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断裂的灵魂：土耳其的身份观与时代困惑

断裂的灵魂：土耳其的身份观与时代困惑

张 虎

    【内容提要】土耳其的民族、文化身份一直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人们认同于“伊斯兰”。在凯末尔改革时期，他们又把自己称作“西方人”。长久的“伊斯兰”与“西化”二元对立身份认知模式使土耳其饱尝文化冲突之苦。纵观土耳其的历史得失，以及全球化时代东方之国的处境，土耳其将长期处于“无所适从”的忧伤之中。

【关键词】  土耳其  身份观  伊斯兰  文化杂合

 

1996年，亨廷顿在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土耳其在未来将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论断是客观而中肯的。可是，为什么土耳其将会“无所适从”？为什么土耳其无法将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为一？对于这些问题，亨廷顿没有交代，也没有深究，这是一个有待于探索、追溯的诠释空白。

一

伊斯兰与西化主义的文化冲突是土耳其“无所适从”的主要原因，这是大多学者都认可的观点，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众所周知，早在奥斯曼帝国衰落前，土耳其就开始引进、学习西方的战术与武器装备。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923年）后，又实施了持续30年的西化改革。遗憾的是，近百年后的今天，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依然在路上。是什么对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形成如此大的阻碍？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韩国等国家已经成功实现了现代化，成为欧、美各国经济市场的强力竞争对手，原因何在？美国政治评论家丹尼尔·派普斯( Daniel Pipes)与马丁·克雷默（Martin Crame，）答道，是因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文化在本质上的对立，两者无法达成和解。这种说法恐怕很难令人满意，唯一的贡献是刺激了伊斯兰各国的反西方情绪。       

近些年来，文化冲突问题在土耳其大地上愈演愈烈。当大学里的知识女性纷纷戴起穆斯林头巾时，总统埃尔多安( Erdogan)与最高法院形成对峙、互不相让，底层民众爆发的游行、抗议活动更是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当温和的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成功地执政五年后，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的选举竟然招致100多万人的反对，世俗制度的维护者——军队——也虎视眈眈地声称要再次发动军事政变。2006年，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Orhan Pamuk)“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织的新象征”。帕慕克1972年开始写作，30多年来，他在自己的“故乡”——伊斯坦布尔，抑或其他土耳其城市——发现的始终是东、西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织”。由此看来，土耳其的文化冲突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当代亟待解决的文化难题。

二

伊斯兰与西化，说到底，是个身份问题，即一部分人坚持伊斯兰的传统身份，一部分人渴望获得西方的身份。然而，身份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意志化的标志。人不仅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政治权力的产物，人们的思想、信仰、认知模式并非横空飞来之物，而是来自于权力知识结构的型塑。   

在福柯看来，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座到处充斥着规训、惩罚与监视的“全景式监狱”，在这座监狱空间中，权力主宰者所创造的知识成为话语真理，顺从、遵循这些话语与控制系统的人就获得了正常的身份，而那些“不顺从的身体”就会被排挤到社会边缘，成为“疯子”和“精神病者”。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的规训与惩罚中，人们认识自己与他人的方式也被权力知识所同化，协助权力者进行着“自制式”的教育与监禁。在此基础上，生命政治( Bio - politics)操控了日常生活、建筑、话语等所有的空间世界，实现了真正的自动化流程运作。回眸一下土耳其人的身份历史，这一问题或许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理解：

    1．关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身份认同。土耳其人即突厥人，一个尚武、虔信的民族，伊斯兰教是他们缔结的核心，加上长期的东征西讨，使他们无暇思考“我们是谁”这一哲学问题。于是，民族、血统等问题被搁置，伊斯兰成了他们的唯一身份，正如著名土耳其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 Bernard Lewis)所说的：“土耳其人一向把自己主要作为穆斯林来看待的……土耳其人曾经如此地把自己和伊斯兰教完全等同起来，以致使得土耳其民族这一概念无法显露出来。”后来，他们创立了自己的信仰帝国——奥斯曼，然而，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的信仰是每一个土耳其人认同自己的唯一方式。在他们看来，人分两类：穆斯林与卡菲尔（即西方基督徒），而穆斯林的天职就是以伊斯兰教拯救西方的卡菲尔，将“战争园地”划入伊斯兰的园地。依照福柯的理论，伊斯兰教便是奥斯曼帝国的权力统治者，卡菲尔与穆斯林的划界便是“划分性实践”的结果，它严重禁锢了土耳其人认同自我的方式。更何况，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身份认知模式持续了近600年，它深深地影响、渗透了土耳其人的心理与行为，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灵魂疾病。

    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末，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传人奥斯曼帝国，被相应译作“瓦坦”( vatan)与“米莱特”(millet)，当苏丹大帝在境内推行“瓦坦”与“米莱特”时，广大下层民众根本不知他们的苏丹所云何物，勉强将其理解为“乡村广场”和“宗教团体”，但这已与“民族”、“国家”观念的本意相去甚远。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凯末尔领导的独立战争时期，当时的军官根本不知到底应该以什么名义号召广大士兵奋勇杀敌，以伊斯兰的名义号召则违背了凯末尔的本意，以土耳其的名义号召则令广大士兵头晕目眩，因为“Turks”在当时是一个贬义词，意为“乡巴佬”。这是两个讨论土耳其人身份的经典例子，它们准确地诠释了土耳其人对伊斯兰身份的虔信式认知。

    那么，是否在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后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呢？1967年，弗雷德里克，弗雷( Frederick Frey)对土耳其的农民身份认知问题进行统计，结果显示：除了一些高校学生外，大部分农民都拒斥土耳其这一身份，只承认伊斯兰教；1968年，瑟立夫·马丁(Serif Mardin)再次对伊兹密尔一家名为Sümerbank的工厂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只有50%的人自称为土耳其人，而自称穆斯林的竞达38%（数字待核）；当被问到他们如何称呼社会上的其他人时，52%的人答道“宗教兄弟”，36%的人答道“祖国同胞”。土耳其人对伊斯兰身份的认同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凯末尔时期的身份认同。在凯末尔执政的16年中，土耳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俗化改革。为了消除其最大的知识竞争对手——伊斯兰教——的影响，凯末尔实施的是彻底、专制、激进的西化改革：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被废除，清真寺被拆毁，宗教学校被关闭，阿拉伯语言被废止，宗教媒体、报纸机构被查封……这场改革可谓暴力、血腥，就像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所描述的：“这不是对城市的重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从本质上说，西化改革与奥斯曼时代的伊斯兰教没有什么区别，皆是生命权力的统治者，皆是“划分性实践”的践行者、“疯癫”与“愚昧”的制造者……或如土耳其学者伯纳兹，筒普瑞克( Binnaz Toprak)所说的：“在土耳其，世俗主义是决定进步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启蒙与反启蒙、革命者与反动派的坐标轴”。在世俗主义统治者的注视与监控下，每一个土耳其人必须像西方人一样生活，像西方人一样思考，穿着西方人的服装，听着西方人的音乐，说着西方人的话语，迈着西方人的步伐，甚至连做梦也做着西方人的梦。一旦有人胆敢提出异议，就会遭到严厉的规训与体罚。一次采访中，奥尔罕·帕慕克说：“在土耳其西化后，这个国家的下层——那些保守的、贫穷的、未受教化的、低下的阶层（这些人在土耳其到处都能见到）——对现代化的日常生活中缺少宗教信仰的要求提出异议……他们想保留传统式的生活。现代化过程中有些人做这样的事情是很正常的。然而土耳其政府和许多部门的回应却是攻击，将他们的文化看作低劣落后的文化，而不是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理解他们失去过去的痛苦。”

    30年的西化改革是土耳其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每一个土耳其人始终无法忘怀的一层文化身份。更何况在军队政变的威势下，没有人敢于忘记他们的世俗身份。就这样，在凯末尔的激烈变革中，世俗二字深深烙印于土耳其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他们心中第二层根深蒂固的身份。客观地说，在今天的土耳其，至少有一半人更为认同现代的文明与生活。在政治外交上，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现在，它也更加渴望加入西方人的集团——欧盟。

    关键的问题出现了，即当今的土耳其人到底认同哪一种身份？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发生了真正的“民族分裂”：一部分人认同世俗之路，坚持做文明的“西方人”；一部分人怀念着曾经的帝国辉煌，希望做纯粹的“伊斯兰人”。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身份认知模式是针锋相对的，而非相互交叉的：在“伊斯兰人”的身份观中，西方是必须被征服的“卡菲尔”；在“西方人”的身份观中，伊斯兰是必须被剔除的耻辱与愚昧。于是，两者势不两立、难以杂合，汇成一条文化冲突的血腥河流——梅内门事件、伊兹密尔总统谋杀案、托钵僧叛乱、伊斯兰大百科全书事件、头巾风波、频繁发生的军事政变……身份的僵化认知让土耳其饱尝文化冲突之苦，也使他们对“文化杂合”的美好徒有临溪羡鱼的无奈，根深蒂固的身份观让他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同胞、亲人。土耳其前总理奇莱尔、德米雷尔都曾说土耳其是“一个从西方延伸到东方，从欧洲延伸到中国地区的一座重要桥梁”；帕慕克也说：“我想成为一座桥梁，它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文明，它有机会站在两种文明之外观察这两种文明”。然而，土耳其的激烈文化冲突在短期内是难以平息的，这也很难成为“文化杂合”的证词与注解。这就是土耳其“无所适从”的根本原因——灵魂的分裂。

    三

    帕慕克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土耳其没有必要为拥有两种精神而担忧，或两种文化、两个灵魂，精神分裂症可以让人变得聪明。”每一个土耳其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精神分裂症”，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乐观主义者，灵魂的断裂让土耳其人感到切肤的痛苦。不必说奥斯曼文化的死亡，也不必说东方历史权利的丧失，单就土耳其踟蹰于历史路口、丧失了建构新的民族空间出路的悖谬处境，就让他们不得不感到无法承受的痛楚。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忧伤来源于一种特殊的缺失，即在新生儿脱离母亲子宫时母子亲密关系的缺失，虽然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关系的人早已不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早已将他们内在化，以至于我们分不清他们与我们的关系，最后我们与那些离我们远去的人、物变成同一件事物。在土耳其，奥斯曼便是这难以割舍的文化之根，它在土耳其人的内心深处如同生母般的亲密。然而，在世俗化改革中，土耳其人亲自将它一毁而空。在某种意义上，土耳其人也是在毁灭自己。此外，奥斯曼帝国残留的遗迹、碎片在土耳其随处可见，时时提醒着曾经的辉煌、如今的衰败以及他们的子孙所做的一切。在当今的土耳其境内，忧伤之景对忧伤之人，忧伤之人对忧伤之景，这不能不让每一个土耳其人感到深深的“呼愁”。

翻翻人类的历史，几乎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东方总是陷于沉默之中。当土耳其选择西化时，也就选择了放弃创造历史的权利。所谓“西化”，即是对西方的模仿，原创者只能是西方，在此过程中，人类的辉煌就成为西方的辉煌，人类的历史就成为西方的历史，如果非要提到东方的话，那么它紧跟着西方的指引向着西方的未来前进。然而，在西方之路上，东方什么时候才能赶上西方？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有一天东方能够与西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会让东方永远落在西方的身后，因为这是西方之路，不是东方之路。曾经主宰过历史沉浮的奥斯曼子孙如何能够忍受如此巨大的悲痛？况且，西化的弊端——阶级分化、拜金主义、贫富差距、通货膨胀、道德沦丧等——早已在土耳其的土地上蔓延开来，而这一切又是他们的安拉曾经所嗤之以鼻的撒旦迹象。   

西化之路不行，伊斯兰之路又如何呢？当土耳其人对理性之路感到失望时，伊斯兰复兴的星星之火正成为一场燎原之势：葛兰运动、努尔库运动、苏菲教团、繁荣党的执政、伊斯兰教育、传媒与杂志的传播……可是，他们又何尝不知，这不过是对西化弊端的一种情感发泄，历史——奥斯曼的衰落——已经证明伊斯兰教救不了土耳其。于是，当代土耳其踟蹰于历史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在弗洛伊德看来，让一个人变得忧伤的缺失不必是一位亲人、情人，失去对未来的憧憬同样让人感到忧伤。西化改革失败了，伊斯兰之路也希望渺茫，在时代的交叉路口，土耳其丧失了建构新的民族空间的出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无所适从”。

    四

    如果说东、西方道路的双重失落让土耳其感到迷惘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深具帝国意识的民族共同体，生活在一个被“敌人”所统治的全球国度中，默默地忍受着权力话语的羞辱，以至于失去了方向感、不知所措，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囚牢之境”了。何况，“文化杂合”又是如此的虚妄、无力。这一切将土耳其抛进历史的绝望尘埃中。

    弗洛伊德声称，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个黑色的自我，它受无意识的摆布，渴望“主”一般的中心地位，意欲控制、统治、消灭他人。但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种中心意识不是个体性的，而是集体性的，因为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子孙，帝国情结在每一个土耳其人的内心深处都是根深蒂固的，15世纪的记忆让他们永远渴望着横跨欧、亚、非幅员600万平方公里。其实，只需反省一下近百年来土耳其民族的所作所为，这一切就会迅即变得澄明：主张西化的凯末尔实施改革之初衷可不是为了追随卡菲尔，而是为了赶超西方文明！主张伊斯兰化的宗教分子更是鲜明地将矛头指向了欧洲，甚至将心中的愤怒化为恐怖主义行动。要知道，让帝国陷落于17世纪的罪魁祸首可是西方人！在这一点上，西化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实现了真正的“异曲同工”。这就是深埋于每一个土耳其人内心的帝国意识——奥斯曼意识。它无处不在，不可抹除，是土耳其人的动力之源——无论如何，复兴曾经的光荣；也是土耳其人的痛苦之源——帝国已逝、唯留记忆，它的唯一目标是超越西方，这也是它唯一的、最大的敌人。

    然而，如何战胜自己的敌人——西方？对土耳其人来说，这是个十足的难题。当今时代的所谓“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化”这是许多学者将今天命名为“后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原因。在西方之路上，土耳其人必输无疑。在东方之路上，他们同样看不到什么希望。那么，为什么即使必输无疑，土耳其人仍然如此地执着于西化，抑或伊斯兰化呢？答案是，为了缓解疼痛。在当今时代，西方不仅主宰了世界的话语空间、建筑空间、知识空间，同时也垄断着人类认知自我的方式——精英论。在如今的身份价值观中，富足者荣、贫贱者鄙，富裕、现代、高楼大厦是进步的代名词，贫穷、保守、古老清真寺是落后的标志物。而那些下层人，不仅懒惰、平庸，对社会贡献甚微，还拖了人类进步的后腿。在此逻辑中，东方成为一块不值得关注、怜悯的黑暗之地。那么，土耳其人还能做什么呢？超越西方！这是西化者们给出的答案。虽然他们深知这是一种虚妄的做法，但不这样做就要面对西方人给予的无声的但却刻骨铭心的侮辱。有时，他们觉得西方的态度过于傲慢（1987年土耳其申请人欧，在20年后的今天依然被拒之门外）——这让他们感到愤怒，也让本土的现代化进程大打折扣。有时，他们又默认自己的愚昧与野蛮，虚伪的民主、平等、“爱拼才会赢”的口号总是招摇过市，这让每一个文化边缘者感到头晕目眩。在这种情状下，一些人决定不再忍受这样的侮辱，而是以仇恨、报复取缔超越与模仿。他们就是土耳其的伊斯兰分子——“伊斯兰解放党”、“真主党穆斯林”、“大东伊斯兰袭击者阵线”、“伊斯兰圣战组织”……其实，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深知这不过是一种自欺与逃避，不仅因为奥斯曼之路遥不可及，同样也因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被西方身份价值系统所同化。在回归安拉的圣路上，他们一边对持西化主义的同胞们不屑一顾，一边侧目觊觎着西方文明的昌盛，矛盾的心境让他们永远达不到庄子般的“逍遥”。

    此情此境下，“文化杂合”似乎是土耳其人唯一聊以自慰的东西了。然而，这更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计划。抛开其实现可能性之渺茫不说，单就“文化杂合”概念本身来讲，这是一种过于被理想化的童话叙事。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 Homi Bhabha)，在他看来，东方边缘文化可以通过对西方霸权文化的模仿，从而达到对于西方霸权地位的颠覆，或是与西方霸权的折中和解、混杂。也就是说，在颠覆主体文化霸权之前，作为一位边缘文化者，首先要做的是对主体文化进行模仿，最后才能实现边缘文化的主体化。不难看出，文化杂合有着浓厚的西化色彩，是一种温和的西化主义。以被称作“文化杂合作家”的帕慕克为例，虽然他总是说着“一体二魂”、“桥梁”等“杂合”之语，但在一次采访中，他居然公开声称：“我是一个西化主义者，我为西化的进程而高兴。”那些世俗政府的领导人也一样，手里握着西化的文件，嘴里谈着“文化杂合”的未来。再者，文化杂合又不等于东方文化精髓与西方文化的优势的结合，恰恰相反，当东方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时，必然接受西方文化的缺点与瑕疵，亦如刘易斯所说：“有那么一些人，满怀希望地谈论着要形成一个包括东、西两方面的最好成分在内的综合体’。这是一种妄想——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通常都不是以经过挑选的最好成分的结合而告终的，反倒是以无论好的、坏的以及不好不坏的各种不同成分胡乱杂在一起而告终的。”那么，土耳其人为什么仍如此执着于“文化杂合”呢？自欺，阿Q，抑或讨好西方？或许只有土耳其人自己知道。

    这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奥斯曼文明已经逝去，奥斯曼意识却依然存在，东、西方道路的希望渺茫，新的民族空间出路又在哪里？思想上被他者的话语所占据，心灵上却发生着本能的拒斥，目标只有一个（即战胜西方），脚下的道路却无一条……试问，面对如此多的悖谬、忧伤，土耳其怎能不“无所适从”？

   《世界民族》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