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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疏证》七 阎文第八：言左传载夏日食之礼今误作季秋 日食之变，为人君所当恐惧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谓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为灾，其余月则为灾，为灾之尤重者则在建巳之月焉，盖自冬至一阳生，至此月而六阳并盛，六阴并消，于此而忽以阴侵阳，是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则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周家则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虽各有四月六月之别，皆谓之正月。正月者正阳之月，非春王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礼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其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礼，在周之六月，继即引夏书，以证夏礼，亦即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为夏之四月，可谓反复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礼之一大验乎？而伪作古文者略知历法，当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于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礼夏家正未尝用之于九月也。是徒知历法而不知夏之典礼也。或又有曲为之说者曰：夏质周文，故礼亦异，不知古代典礼有从异者，亦有从同者，有当革者亦有当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礼也。即以上文遒人以木铎循人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师旷所引夏书之文乎？考之周礼，小宰之职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循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周之正岁即夏之正月，同为建寅，同循以木铎，此非二代同礼之又一大验乎？噫！作古文者自谓博考经籍，採摭群言而往往博而或不能精，采百或有时漏一，故多所留破绽，以来后人之指讥。吾安得起斯人而面问之哉！ 按巳月之为正月不特见左氏，已见诗小雅，所谓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当之，其繁霜何足为灾异哉？正阳日食为古所尤忌，亦不特见左氏，又见诗小雅集传，苏氏所谓纯阳而食阳弱之甚，十月纯阴而食，阴壮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诗人以为亦孔之丑是也。其说皆与左传互相发，故并著之。独怪胡安国传春秋于庄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从左氏正阳之义，而反远引胤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礼，若以凡日食即当然者，岂诚以左氏为浮夸，而以古文尚书为真合夏之典礼也耶？ 又按仁山金履祥通鉴前编曰：兵法莫整于胤征，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也；莫仁于胤征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也，莫勇于胤征曰威克厥爱允济也。此武之大经也，愚请得而证之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此出荀子君道篇，所引书曰（韩诗外传作周制曰）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是整乃见于荀子也，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此出易离卦上九爻词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是仁乃见于易也，威克厥爱允济，此出左传昭二十三年公子光曰：吾闻之，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是勇乃见于左传也，凡晚出之古文所为精诣之语，皆无一字无来处，独惜后人读书少，遂谓其自作此语耳，譬之千金之裘，徒从其毛而观之，未有不爱其白而且粹者，苟反其皮而观之，然后知此白而且粹者非一狐之腋之力，乃集众腋以为之也，晚出古文何以异此哉。 又按左氏引夏书，虽云日食典礼，未知的在何王之世，故刘歆三统历不载。后造大同历者始推之为仲康元年。唐傅仁均等又以为五年癸巳，疑皆因晚出书傅会为此，犹刘原父七经小传谓诗皆夏正，无周正。自郑笺十月之交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后造历者于幽王六年酉月辛卯朔果日食矣，疑出于傅会，卓哉，特识可尽扫一切，余谓此二事颇堪作对。 又按：姚际恒立方曰伪作古文者改夏四月为季秋月朔，意谓夏与周制异，若然，则太史引证不合，平子这头当折之矣，何为噤不一语？瞽奏鼓三句逸书原谓急于救日食，非怠惰不救填入，殊不相合。 一、阎谓 日食之变，为人君所当恐惧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谓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为灾，其余月则为灾，为灾之尤重者则在建巳之月焉，盖自冬至一阳生，至此月而六阳并盛，六阴并消，于此而忽以阴侵阳，是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则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周家则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虽各有四月六月之别，皆谓之正月。正月者正阳之月，非春王月之月也。 何按 ①国史之三皇五帝，一直存在于传说中，无确切历史文献或考古材料作根据。史家一直把夏作为我国人文初基，既称初基，一切尚在草创，典章制度绝不如后世完备，故孔子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论语·八佾》）。《礼记·表记》亦有：“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於民，民未厌其亲。’”子又曰：“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所谓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之说，夏初不必有。《书·洪范》为后世数术家所宗，亦只论五行，不说阴阳。其五行，亦只论五种元素之作用，不论生克。《连山》易是否出于夏，尚存疑问。八卦之爻，乃天地水火山泽风雷之线形文字表述，亦为二进制0、1之元始表述，所谓阴爻，阳爻，阴阳家出始赋名。阎氏所谓“二至二分之月，或不以为灾，其余月则为灾，为灾之犹重者则在建巳之月焉。”其说夏初不能有。以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为夏日食之礼，夏初不能有此文饰。就《胤征》之文而论，分明是指斥羲、和未能及时预报天象，以致引起官庶混乱，朝野不安，为胤征出师之由。所谓太史引夏书证夏礼，不过是太史托古立言之说。 所谓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不过是乍见日食，人皆惊恐，以为大灾来临的应急反应。不仅刚走出洪荒之夏初人会如此反应，即使近代，不仅在乡村，面且在城市，遇有日食月食，人称之天狗吃太阳，吃月亮，而击鼓敲锣，无锣鼓则敲击木梆，铜制铝制面盆等，并大声呼噪，驱赶天狗，以救日、月。 ②仲康日食，为吾国最早之日食记录，亦为世界最早之日食记录，《书·胤征》文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 此次日食究发生在何年何时，众说纷纭，即阎若璩之说，亦与史实天象未合。西人奥伯尔子（Oppolzer）所推为前2137年10月22日，即甲申年癸酉月壬申九月朔，合于季秋之说。为吾国学者所采用，董作宾据此编定《中国年历总谱》。其他尚有拉该提安等，皆定其为季秋发生，但年份不同。至于奥氏之说是不是仲康之年并不重要。照扬子所说，虞夏之书浑浑，夏之起迄，今无定论，夏代之存在，或许比人们所说的更长更古老。至于夏代无二十八宿之概念，所谓“辰弗集于房”明显为后人附会。其实，虞夏商之书，至少早期商书，应作如是观。尧、舜及夏初，即使有文字，也很简拙，语言词汇相对贫乏，书写工具更为简陋，不可能有洋洋大观之言，人们只能将国史重点，自然大事，用结绳或泥板书写，略作纪录，传诵于瞽、史。即使商末周初，有了甲骨、吉金文字，但甲骨、吉金负载文字能力有限，不可能纳长篇巨制于其中。竹简、木牍，不知起于何时，商之中期或已经使用，至商末周初已臻完善。西周成康之际称盛世，其时社会安定，民得休息，经济有所发展，文事有所昌明，至昭、穆间，国亦无大事。这一段时间，周家有可能组织人力，将国史宸中历代史料进行整理，编修。这些文史资料，除藏周室史宸，亦可能藏于鲁。鲁为周公封国，周公曾辅佐成王多年，有近水楼台之便。可以认为，夏、商虽有史料，而周成其《书》。孔子在编《书》时虽称“述而不作”，亦当有所增删。因此仲康时确有日食发生，世界最早的日食记录在中国。 ③《左传》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历有质疑，查之万年历，鲁昭公17年为公元前525年，其年六月朔在上月三十晦日，即丙子年壬辰月乙亥日，非甲戌，无日食。甲戌为七月三十日，即丙子年甲午月甲戌，是日朔，实为八月朔。《大衍历》曰当在九月，清王韬进而以为当在九月癸酉。癸酉按今万年历为九月三十晦，即丙子年丙申月癸酉，实为十月朔，人以为闰九月，亦可，是年闰十三月。儒略日侓，两日之儒略日数差能为60整除者，干支必同。鲁昭公十七年，即西历前525年8月21日，丙子年丙申月癸酉之儒略日为1529900。襄公二十三年二月为西历前550年1月5日，即庚戌年戊子月癸酉朔日，其儒略日为1520504，昭公二十二年，西历前520年11月23日，即辛巳年己亥月癸酉，为十三月朔，称此月为闰十二月亦可，其儒略日为1534820。此三年前人考之，均有日食。 1529900—1520540 = 9630。9630÷60 = 156。 1534820—1529900 = 4920。4920÷60 = 82。 大衍历与郭守敬之说与儒略周日律合。 昭17年10月癸酉朔之日食，非周6月孟夏，而为周10月仲秋，日食路线经蒙古与东北出境，东都洛阳不能见到。有人疑此日食为刘歆伪造，未必不然，因《左传》为刘歆从中秘书中整理而献出者。遑论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阎氏称“夫太史首言此礼，在周之六月，继即引夏书，以证夏礼，亦即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为夏之四月，可谓反复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礼之一大验乎？而伪作古文者略知历法，当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于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礼夏家正未尝用之于九月也。是徒知历法而不知夏之典礼也。”阎氏之论，真张空拳以冒白刃者，食之不存，何来周礼夏礼？即此食期，亦证阎说无据。 二、阎谓 古代典礼有从异者，亦有从同者，有当革者亦有当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礼也。即以上文遒人以木铎循人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师旷所引夏书之文乎？考之周礼，小宰之职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循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周之正岁即夏之正月，同为建寅，同循以木铎，此非二代同礼之又一大验乎？ 何按 阎氏所引，乃《左传·襄十四年》师旷对鲁襄公问，有“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此数语引自《夏书》。兹将《书》此段文字录于下以资参考。《书·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遒人一词，孔安国释为：“宣令之官。”《正韵》亦释为传令之官。显受安国影响。周无“遵人”之设，杜预注《左传》曰：“遒人，行人之官也。”又曰：“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孔颖达《疏》以为孔称“宣令之官”与杜称“行人之官”其事不异。实则其事有异。 宣令之官即宣政教之官。采集歌谣者即采诗之官，一则上令下达，一则下情上达。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提醒众官互相规整，百工执艺事以谏于王。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其或不能相规，不能相谏者，是为不恭，必受惩罚。采集歌谣者，将歌谣整理上献，即了其职事。 孟子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鲁襄公时，已近春秋晚期，采诗之制，早已不存。即在夏代，未闻采诗之事，何歌谣之有采，行人之有存？ 《周礼》：“至正岁，又书而悬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小宰亦帅其属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又曰：“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正岁，即夏之正月。夏历建寅，即今之夏历正月。 比较一下《左传》所引《夏书》与《周礼》之文，可见两者差异。 ⑴小宰与遒人之名称不同，周无遒人之职。 ⑵小宰帅其属而往，不过是观，或监民，或监民与己观兼而有之。《夏书》之遒人则是振木铎以宣王命。一为宣令之官，一为监民之吏。 ⑶更大不同在内容。《周礼》：“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传曰：“正月，周之正月。吉谓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岁，又书而悬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小宰亦帅其属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 又曰：“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传》谓：“正岁，谓夏之正月。得四时之正，以出教令者，审也。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木铎，木舌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所谓木铎，即铃铛，口为金，舌为木。 所谓“奋木铎以警众”，不特古人有，后世以至民国亦有，其时通讯工具不发达，乡县有政令，必令下级属员遍告四乡，常敲锣以集众，所谓“鸣锣通知”是也，不过习常手段，无所谓传承。 《周礼》与《夏书》此段之文有本质之异，《周礼》是悬法于象魏，使万民观焉，小宰亦帅其属而往，以督民观法，或自亦观法。《夏书》则是遒人摇木铎以警醒众官相互规正，并提醒百工以己所司之职而向王建议或进谏。《周礼》对下，对民，要民观法于魏阙，即如《传》言，所以重治法，新王事，要民克遵法令，否则“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夏书》则对上，对官，对君。对官则要其互相规正，以校其渎职否，扰民否，仪容不正否，等。对君则要求百工进谏，即使平时因官卑职小，无能见君者，孟春之月，新正伊始，亦可破格向君规谏。所谓正人先正己，上梁不正下梁歪。 此段之文，除木铎，孟春二词外，无一点相同处，且“孟春”二字，《左传》引文亦无，惟振木铎同尔，振木铎与敲锣，异器而同工，何代或无？何得谓周承夏礼？阎若璩常讥人读书不细，此谓细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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