章集中整合了国内外关于玉器学科建议的各种设想，从玉学的范围、基础、目的、方法几方面分别思考，全面介绍了玉学理论框架的基本论点，包括玉石分化、玉石界定、玉的三大版块、昆山玉路的形成、玉瑞信、玉宝藏、玉泉货、玩玉、玉敛尸、玉德学、藏玉等十三个论点，标列了玉学与相关学科的20个门类，初步构思了一个新兴学科的基本框架。这种构思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对微观玉器、专题玉器、断代史或通史式玉器的研究，拓展了人们对玉器艺术史与文化史整体功能效应的视野，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它对玉器学科的建立与推动产生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它的深远影响将随着时日变化、社会进步而愈见显著。
2005年出版的《巫玉之光》一书，是我国史前玉器研究最新的思想成果汇集。该书按照综论、专论、地域、总论四大结构划分，总计收录他2003-2004年“非典”期间连续写作的19篇史前玉文化的文章，加上地域编的5篇，玉之美探微1篇，序文一篇，合计26篇。其数量之多，创作速度之快，涉猎的范围之广和其对中国传统玉文化的热爱程度，长于思索著述的勤奋态度，这对于一个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感动，令人钦佩。他在《巫玉之光》序文中写道：
“2002年末至2003年初……在这抗非典的二三个月内，我率先写成了《玉神物解》(2003年4月27日）（以下时间均为笔者注）接着撰写《玉巫像辨》（2003年5月6日）、《“一目国”玉人面考》（2003年5月12日）、《玉神器说》（2003年5月9日）、《中国五大玉资源的探讨》（2003年5月18日）、《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论》（2003年5月26日）、《“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2003年5月29日）、《中国古代玉器探源》（2003年6月7日）、《中国玉的文化内涵及其定义》（2003年6月29日）、《玉之美探微》《关于玉琮王“凹弧痕”的思考——探讨早已泯灭的玉卜兆与玉契刻》（2003年5月7日）、《鬼玉考》（2003年7月4日）等论文。为了9月25日下午举办的奥运论坛的玉文化论坛，又撰写了《巫·玉·神泛论》（2004年2月24日）、《玉傩面考》（2004年3月17日）、《史前玉璧名实辨》（2004年6月12日）、《史前和田玉神灵论》（2004年3月15日）、《巫·玉·神简论》（？）、《巫·玉·神整合模式论》（2004年5月13日）等6篇……这19篇有关史前玉文化论考性的文稿，都是按照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原则，力争以古文献提供的可靠史料和信息为依据，以破译二十余年来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疑团。”
经我们对照书中的具体篇目，发现写于2003年6月3日的《“玉石分化”论》未列入他所说的19篇之中，而列入19篇文中的《巫·玉·神简论》一文又没有收入书中，有的在书中的篇名也发生了变化，可知他在“非典”时期所写的文章可能还有未被统计者。然而仅仅凭着这19篇文章，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一个年过七十五岁的老专家，在短短的两年之中，闭门造文，覃思写作，一下子向社会贡献了这么多的玉器认识和心得，这是在一个人心浮躁的年代，贡献的是远离当今生活几千年以前的信息与知识，这需要多么大的理想信念和静气定力啊！“为文是静中一业”（唐·韩愈语）。他耐得寂寞，放弃休养时间，象这样的写作速度和深度，不用说是老年人，就是中青年专家学者，恐怕现在也罕有其人可比吧？我有时常作苦思冥想：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如此孜孜以求？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为探索中国的远古文明而发愤钻研？思考的结果是两点：一是珍惜生命的黄昏时光；二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两者的结合导致了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著名学者在他的古稀之年焕发出活力四射的青春气息，感召和鼓舞着我国广大玉器研究人员应该时不我待，忠诚学术文化事业，为创造新时期优秀的社会文化竭尽努力！
《巫玉之光》是我国史前玉器研究史上一部令人景仰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散发出的思想光芒，足以让我们认真思索其精神蕴含，远不是在短时间就可以完全消化理解的，对于这本书的学术成就，我们将单独成文予以评述。本书对史前玉器功能的破解，他宣称“只要我们认真把握玉神物和巫以玉事神这两点”，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可以说是抓住了史前玉器的关键命脉。他把中国万年玉文化的发展道路归结为“巫玉——王玉——民玉”的论断，是一种历史过程的提升，极其简洁精炼，形象生动；也是从神本、人本到民本的飞跃。（杨伯达语），他对古玉文化基因的分析，将其归之于石之美、神物、瑞符、珍宝、德五大方面，认为是中国古玉所独有的，与西方玉定义相比也是中国玉定义的特殊面。他提出的玉石分化、五大玉材产地、玉石之路、玉文化板块论、玉器探源、玉卜兆、“瑶琨”考、齐家文化和田玉问题，和田玉的地位、鬼玉考等一系列观点和论证，丰富了中国史前玉器的研究内容，扩大了中国史前玉器的概念范围，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玉器的价值意义的认识，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研究的方向和途径。这些，就是杨伯达先生对中国玉文化作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
四、启示：杨伯达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从1956年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工艺美术史的学习和研究以来，杨伯达先生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已经走过50个春秋岁月。他在30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学术事业，起点不可谓“少年英雄”。按照我们的划分，以1992年为界线，可以把他的学术生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结束时，杨伯达先生65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这一年他还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为国际名人，也算是功成名就了。但是如果罗列他这时的学术贡献和业绩，以几本图录的编纂和二十多篇概述性论文实属平常。与杨伯达先生退休以后“退而不休”继续作出的贡献相比，1992—1996年的15年间，杨伯达先生在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和推动玉器学科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极其显著、令人赞叹的学术成果，可以用“数量众多、领域广泛、思想深刻、见识远大”十六字来形容。这些成就不仅使他可以跻身我国玉器研究一代宗师的地位，更可以使他“国际名人”的身份真正名称实至，众望所归。自然，这些名望、头衔并不是我们所十分关心的，我们所思考的是：国内研究玉器的人何其多矣，为什么是杨伯达而不是其它什么人最后成为阶段性集大成式的人物？那么在杨伯达先生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品质使他实现了常人难以逾越的质的飞跃？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培养人才、优化社会成才环境、造就更多的学问大家来说应该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事情。
1、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杨伯达先生长期在故宫博物院从事业务和管理工作，在这所国家级博物馆里，因为要经常接待重要外宾，举办重要展览等实际需要，使他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和要求，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故宫里拥有众多的专家学者，他们言传身教，对杨伯达先生产生很大影响。作为文物学家，最重要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把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的大量文物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有效途径。故宫收藏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类珍品文物，办展览，编陈列设计大纲，写解说词，出版图书录和书籍，都要与具体文物打交道，结合工作实际有针对性的研究文物，并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里进行考察，就容易获得成功的结论。我们从杨伯达先生早期从事玉器研究取得的成果，诸如仿古玉、宫廷玉器、春水玉与秋山玉，乾隆帝玉器观等等，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为了深入实际，他不仅通过巡回文物鉴定到各地了解资料，而且带着学术课题到各种考古工地调查。1998年他到江苏居容丁沙地调查小梅岭玉矿藏，2002年曾远赴俄罗斯贝加尔湖边的玉矿了解“俄玉”，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他对玉材的认识。
2、实物联系文献的研究方法。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既要重视对文物本身的研究，更要注意从历史文献中寻找依据或参考。有不少考古专业出身的人，因为田野工作忙碌，往往忽视文献，或者只把文献当作点缀。其实，中国的考古文物，往往是中国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的折射反映。在杨伯达先生的玉器研究中，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玉器研究是他一贯坚持的做法。正是对古代文献作了深入的学习和掌握，才使杨先生的许多文章思路开阔、立论准确。他对金代“春水、秋山玉”的研究，他对古代玉材五大来源的分析，他对玉器神物的看法，无不来自于历史文献记载的支持。同样，利用考古出土的具体形制的文物资料，也使他对一些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而获得更多的研究心得。
3、艺术史论联系现代工艺发展的视野。有的艺术史研究人员擅长艺术史论的归纳和描写，但常常缺失工艺制造、技术发展的内容。杨伯达先生长期从事工艺美术文物研究工作，深知艺术品、工艺品产生的过程实际上是技术、制造的过程。所以他十分重视古代玉器生产的技术变化，并为此撰写了有关砣机发明意义，对石砣、铜砣、钢铁砣的产生作了大胆推测，他还与现代从事玉雕生产的技术人员进行切磋，了解现代玉雕技术变化，并对一些年轻的玉雕艺人给予鼓励，希望他们在复原古老工艺方面作出探索。杨先生的文章由于文史见长，工艺并茂，他的知识面比较丰富，知识结构合理，具有工艺美术的基础，使他容易融汇贯通，所以论点比较鲜明，论证比较厚实，也容易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
4、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的包容心态。杨伯达先生的文章里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大气和霸气，这来源于他的自信和跳跃性思维判断。在他看来，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他除了表示存疑以外，有时也很果断的提出看法。在他的研究中，经常会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成果。象玉石之路的研究，他更多的是吸取了有的学者1984年玉石之路的观点；象玉为鬼神食品的看法，则是接受了藏振的说法。关于玉神学的研究，于锦绣的文章给了他很多启发。这种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的包容心态，使得他的玉器研究得以后来居上，无论是思想体系还是理论框架都远远超出一般拘泥于微观研究的人视野，成为一个集大成者。
5、实事求是，勇于改错的科学精神。对史前玉器的研究，属于学术前沿的工作。限于资料、见闻、史才与史识的差异，要求研究人员每一篇学术文章都百分之百的结论准确，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幼稚天真”。尤其是象杨伯达先生这样一位从晚期宫廷艺术史领域转入史前考古领域的学者更是如此。作为考古学研究，需要的是一种逻辑性思维，它根据实物证据结合文物记载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进行合理演绎、推理；而艺术史的归纳总结，在一定逻辑关系上，允许存在相应的形象思维。所以在杨先生的一些文章中，就出现了不少属于推论性的、跳跃性的思维结果，有些文字用词也比较新颖，与史学家的用词不尽相同。这些形象思维带来的某些具体结论得当与否当然有待客观事实来检验，可它们是一种思想的火花，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探索过程出现的偏差与失误，杨伯达先生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实事求是的修正这些已被证明或容易引起歧义错觉的错误。此如在“玉石之路”的论证上，他就明确承认了自己观点“存在欠缺”。又比如玉神物的研究，他承认过去对先秦文献不熟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重视了《越绝书》中“夫玉亦神物也”的记载（见《巫玉之光》58页），这种追求真理，不咎改错的科学态度是史学家应有的可贵品质。
6、善于归纳提高，勇于突破创造。杨伯达先生的玉器研究文章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论证未必最为严谨，结论却是石破天惊，合乎逻辑，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不同的学术视野决定了不同的文章类型。有的人善于在微观处着眼，有的人长于在宏观处用力，但只要是能够繁荣学术文化，我们都应该充分肯定。要提倡学术文章学者化，同时也允许学术文章平民化，还应该允许学者平民化，平民学者化，这样才是真正的科学和民主，才能实现“百花齐放”。杨伯达先生文章的长处就在于他善于归纳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学术敏锐性。你如果硬要求他去做繁琐的考据文章（事实上他也开始这么做了），并运用八股式的学理性语言来表述论证结果，其实就是一种“扬短避长”。我们从杨伯达先生这些年从事玉器研究获得的一些认识心得分析，应该说它极大的丰富了玉器研究的内容，开拓了人们的时空视野，这种思想上的启蒙意义，作用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
7、勤奋钻研，刻苦学习的强烈事业心。这些年，我们人常常可以看到杨伯达先生行色匆匆，不辞辛苦的在国内外奔波。作为一个老人，作为一位长者，作为一名专家，杨伯达先生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就是视学术为生命。正是勤奋与刻若，正是利用一切社会资源来扩大玉器文化的影响，繁荣文化研究，才使他在提高学问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玉器研究会的工作。他是玉器文化的宣传者，鼓吹者，也是玉器活动的倡导者，实践者，更是玉器研究的推动者，玉器文化学科的建设者。他的虚心向学和“有教无类”，又使他身边团聚了一批追随者。在我们热烈祝贺杨先生八十华诞的喜庆之际，衷心地祝福他身康体健，思想常新，继续带领大家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玉文化学科而努力奋斗。（安徽省文物局
张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