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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和1916年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后勤与以前所有的战争都不同，因为在这场战争中，铁路运输为驻止军队提供了所需的食品、饲料和数量巨大的弹药。围困一直使后勤补给面临着问题，但没有了铁路，各国军队是不可能在相互围困的情况下保持静止不动的。交战国要求它们的工业经济满足它们总人口中超过10%的人处于武装状态的要求。这些军队通常不能依靠敌人来生存，需要后勤提供前所未有的数量的弹药以及新的和替代的武器。 盟军的战略对这种战争和经济之间的新关系作出了反应，当时，英国对德国进行了封锁性的后勤战略。这种封锁性后勤战略并不能决定战争，因为德国拥有发达的工业、基础牢固的农业、丰富的煤碳和钢铁，而且，德国除了在水上与斯堪的纳维亚相连之外，还在陆上与东欧接壤。但英国的封锁确实限制了德国的粮食补给，而且还限制了德国从国外进口诸如棉花、橡胶和石油之类的物资。德国武装了其士兵，养活了其军队和平民人口，但还是有短缺、麻烦、某些困难和部队士气下降的问题。相反，盟军利用它们的制海权、海外的投资和信誉，大量地进口其工业、军队和平民人口所需的物资。  德国人继续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内线。1915年，他们转而在法国进行防御，并集中兵力对付俄国。在内线上，交战双方部队的作战正面约为700英里，是西线从瑞士到海边的两倍多，双方都分别拥有基本上与西线相当的力量。俄国和奥地利在1914年发动的攻势行动形成了正面冲突，在俄国人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之后，俄国对德国、奥地利的作战正面于当年秋末稳定下来。德国和奥地利的意图是利用1915年的攻势行动击退俄国，削弱其力量，减缓对奥地利的威胁。 德国和奥地利首先通过在战线的最北端发动一次进攻来分散俄国人的注意力，随后于5月初在南翼发动进攻，俄国人在南翼只有6个师坚守着一个28英里宽的正面。俄国部队只拥有惟一的一道堑壕线，它们却要面对得到1,500门火炮支援的14个奥地利和德国师的进攻。奥德部队进攻的突然性，加上俄国人的堑壕在持续4小时的精心计划和准确瞄准的炮火轰炸之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俄国人退却了，奥德部队在12天内迅速向前推进了80英里。由于奥德部队向前推进威胁到俄军友邻部队翼侧和后方的安全，俄国人不得不在一个250英里的正面上全面后退，利用一道新的堑壕线重新组织防御。 由于俄国人在作战正面上力量与空间的比例低于奥德部队的比例，德国人才有可能突破俄国人的防御，这种突破在法国的盟军指挥官曾经避免过。在一系列这样的进攻之后，德国和奥地利将俄国军队从波兰赶了出去，并使俄国人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随后，德国和奥地利又在秋季转而对付塞尔维亚，占领了其领土，但塞尔维亚军队逃到了亚得里亚海边，并在那里登上了盟军的舰船。当德国人认为他们已经摧毁了俄罗斯的进攻能力之后，他们接着就转向对付法国，于1916年在凡尔登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代价昂贵和犹豫不决的战争。 为了确保盟军能及时地集中兵力，霞飞于1915年12月召集了一次会议，俄国、意大利以及法国和英国在会上都同意于1916年6月同时发动进攻。 但是，盟军却没能成功地利用它们自己的内线。1914年秋，奥斯曼帝国加入了这场战争并站在了德国和奥地利一边。奥斯曼帝国当时的领土包括现在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因为在1915年初，交战国塞尔维亚以及中立国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把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德国分隔开了，盟军与德国、奥地利拥有数量相同的内线，这样盟军可以集中兵力或者是来对付德国和奥地利，或者是去对付土耳其。由于盟军在海上具有优势，所以它们应该很容易就能运来绝对优势的部队对付奥斯曼帝国，并把奥斯曼帝国从战争中赶出去。取得这样的胜利后又可以把整个战争期间用于对付土耳其的资源解脱出来，用于对付德国和奥地利。 相反，盟军却试图用其海军打通海峡进入到黑海，而当这个企图失败之后，又把部队在土耳其人预先做了准备的地方进行登陆，企图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和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当这个企图也遭到失败，就像西线一样以固守壕沟的围攻战宣告结束之后，盟军撤回了其部队，将其中一些部队在希腊的萨洛尼卡登陆。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宣告参战，并站在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一边，参与击败塞尔维亚的行动，这样就打通了德国、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铁路交通线，并可以利用这条铁路线来运输德国的弹药和补给物品。因而盟军也就失去了他们位于土耳其与德国、奥地利之间的中间阵地。 首先击败弱小的奥斯曼帝国，而后集中所有的资源对付更强大的奥德联军，本应该是内线原则的正统应用方法。因为首先完成击败更弱小敌人这个更简单的任务，就会增强用于对付更难打之敌的力量。但是，德国刚刚出名的战争理论权威克劳塞维茨却提出了与这一方法相反的论点，他提出应当首先以敌人的主力为目标。盟军只有首先对德国发动进攻才能满足这种要求，如果盟军战胜了德国人，奥地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就必然垮台。但是如果消灭了奥斯曼帝国，盟军将既不能打败德国，也不能结束战争。 然而，建立在内线基础上的论点确实似乎更占上风，因为盟军首先集中兵力对付奥斯曼帝国，将使盟军最终能集中更大规模的部队去对付德国。首先征服更弱小的对手只需要最小的努力，这一因素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但这样的争论并没有决定盟军的战略。确切地说，由于法国处于优势地位，加上法国的意图是把德国军队从其领土上赶出去，这意味着盟军将会把他们的主要行动集中在法国，虽然盟军暂时使用了相当数量的陆上部队去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巴尔干半岛保持相当数量的部队去正面对抗保加利亚和德国军队。 1916年的同时进攻确实给德国施加了压力，就在其他的奥地利军队正在向意大利部队发动进攻时，俄国在6月份的进攻行动严重地挫败了奥地利军队，而德国人也发现他们自己正陷入了在凡尔登对法国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进攻作战当中。6月末，法国和英国部队在法国沿索姆河发动了一次联合进攻，它们以此结束了这次同时作战行动。这次索姆河的进攻行动持续5个月，结果又是一次代价昂贵的作战行动。 在这次联合进攻行动中，英国承担了主要的进攻任务，在14英里宽的正面上发起攻击，而法国人的攻击正面只有9英里。自1914年以来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已经从志愿者中组建了大规模的陆军。这些人有他们的的优势，就是他们有非常的作战热情，但是他们也存在着缺点，就是缺乏经验和几乎没有正规的军官或专业军士来领导他们。英国人在开始行动时进行了一次持续7天、消耗了160多万发炮弹的炮击行动。德国人在构筑防御工事时，把电话线埋在6英尺深的地下，把人员地下掩蔽部设在地下20至30英尺深处，这也恰好值得英军炮兵进行如此长时间的炮击。德国人把有刺铁丝网捆绑在铁桩和架子上，形成了两道分别为30码宽的隔离带。英国人的炮击最终炸毁了德军所有的这些工事，甚至德军设在地下很深的庇护所也被炸坍塌了，常常使藏在里面的德军士兵窒息而死。但英军大规模的炮击不得不以牺牲突然性为代价，虽然英国人在精心地进行作战准备时并没有提前引起德国人足够的警觉。然而，英国人的大规模炮火轰击却引起了德国人足够的重视，德军把预备队运动到了受威胁的部位，并开始构筑另一道防线。 当英国人开始突击时，幸存的德国士兵从他们的地下掩蔽部里钻出来，在炮弹坑里建立起了一道防线。按攻击波次发动进攻的英国士兵，因而也就遭遇到步枪和机枪火力的沉重打击，英国人的伤亡很惨重，在第一天就伤亡了5.7万人，约占参战人员的40%。英国人这样的突击行动使伤亡损失的水平恢复到18世纪的水平，当时，腓烈特在科林的不成功进攻行动中导致了43%的伤亡，在另外3次作战中伤亡的损失超过30%。 虽然防御方是躲避在炮弹坑里，但防御方也拥有一定的掩护，这完全能抵消进攻方的数量优势。如果攻防双方部队的所有人员都能相互向对方进行射击，在进攻方迅速消灭防御方的条件下，n平方定律会把进攻方3:1的数量优势转化为9:1的绝对优势。但是，由地面上炮弹坑向防御方提供的掩护，不仅仅是抵消了进攻方所具有的更大数量优势，而且使进攻方部队的损失更加惨重。 地形也帮助了德国人，一份当时的评论这样说：“几乎在这条古老战线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人不得不爬向小山向上攻击……敌人拥有观察所，对法国人有较好的视界，并有一种优势感。我们的人处在下方，多余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堡垒，就在我们的上面，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坚固。”因而，德国人的防御阵地除了使他们具有物质上的优势之外，还使他们具有心理上的优势。 盟军确实没有任何突破德国人防御的希望，因为在德军第一道防线之后的2,000码处，德军的第二道防线拥有与第一道防线同样强大的力量，这道防线也包括完整的有刺铁丝网带，而且在第二道防线之后的3,000码处，德国人早就建立起了一道预备队防线。另外，福尔金汉将军还没有放弃他寸土不放的决心。他已经把前线布满了部队，并且在长时间炮击发出的警告提示下，随时准备用预备队进行反击。他已经重申了他的原则，就是要“寸土不让，如果丢失，则必须立即不惜以任何代价实施反击将其夺回”。 这一防御原则使德国人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为它把大量的人员配置在敌人更强大的炮兵火力之下，而且在反击行动中的损失也很大。这次为期5个月的会战确确实实是一次围攻战，英国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约42万人，法国约20万人，德国的损失无法确定，可能比60万人稍微多一点。德国为了保留他们在法国的占领地而进行如此残酷的战斗，使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远远抵消了战术防御给予他们的巨大优势。盟军在步兵及炮兵上力量更强、德军暴露在炮火突击之下以及德军不断地进行反击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术防御将使进攻方遭受更大伤亡的威力。 尽管统帅们在作战中损失上百万名的士兵，而他们得失常常是几平方英里的战果，而且他们还是面临着一个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形势。过去的几百年，将军们已经习惯和理解了僵局，这些僵局建立在城堡或要塞的力量之上，也因将军们没有能力去迫使拥有巨大空间可回避好战对手的敌人进行会战。随后一个世纪以来，战争似乎肯定了拿破仑的战争方式，在拿破仑式的战争中，进攻一方或是能够迫使防御一方会战，或是迫使其撤退。而现在将军们突然面对着一种僵局，这种僵局是随着力量与空间比例的巨大提高和战术防御力量的增强而产生的。 军事统帅们发现，他们很难放弃一生坚持的并且又被战前错觉加强的思想，战前的错觉认为，火力已经增强了进攻的力量，而且必胜的士气和决心将能够将攻方的意志强加给敌人并获得胜利。以“火力杀伤”是法国贝当将军的格言，这句格言事后看来似乎只是表现出了他对这个显易而见道理的掌握。但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却形成了一种观念，被作为一种对战前过分强调火力、士气和意志取胜的思想的矫正方法。一位德国军官在与俄国人作战中向世人们展示了对战前观点进行调整的需要，当时他的部队成功地击退了俄国人的一次进攻。他的部队是岁数较大的后备役军人，体重超重、秃头，看上去丝毫不像一支部队，虽然他们的视力较差需要戴眼镜才能看清目标，但是他们还是击败了俄国人。特别令德国军官震惊的是，俄国人的攻击部队是他们的警卫部队和精锐部队，这些部队拥有更上乘的军官和更勇敢及体能更强壮的士兵。舆论的导向已经使人们确信了弱肉强食的原则，也就使人们很难接受拥有机枪的弱方打败了更强大一方的现实。 虽然参谋们和将军们要处理他们所面对的意想不到的和前所未有的战术形势自然相当困难，但是他们还是设法寻找一些解决战术问题的措施。例如，炮兵的重要性突然得到了提高，它们并没有预想到它们所面对的形势。绝大多数人曾计划使用野炮向他们能够看到的目标射击，相反他们却发现自己正在进行着围攻作战，向他们看不到的目标射击，依赖于远在地面或搭载在飞机、气球里逗留在空中的观察员。 炮手们很容易就从围攻战炮兵的行动中学会了间瞄射击的技巧，随后就转向解决摒弃试射的问题。如果炮兵能够摒弃试射，射手就能够为步兵提供突然和准确的炮击，由于精度大幅度提高，他们的这种炮击可以持续得很简短。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面临着每门炮都有不同初速的问题，火炮的初速由发射过多少发炮弹和生产中的微小差异来决定。火药的温度也影响到初速，寒冷天气的冷火药与温暖天气的热火药的推进力并不相同。空中的风以及空气的密度也会对发射出去的炮弹的飞行弹道产生影响。 法国炮兵们从海岸炮中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他们测定所有炮弹的初速，计算后续使用的影响，测定火药温度影响的结果，学会了向空中施放小型气球来测量空气密度、风速和风向。由于拥有精确的地图和对每门炮炮位的测勘，知道了一门炮在不同的温度、风和空气密度条件下的初速之后，炮兵就能提前计算每门炮的射击诸元。拥有了这种新的技能之后，更多的火炮就能够秘密地运动至计划进行进攻的地区，并计算出如何以首发炮弹命中它们的目标。到1918年，炮兵们已经能够摒弃试射，能够在敌人没有发现新的炮兵连到来的情况下，向他们的指挥官提供具有强大火力和精度的突然炮击。 新式武器在战争中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但它们并没有改变战术力量的平衡。手榴弹、火焰喷射器和小型便携式迫击炮证明是很重要的武器，而且它们被用于支援进攻的可能性比用于防御的可能性要大。但是轻型的、便携的、气冷式机枪的广泛使用却给防御提供了更强大的火力。 德国人大规模引进了毒气，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化学工业上具有优势，使他们在开发更致命种类的毒气上处于领先地位。毒气首次是用圆筒施放在进攻方的堑壕里，后来又用炮弹进行施放，在战争中它被证明是一种非常致命但又需要慎重对待的武器。毒气的使用需要由风来决定。不久士兵们就拥有了能保护他们免受窒息性毒气伤害的防毒面具，实际结果证明，毒气并没有对作战胜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在一次得到足够支援的攻击行动中，突然大量地使用毒气，这毫无疑问地会实现大范围的突破，但是德国人却忽视了这个机会。实际上，毒气在对付预有准备的敌人时，似乎不太可能改变双方的力量平衡，所以在第二次大战中，所有的交战国都没有使用毒气。 法国和英国都很早就开始寻找一种将霍尔特农用拖拉机的工作方法应用于堑壕战的途径。霍尔特拖拉机是履带式拖拉机，因而使其能够离开道路作业，而这正是装甲车所缺乏的一种能力。最初，法国和英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而且没有相互共享他们的成果。 英国陆军的斯温顿中校提出了一种能够越过堑壕的履带式机枪车的想法，而英国海军部的陆上运输车委员会已经设计出了一辆，于1915年初生产出产品，车重28吨，车长26英尺。陆上运输车是一个菱形的装甲箱，它的履带围绕着车身转动，使该车具有最大的越壕能力。在车身的两侧各有一个凸出部，凸出部上或者是携带一挺机枪和一门海军的57毫米炮，或者是装备有两挺机枪。如果在两侧各装备有一门57毫米炮，英国人就称之为雄车；如果两侧各装备有一挺机枪，则称之为雌车；如果其在一侧装备有一门发射6磅炮弹的炮，在另一侧装备有机枪，则就被称为阴阳车；所有型号的车除了这些安装在凸出部的武器外都有两挺机枪。陆上运输车最初使用了一台105马力的发动机，随后又使用了一台150马力的发动机，其最大时速为4至5英里每小时。由于霍尔特拖拉机的设计意图是牵引犁使用的，所以不管陆上运输车拥有多大的功率，履带式设计使该车并没有较高的速度。当陆上运输车首次运到法国时，为了保密的原因被称为水柜，不久又被缩写为坦克。  法国人的坦克原型也可以追溯到1914年秋，是法军埃蒂安纳上校的主意。埃蒂安纳上校是一名炮兵军官，他希望炮兵能够在攻击中跟随在步兵之后。他的两个模型由两个不同的厂家设计，都包括一门安装在霍尔特拖拉机上装甲箱子里的75毫米野炮。一个模型重15吨，另一个重25吨。两个模型都装备有机枪，速度约每小时5英里。法国人的设计缺乏想象力，因为装甲箱超出了履带之外，限制了该车的越壕能力或通过崎岖地形的能力。法国人实际上并不是生产出了一种越壕机器，而实际上只是生产出了一种自行火炮。 英法这两个盟国除了向德国人保守他们的坦克研究的秘密之外，它们相互之间也保守秘密。法国人对这些履带式车辆比英国人表现出更大的热情，甚至在看到一台完整的试验样车之前就已经订购了800辆，计划积累较大的数量以在一次主要的进攻行动中突然使用这种车。但是，英国人在索姆河进攻作战的后期使用了一些坦克，也就向德国人提醒了坦克这种武器的存在。但幸运的是，事实证明，德国人与绝大多数的英国指挥官一样对坦克持怀疑态度，也就没有努力地去使他们自己的部队装备坦克。即使是德国人也装备了坦克，他们也将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因为法国在汽车的研制和生产上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只是近来才把头号汽车生产大国的位置让位于美国人。由于英国也拥有大规模的汽车制造工业，盟军拥有占据绝对多数的汽车制造厂，它们能很容易地转产制造坦克。 与此同时，埃蒂安纳上校与雷诺汽车公司合作生产出了一辆与陆上运输车或自行火炮完全不同的装甲车。这种新型坦克重量只有6.5吨，其履带延伸至出车体前部，加上该车体积较小，使其具有较好的越壕能力。该车的车身高度比英国或法国早期型号的坦克更低一些，其顶部有一个能旋转360度的炮塔。炮塔上或者是装有一门用于向机枪掩体射击的37毫米炮，或者是装有一挺机枪。法国人的战术计划设想，由一辆装备有一门炮的坦克与两辆装备有机枪的坦克协同行动。 自此以后，绝大多数坦克都沿用了这些设计原则，法国人在认识到他们拥有了一个合适的构想之后，订购了4,000辆这种“雷诺”型坦克。到1918年，英国和法国都拥有了很大数量的可以使用的坦克，已经组织和训练了人员操纵它们，而且他们也从思想上相当清楚地认识到了坦克在一场攻击行动中的作用。 到1917年1月，德国海军已拥有111艘潜艇，与此相比1916年初却只有68艘。德国海军认为，如果不管任何的有关鱼雷攻击商船的限制，德国海军能每个月击沉60万吨盟军的运输船。这样的战果将能把英国人从战争中赶出去，因为潜艇击沉的商船将比盟军所能建造的船只多得多，因而也将能够中断那些保持英国工业得以继续发展、其人民能够工作、其军队赖以生存所需要的进口和出口贸易。相应地到1917年1月末，德国人在认识到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又重新开始了对商船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德国人认为，如果德国封闭了盟军的海上交通线，美国人的参战将毫无意义，而且美国海军在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上力量较强，而在用于对付潜艇的驱逐舰上力量较弱，对潜艇战将无能为力。 德国人潜艇战略的预测结果听起来很合理，但这一战略在战术和战略这两个相关的可变因素上却失败了。到1917年时，英国海军已经能够使用一种水下声纳跟踪运动的潜艇，水下声纳能测听到潜艇螺旋桨的声音，并判定出潜艇的概略位置。英国海军还能使用深水炸弹对潜艇进行攻击。当对潜艇进行攻击的驱逐舰判定在某个海域的某个位置存在一艘潜艇之后，驱逐舰就会把那些装满炸药的深水炸弹投放到所判定的位置，设定炸弹或者是在潜艇可能的深度上爆炸，或者是在不同的深度爆炸。深水炸弹并不需要直接命中潜艇就可以摧毁潜艇，因为水是一种不可压缩的液体，很容易就会把炸药所产生的压力传递到潜艇的艇身上。 护航在很久以前被英国海军用于保护商船对付法国和其他敌人的武装快船，现在则被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去保护商船，而且当得到护航保护的商船遭到潜艇不顾一切的攻击时，护航舰艇使用装备有水下声纳和深水炸弹的战舰与潜艇作战。被击沉的船只的数据既反映了德国人的期望得到了实现，因为最初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远远超出了英国人所能建造船只的出厂量，同时它又反映了英国人作出的反应的效能，当英国战舰开始实施护航之后，被击沉商船的数量开始下降，而德国潜艇的损失数量则开始上升(如表8.3)。  1916年末，法国政府解除了霞飞的职务，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以及法军进攻行动的巨大伤亡，使霞飞在1914年所获得的成就黯然失色。为了以体面的方式处理霞飞，法兰西共和国将法国元帅这一古老的王室和帝国头衔重新授予给霞飞，这个头衔古老的荣誉与霞飞真正成就之间的结合，是法国政府恰如其分地把霞飞束之高阁的方法，也是对霞飞的军衔、七星勋章和新的元帅称号的真正的尊称。 法国政府用尼韦勒接替了霞飞，尼韦勒是一位充满自信的、资历较浅的将军，他于4月份开始了新一轮的被猜测将可能使用一种新方法的攻势行动。尽管他在一个25英里宽的正面上拥有5,000门炮，几乎平均每8码的进攻正面上就配置了一门炮，但这次进攻行动由于缺乏预见性而令人沮丧地失败了。由于对尼韦勒被提升的期望值与他的攻势行动的断然失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使法国士兵士气低落，声称他们将只进行防御而不再进行进攻。随后，法国政府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了亨利·菲利普·贝当将军。贝当将军1914年8月参战时只是一名上校，但由于他的表现极为出色，霞飞于当年10月就把他任命为军长。1915年，贝当被晋升为集团军军长，1916年，他成功地组织了凡尔登防御并被任命为集团军群司令。就在贝当将军61岁生日的前夕，这位反应敏锐而又十分务实的将军接管了法国陆军。贝当将军是火力至上和防御居于首要地位原则的一位忠实信徒，而且行动迅速、果断，他逐渐地恢复了法国陆军的士气。因而，法国陆军在1917年承担了一少部分的进攻任务。由于法国人死板地强调安全，使他们仍然对德国比较惧怕，战斗士气并不太高，也就没有承担主要的进攻任务。 但是，德国人必须面对来自英国人的进攻，英国人已经明显地加强了他们的炮兵，并且提高了他们弹药的质量和数量。英国人于5月初开始了他们的炮击行动，由于他们在飞机上具有6:1的优势，即使是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的红色中队也不能有所作为，使英国人能够广泛地使用飞机执行炮兵观察任务。英国人使用了2,300多门火炮进行轰炸行动，不断增强的炮击行动夷平了德国人的阵地。德国的守备部队，由于十分害怕被埋藏在地下掩蔽物里，只好利用炮弹坑躲藏。当英国炮兵炸毁空荡荡的堑壕时，他们过着一种危险的而又极不舒服的日子。在最后7天的炮击中共有300多万发炮弹落在了一个6英里宽的正面上，随后，英国人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在墨西内斯山脉的地下挖掘坑道，引爆在德国防线19英尺地下的炸药。100万磅炸药的爆炸威力，在20英里以外的地方都可以感觉到。英国人最终占领了墨西内斯山脉，防御的德军部队比进攻的英军部队损失的人员还要多。 在英国人重新开始他们向附近的帕斯谢德勒攻击之前，德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防御体系，他们在这次历时3个多月的帕斯谢德勒战役期间出色地使用了这种新防御体系。这一方法早就受到德国陆军新的领导人兴登堡元帅和他的同事鲁登道夫将军的赞同，鲁登道夫将军是坦能堡战役的获胜者和战胜俄罗斯陆军的设计师。虽然被德国政府于1916年夏季解除职务的福尔金汉将军仍坚持寸土不放的原则，但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却鼓励实施一种弹性防御。他们并没有把前线堑壕塞满部队，因为这样做在敌人的炮火突击中会遭受严重伤亡，德国的新理论规定，用装备有轻机枪的几个班组成一条前哨警戒线来坚守前沿。当敌人轰炸开始时，位于前哨警戒线和2,000码后第二道防线上的部队从他们的堑壕和地下掩蔽物中撤出，利用炮弹坑进行掩护。实际上，英国炮兵巨大的威力使德国人的堑壕、地下掩蔽物和混凝土机枪阵地只是在吸引英国炮兵的火力时才有用。 英国人在一个15英里宽的正面上重新开始了驱赶德国人的行动，使用2,300门火炮进行了为期10天的炮击，消耗了总重量达6.5万吨的600万发炮弹。当英国人在德国防御阵地里慢慢杀出一条血路时，德国的防御部队逐渐完美地实践着他们的弹性防御技巧，使用少量部队占领前线阵地吸引英国炮兵的炮弹，将部队分散在炮弹坑里以避免成为英国炮兵射击的靶子。德国人也在防御中增加了对炮兵的使用，或者是在向前推进的英国人挖好掩体之前立即实施反击，或者是在一两天后，德国炮兵能够提供恰当的支援时实施反击。但无论如何，英国人不得不运动得很慢，因为，英军每前进2,000码或更远距离时，他们通常就需要停顿多达3天的时间，英军炮兵需要向前转移阵地才能向德军新的阵地进行炮击。在这场为期4个月的作战的全过程里，布满了弹坑和相当潮湿的地面妨碍了火炮的运动，也使提供足够的弹药补给十分困难。 由于德军的这种弹性防御方式取得了成功，德国人将这种方法作为一个作战经验进行推广，规定所有的西线部队都要采用这一防御方法。出乎意料的是，通常采取攻势行动的法国人，却在保卫他们自己领土的防御作战中最早采用了这种弹性防御的方法。与弹性防御最初的原则一样，法国人将一个坚固支撑点系统用作主要防线，这些坚固支撑点间隔200码配置，并组织进行全方位防御。在坚固支撑点的前面，法国人保持了一道前哨警戒线，在坚固支撑点的后面是第三道防线，第三道防线上还构筑了一些掩蔽部，这些掩蔽部是为进行反击的预备队准备的。由于受到福尔金汉的限制，德国人在1917年之前未能使用这种弹性防御方法，但是当他们将这种防御方法付诸实践之后，他们又把它进一步向深度、广度和复杂性方面发展，使其成为一个体系。 德军这种新的防御配置充分证明了它们自己的价值。尽管英国人拥有可怕的火力，并且对德军进行了长时间炮火轰炸，轰炸时间之长使德军士兵的神经饱受折磨，但是由于德国占领前沿的部队很分散，并在英军开始炮击之后就隐蔽在炮弹坑里，故极大地降低了德军的伤亡。结果证明，这道防线对于攻击部队来说仍然是难于克服的，并将使攻击部队遭受严重的伤亡。然而防御的重担却落在一个位于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之间、纵深为1-3英里的区域里。这个区域的地形常常由于小山挡住了英军炮兵部队的视线，使英军直瞄火力无法对其进行射击，德军对防御阵地也进行了恰当的伪装来对付英军的空中侦察，而且这一地域还处于英军轻型火炮的射程之外，德军就在这一区域实施主要防御行动。除了许多位于混凝土工事内的机枪之外，德军还大量地使用火炮，德军火炮拥有极好的火控系统并且完全熟悉这些地区交通情况。德军还依赖于防御的纵深，每个团把所属3个营纵深梯次地配置。在这个战斗地带之后，德军还有一条防线，由每个团最后方的营占领，用于保护德军的炮兵，而且如果在更远的后方没有提前构筑其他防线，则也要计划其他阵地。 除此之外，德国弹性防御还将最基本方法建立在反击、反冲击行动之上。由于德军在前沿轻兵把守，使德军能够保持强大的预备队，远远地配置在英军火力突击的主要地域之后。由于英军进攻时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准备，使德军有足够的时间将预备队增强到最强大的力量。由于反击在德国的这种新防御原则中具有如此基础性的作用，德军预备队在占领反击阵地时使用战斗行进的方法行动。 作为一种理想的反应，德国人设想实施一次几乎是即时的反击行动，用反击行动的突然性打败攻击的英军部队，并预想英军部队会由于德军的攻势行动而组织紊乱。为了确保突击的时间表以及整个防御的效能，团的第一线营的营长负责指挥这一地带作战行动，包括在其后面的营。第一线师的师长对投入到该师作战地带行动的其他师实施同样的控制。因而，德国人极好地保证了分权指挥，这是一种由于堑壕战所需要的变化。如果在提前进行准备并且拥有极好的炮兵控制的情况下，即时的反击行动还是遭到失败的话，德军还准备使用更多的部队和火炮，实施一次更周密的突击行动，这仍然比盟军部队享有更好的组织方式，即使盟军并不能把其主要注意力放到继续他们的进攻行动上，他们还是需要占领阵地并为新攻占的阵地构筑工事。 虽然有利的地形、筑垒地带和构筑好的炮兵阵地确实构成了拥有领土的重要优势，但这些反击行动并没有把恢复失地作为其首要的目标。对毫无准备的敌人进行成功的反击行动，在击败了敌人突击行动的同时，也会使防御者遭受不利的损耗，常常使德军许多士兵被俘虏。 德军通过分散指挥权，提高了德军业已建立完整体系的部队的效能。在那些战斗小组占领分散的防御阵地或炮弹坑的战斗中，要求在营以下分队中进行一种在战争之前所无法想像的分权指挥并保持体系完整性。不仅营所属连及连长和连所属排及排长拥有想像不到的自主权和职责，而且，就是排所属各班的中士班长也有着重要的机会去调动他手下有12名士兵的班，并且使中士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与以前有关中士班长职责的设想截然不同。 营的编制体制相当完整并且增强了适应力，使营能在防御作战中集中力量对付敌人的攻击，在反击行动中能够集中力量利用英军的薄弱部位。电话及炮兵控制手段的周密性和分散化，使火炮在防御中起到了基本上能与过去相媲美的作用，因为火炮能向看得到的攻击线发射霰弹。火炮能非常有效地参与到反击行动中，因为敌方的突击部队早就进入火炮的射击范围，这也意味着德军的反击部队将不太有可能前出超出他们火炮的支援范围。无论这种战争与18和19世纪的战争看起来有什么不同，它都是对法国军队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战争样式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917年，德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进攻方法，这种进攻方法在某些方面应该归功于法国人的灵感。法国人原来的进攻方法，被德国人应用并也被英国人采用：它要求把进攻的步兵以连续的士兵战斗线或以攻击波次的方式进行使用。这些连续战斗线或攻击波次一般都按照预先规定的时间表前进，战斗线或攻击波次的运用更有利于上级司令部控制作战，同时也利于步兵运动与炮兵火力计划之间进行协调。最后，炮兵发射出一道弹幕，在攻击的步兵前面设置一道爆炸炮弹的弹幕，这道弹幕也按照提前制定的时间表向前移动，而步兵则在这道弹幕之后按照炮兵的时间表前进。这种使步兵从属于炮兵的方法，是霞飞将军“炮兵征服、步兵占领”进攻战原则的最好例证。 1915年初，法国的一位名叫拉法哥的上尉军官体验了这种进攻方法的最原始形态，他立即将这种进攻方法写成了一本手册。他曾提到步兵以战斗线行动的价值：“经历过一次突击中一个队形在那些最关键几分钟的影响，就会充分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其作用是“把任何犹豫的单兵拖在它后面，限制过于冲动，给所有人以彼此信任的温暖和舒适感”。然而，他却更偏向于使用装备有机枪和手榴弹的战斗小组，让这些战斗小组在战斗线的先头前进，穿过敌人的薄弱部位，这样，就能够从敌人机枪阵地的后方对其进行攻击，并穿插到敌人阵地的纵深。 从某种意义上讲，使用步兵线的战术一部分是由于炮兵的作用以及炮兵火力难于控制所要求的，这种战术使人们回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线式作战系统，那时以战斗线行动的营与它们友邻保持相接并成一条直线。拉法哥提出了一个与采用营纵队相类似的方法，营纵队能在战场上迅速机动并集中兵力攻击敌人战斗线中的薄弱部位。当然他还设想要使用一种散兵小队，但是同样要更周密的组织和集中兵力对付敌人薄弱部位的能力，才能使他的思想得以实现。 法国司令部印刷并下发了拉法哥的手册，但并没有将手册中的原则作为法军基本的进攻条令来贯彻执行。拉法哥的方法要求把指挥权下放到班长这一级，这进一步剥夺了将军们对战斗的控制权，法军仍然只是在炮兵的火力计划和以波次行动的步兵中局部地实施这种指挥。处于守势的德国人也发现，低级指挥官也同样需要掌握主动权和控制权。拉法哥的思想在步兵从属于炮兵方面还与霞飞的围攻战思想相矛盾。 1916年，德国人得到了一本拉法哥的手册，由于拉法哥的思想与德军早就正在逐步发展的那些思想十分吻合，德国人就把这本册子翻译过来，在整个德国陆军范围内广泛地散发。到1917年，从未把进攻作战完全看作是围攻战的德国陆军，开始把渗透战术作为德国步兵进攻的条令，而渗透战术则与拉法哥的思想十分相似。德军新的防御方法是让防御部队在炮弹坑里作战而不是在野战工事里作战，并且设法使用预备队实施突然反击。德军新的进攻条令与其新的防御方法一样，充分利用了适合于疏开作战的原则而不是围攻战的原则，并且不再让炮兵为满足步兵的需要而从属于步兵的行动。 法军纵深配置部队的防御，虽然依赖于堑壕线，但它包括一系列的坚固支撑点，使这种防御易于被渗透战术进行穿插。坚固支撑点使用火力掩护着间隙地，其掩护能力又取决于观察能力，反过来，观察能力除了会由于炮兵火力迫使观察员进行隐蔽而被削弱之外，又会被雾、烟和毒气等因素所削弱。 渗透战术放弃了运用攻击波次的方法，转而青睐于运用若干战斗群向前推进，穿过敌人的薄弱部位。在渗透战术中，攻击部队并不需要耽搁某个波次的前进以等待突击部队去克服一个正在防御的敌坚固支撑点，相反攻击人员渗透到敌人的防御阵地内，一直向前推进，而把征服坚固支撑点的任务留给跟随在后面的步兵部队。集中兵力对付薄弱部位以及迂回和包围敌方部队的古老思想使这些战术得以实现。1917-1918年冬季，德国人将这段时间全部用于对其大多数陆军重新进行训练，向他们的部队传授这些原则，并且训练他们应用这些新的攻击方式。这样，德军的基本攻击要素变成了大约12名装备有轻机枪的士兵。德国人把他们的部队区分为素质好、士气高涨的部队和素质差、士气低落的部队，让素质更好的部队集中进行进攻能力训练，组建了许多训练有素的突击师，而让事业心、勇气和技能较差的士兵去坚守防御阵地。随后，德军在西线的192个师中确立56个师为训练有素的突击师。 1918年，士兵已经使用钢盔来保护他们免受炮弹破片和高爆弹破片的杀伤。他们携带弹仓式步枪和手榴弹。手榴弹装有短时引信，使士兵能够在手榴弹爆炸并释放反人员碎片之前将其投掷出去。手榴弹微缩复制了榴弹炮的能力，一些士兵已经开始使用榴弹发射器使手榴弹作用的距离更远。在德国陆军中，排下辖几个有12人的分排，在每个分排里，有一个班有5名战士，该班操纵并保障一挺轻型气冷式机枪，另一个班只由步兵组成，机枪通常用于提供火力支援，而步兵常常就构成了分排的机动或进攻要素。 在渗透战术中，营仍然包含突击队形，突击队形使用水冷式机枪、火焰喷射器和便携式迫击炮支援步兵分排。火焰喷射器是法国人的一项发明，使用压力将燃烧的石油喷射出去。便携式迫击炮与榴弹发射器相似，但迫击炮的精度更高、威力更大。工兵拥有装备，通常为跟随在后面的人员、火炮和车辆构筑轻型桥梁。营还拥有自己的炮兵，这些火炮是德国陆军中型号较早、射程较近、重量较轻的野战火炮。这些类型的火炮是德国陆军中最便于机动的火炮，能够伴随步兵前进。 在攻击过程中，第一步兵战斗群确定敌人阵地的位置，第二群发现敌人的薄弱部位并向前推进越过敌人的薄弱部位，第三群对第二群进行支援并保护其翼侧。师的剩余部队跟随在后面，通过利用位于坚固支撑点周围的间隙地来减少绕过的坚固支撑点的数量。先头部队不停顿地继续前进，不停地发现和利用敌人防御部署中的薄弱部位。整个进攻条令的目标是完全突破盟军的防御地带。 在这些进攻行动中，飞机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步兵和炮兵一样，德军秘密地集结了足以形成数量优势的飞机，使用飞机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自己的部队，赶走盟军的观察飞机，辅助炮兵进行轰炸并攻击偶然出现的目标，特别是攻击盟军在道路上运动的预备队。把渗透战术与其它方法相结合以确保一次有效的进攻，这种方法开始被人们称为胡蒂尔系统，因为这一方法是1917年9月由德军的奥斯卡·冯·胡蒂尔将军在对俄国人发动的一次进攻行动中最早使用的，而且这种攻击方法的效果很好。这种攻击依赖于突然性。由于火炮既具有进行准确射击的能力，又不会提前泄露其存在和位置，使指挥官们能够突然集中火炮。由于在火炮技术方面的改进使射击的精度得以提高，也使对敌人的防御阵地进行严重的破坏不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轰炸。在冯·胡蒂尔系统中所使用的短促、密集的轰炸也依赖于较大比例的毒气弹和烟幕弹。毒气弹和烟幕弹不仅降低了防御部队的效能，因为他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因而妨碍了他们的观察能力，而且在毒气弹和烟幕弹中装药量很小，所以对地面的干扰和对道路的破坏也很有限，使德军的炮兵、增援兵力和后勤补给向前机动时变得很便利。在首次的火力突击之后，炮兵对步兵进行支援，并使其火力与步兵的运动相一致，步兵在炮兵的支援下征服，而不是炮兵征服和步兵占领。炮兵以这种方式使其条令与新的渗透战术相结合，而突然性则是冯·胡蒂尔系统成功的核心。 由于以潜艇为基础的后勤战略遭到失败，所以德国人计划在1918年用作战战略赢得战争。俄国退出了战争，奥地利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意大利，而德国并没有参加集中兵力将意大利赶出战争，而是将他们所有的力量投入到对付英法联军的作战中。德国人并没有避开攻击，并不相信防御已经证明了的力量，也没有利用俄国和东欧的资源，相反德国人选择了进攻，因为美国人正非常迅速地组建起大规模的陆军。由于美国的人口约是德国的两倍，加上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工业、农业资源、武器，以及得到来自法国与英国专家的指导，美国似乎有可能在1919年将基本上是不可战胜的陆军投入战场。 鲁登道夫对他作战的战略将获得成功充满了信心，但他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他拥有更大数量部队的基础之上：他在法国只有207个师与盟军的169个师作战，所有的师当时只有9个营而不是12个营。他依赖于他的新的战术方法，以及用新组建的、经过重新训练的、由德军最优秀的士兵组成的那些师来对付疲惫的盟军部队——盟军部队已经被4年来不成功的进攻搞得精疲力竭。 德军在1918年3月的进攻目标是法国和英国战线的接合部。鲁登道夫将军把主攻方向直接指向英军，因为他认为，由于法国部队拥有更强大的火炮和极优秀的战术技能，法国部队的抵抗力会更大。他大规模强攻的目标是设法迫使英国人向海岸线后撤。为了分散对方的注意力，鲁登道夫将军准备进行另外3次的进攻行动，其中两次是对付英国部队，一次是对付法国部队。鲁登道夫将军把他的预备队保留在相当远的距离上，使他能把预备队及时投入到任何位置上作战。但是，他已经在一个43英里宽的正面上配置了6,000门火炮，他同样让火炮在夜间进入阵地，用细麻布等材料包裹车轮来消除车轮的声音。就在进攻发起之前，连夜急行军的德军预备队也赶到了。 当在3月21日的清晨发起攻击时，德军在这个43英里宽的正面上已经拥有63个师。攻击几乎完全达成了突然性，英国人只是在前一天晚上才肯定地得到了德国人将发动攻击的消息。一层薄雾帮助了德国人长达5小时的烟幕弹和毒气弹的密集轰炸，胡蒂尔系统也发挥了极好的作用，特别是在英军高夫将军第5集团军防守的薄弱防线作用更为明显。 火力准备的强度和精度使英军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并在英军的有刺铁丝网中撕开了缺口，破坏了英军的野战防御工事。训练有素的德国突击部队跟随在炮兵的徐进弹幕之后，充分利用烟幕所造成的低能见度渗透到惶惑的英国防御部队之中。在战线上的许多部分他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突破，对进行抵抗的英军坚固支撑点实施迂回攻击，在许多地方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越过了英军的防御，到达了位于英军防御阵地后方的广阔乡村。 在英国第五集团军的南翼，德国人的进攻行动包围住了法国的一个集团军，这次攻击行动进展得出人意料地顺利。然而，鲁登道夫将军的计划是设想把英国人赶回海岸边，他需要在北翼的胜利，但能干的宾将军的英军第3集团军在北翼阻挡住了德国人的前进步伐。 与此同时，在南翼对付高夫集团军残部以及正在撤退的法军部队的德国部队，已经在6天内向前推进了近40英里。鲁登道夫在派出预备队对付宾将军而没能攻克英国人的顽强防御之后，他开始增援南翼的成功行动。因而丧失了战机的鲁登道夫将军开始在他的战略中运用“最低抵抗道路”原则，这种原则给渗透战术赋予了生命。他早就已经阐述过这种观点，当他阐述“在纯粹的战略目标之前必须考虑战术，除非战术胜利是可能的，否则追求战略目标是无效的”这个观点时候，他指出，战术和防御力量必须决定战略。但英国人的顽强抵抗，加上法国的防御力量得到了来自贝当将军17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师的增援，阻止了德国人迟来的增援，也使德国人未能进一步扩大南翼初期胜利的战果。到3月末，德国人就再没有机会把盟军部队分割开了。 德国人已经取得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使防御部队遭受了比进攻部队更大的伤亡。德军部队已经很明确地突破了防御，在一个宽正面上到达了广阔的乡村。但是，进攻却失败了，在很大程度上，后勤补给能力的局限性阻止了德国人利用战术成功去产生战略结果，这种战略结果需要由大量集中的、战术技能熟练的新锐部队突破敌人的防御来实现。由于受到崎岖的路面、破坏了的桥梁、大量的集结部队以及弹药需求量过大等因素的限制，德军的预备队、火炮和补给跟不上突破的战术成功步伐。 在盟军战线的后面是法国的铁路，其向盟军提供补给并把贝当将军派出的预备队送上前线。如同在1914年一样，由于处于守势的盟军能够利用正常发挥作用的铁路，使盟军具有更大的战略机动能力。防御的盟军拥有由铁路运输的战略进攻部队，而进攻的德军却在很大程度上用马拉的运输工具在一个道路被破坏了的、不能满足需要的交通网上吃力地前进。 然而鲁登道夫却固执己见，在4月份的第2周和第3周向更北翼的英军发动攻击。鲁登道夫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但并没有任何突破。然而鲁登道夫的胜利却使盟军首次实现了联合指挥，当时法国在盟军委员会的代表是斐南迪·福煦将军，他首先是被任命为协调官，随后又被任命为盟军部队总司令。福煦以前曾经是战争学院的一名教员，于1914年由军长提升为集团军军长。他曾与霞飞一起被搁置起来，于67岁时成为盟军的总司令。虽然福煦缺乏鲁登道夫的现实性和作战技巧，而且还是士气占先和进攻原则的虔诚追随者，但福煦仍然是适合当时的需要的。他坚信胜利属于不服输的指挥官，他的乐观主义、他急于恢复进攻的想法、他的富有见解力的观点，以及他与盟军指挥官合作的能力，都使他成为当时、当地最恰当的人选。 鲁登道夫仍然追求着把英国人赶回到英吉利海峡的目标，他接着又对法国人发动攻击，其目的是把盟军的预备队吸引到南翼，为他在北翼向英国人的最后一击做准备。德国人又一次实施了全面、有效的保密措施，又一次在夜间部署他们的部队，当德军在夜暗的掩护下将火炮转移至隐蔽阵地时又一次包裹住了火炮的轮子。为了检查伪装的效果，德军甚至从空中拍摄了他们自己阵地的照片。 由于法军的侦察没有发现德国人有发动进攻的迹象，这又与他们原来的想法相吻合，使法军进一步深信，德国人将永远不会向夏蒙斯黛达姆斯山脉恶劣的地形发动攻击。由于法国人深信德国人将在北翼实施又一次打击，以及由于法军在这一地带防御阵地的地形十分有利，他们只用非常薄弱的力量占领着这一地带，在一个55英里宽的正面上只有11个师，并将绝大多数的部队用于前方防御，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由山脉和阵地前的沼泽地所提供的优势。只是在德军发起突击的前一天晚上，当地的指挥官才从俘虏那里得知德军将对他们发动攻击。法国人采取了惟一可行的对抗措施，立即下令距此很远的师向受威胁的地带前进。 4月27日清晨，德军在照例进行的猛烈炮击之后发动攻击，在40英里宽的正面上使用了41个师，完全突破了法国人纵深很浅的防御，在一天内前进了13英里。德军对法军重兵把守的前沿堑壕进行的经过精心瞄准的射击，其效果很好，这种射击的效果使德军对法军轻兵防守且没有多大纵深的堑壕实施的渗透战术的效果更显突出。鲁登道夫对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都感到十分震惊，指挥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在德军补给出现了困难，以及法国由铁路运输来的预备队重新构筑起一道堑壕线之前，就在敌防御中造成一个大纵深的突出部。 德国人意想不到和令人钦佩的胜利导致法国集团军群司令被解职，并使法国政府决心要解除贝当将军的职务，但法国政府后来又改变了这一决心。对于鲁登道夫而言，由于交通线比较脆弱，他的大纵深突出部证明是一个难题。他不能撤退，因为占据如此众多的土地象征着他取得了胜利。因而，他试图把这个突出部与他于3月份建立起来的较大突出部联系起来，但是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而后，他又试图通过占领兰斯市把他的新领地向东延伸。这次攻击将把更多的盟军预备队从北翼吸引过来，这也是他把炮兵撤至北翼对英国人进行最后突击之前的最后一次进攻行动，鲁登道夫计划于8月份对英国人进行最后的突击。 但是，鲁登道夫持续的进攻却大量地消耗了德军训练用于进攻行动的新锐部队的预备队。在他进行的4次进攻行动中，他有3次取得了战术胜利，由于盟军的预备队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战略成就与鲁登道夫擦肩而过，而且将继续离他而去。盟军的后撤部队享有更好的交通线，确保盟军能够在任何的战术失败之后重新构筑战线，恢复到双方固守堑壕的局面。作战进程增强了福煦的信心，胜任职责的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元帅持有相同的态度。黑格元帅拥有一个完善的参谋机构，这使他在1918年表现非凡。意义重大的美国部队到达了法国，并鼓舞了盟军普通士兵的士气，而鲁登道夫的进攻则使他最精锐的部队的信心丧失殆尽，这些最精锐的部队被他用在这些持续的进攻行动的最前沿队形中。 德军对兰斯市两侧攻击行动的保密措施缺乏在此之前所进行的进攻行动的那种谨慎，因为盟军的空中观察发现了德军越来越多的部队调动行动，空中照片也发现了德军伪装不好的弹药补给。福煦把15个师机动到这一地区，并预告了另外8个师。他把这些部队保留为由他直接控制的预备队。他还给这些可以利用的预备队增加了9个飞行中队。盟军飞机的作用除了作为盟军的空中侦察力量和抑制德军的空中观察之外，它们还用炸弹对德军交通线进行轰炸，并且使机枪向德军正在行军的部队或部署在开阔地的部队进行射击。 指挥法国第四集团军的是充满魅力和好战的古劳德将军，他充分利用了德军集结的情报。这位蓄着红胡子的将军很不情愿地计划使用一种德国型的防御模式，在德国人发动攻击时只在第一道防线保留很少的人员。他使用积极有为的巡逻补充他的空中侦察。法军在7月14日的一次袭击中捕获了27名德军俘虏，其中一名德军俘虏交待德军将于第二天发起攻击，并将于午夜12点10分开始进行轰炸。这位德军俘虏急于要戴上防毒面具，使讯问者确信了德军俘虏所交待的事实，确信德军不久将进行一次集中于毒气弹的胡蒂尔式轰炸。古戈尔将军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 午夜12点，就在德军俘虏所交待的德军将开始轰炸前的10分钟，法国炮兵开始射击，目标是射手们预料德军的攻击部队将集结的区域。随后，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德军开始炮击行动，其密度达每8码的正面上有一门火炮，而且是急速射击。在100英里以外的巴黎，市民们都可以听到火炮的怒吼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在靠近前沿的沙隆市的街道上，火焰将天空照得相当明亮，看上去就像白天一样。 在进行了4小时的炮击之后，德军步兵开始向前机动，并且很容易地就攻占了第一道防线。德军发现法军并没有多少伤亡，这使他们有点感到茫然不安，但德军并没有意识到，法军已经基本上撤出了他们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德军继续向前推进以扩大他们的战果。那天早晨晚些时候，德军在他们野战火炮的最大射程上，到达了法国人重兵防守的第二道防线，就在法军第二道防线的有刺铁丝网之后，法国人的步兵、机枪、轻型迫击炮和1,500门火炮开火了。德军在撤退到法军第一道防线的掩蔽所之前，遭受了严重的伤亡。 其他的德国进攻部队并没有遭遇到同样明显的失败，但进攻并未能对法国的防御产生多大的影响。就在7月18日这一天，福煦将军使用他的预备队对5月末形成的突出部的西侧进行反击。在没有进行周密准备和只有很简短炮击的情况下，21个法国师对新近建立起来的德军防御进行攻击，德军的这道防御线由德军用于进攻的部队防守着，这支德军部队是从德军更勇敢和士气更高涨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组成的精锐部队。法军的攻击本来无论如何肯定会成功，但法军又使用了700辆小型雷诺型坦克和120门大口径自行野炮，确保法国人很容易就能攻占德国人的第一道防线。 坦克在此之前早就已经在作战中取得过胜利。1917年秋，英国人在进行了预备性的炮击后，已经使用坦克在康布雷取得了胜利，当时英国步兵与200辆“陆上战舰”相互合作，轻易地就突破了被吓坏了的德国人组织的防御。现在与康布雷战役一样，步兵与坦克共同协作，坦克夷平了有刺的铁丝网，并且用它们的火炮摧毁机枪阵地，而协同的步兵则保护坦克免受步兵的攻击。一位法国作家曾这样描述道，当法军一支小部队到达一个高地时，看到一辆法军的坦克被一群德军士兵包围着，德军士兵将一小块木头楔人坦克的履带里使坦克停了下来。法军坦克并不能向德军步兵射击，因为德军步兵离坦克距离太近，德军士兵则想办法用他们的刺刀撬开坦克舱盖，并试图把一枚手榴弹塞进坦克的通气口。正在集中精力攻击法军坦克的德军士兵并没有注意到正在接近的法军步兵，法军步兵向围在坦克四周的德军士兵开火，打死和打伤了绝大多数德军士兵，救出了被包围的坦克。为了向坦克提供对付步兵的保护能力，法国条令规定，一个排的三辆坦克中有两辆使用机枪相互进行保护，第三辆则使用其火炮对付德军的机枪阵地。 在福煦的大规模反击行动中，法军坦克和步兵一起攻占了德军的阵地，直至他们到达了德军野炮连的阵地线。在这里坦克停了下来，因为坦克薄弱的装甲易于遭到德军77毫米野炮高爆弹火力的攻击。但对突出部的迂回行动导致德国人迅速从他们5月份的绝大多数占领地上进行撤退。 福煦立即计划实施更多的进攻行动，他的目的并不是鲁登道夫所渴求的给对手以致命的一击，而是迫使德国人从横向的铁路后退。与更早的攻势行动相比，那些1918年的攻势行动更现实地寻求达成有限的目标。当盟军已经吸引了敌人的预备队并肯定迫使它们开始进行早就已经拖延了的和代价昂贵的进攻作战时，盟军并没有继续他们的进攻行动。因而福煦将军的新方法避开了更早的、延长了的非决定性作战，那些非决定性的作战通常都是精心组织一次防御去对付一次强大的进攻。8月8日，福煦将军的第二次进攻行动开始了，这次进攻行动是一次盟军行动，但很大程度上是英军的部队，这次进攻依靠了400多辆坦克而不是过去那种长时间的炮击，并且了使用1,700架飞机，使行动达成了完全的突然性。盟军的部队在对付德军的那些防御师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军的那些防御师在力量上处于弱势并且稍有点士气低落。在坦克的支援下，盟军的战术依靠来自于德国渗透战术的思想和实践经验。由于遭到盟军意想不到的进攻，以及盟军的进攻行动获得了胜利，使鲁登道夫完全丧失了斗志，他宣称德国必须与盟军讲和。法国人也做出了同样的估计，在福煦的第二次进攻行动取得胜之后，他们将福煦的军衔晋升为法兰西元帅。 英国、法国在北翼的进攻行动结束后不到两个星期，美国陆军就成功地攻击了凡尔登南部的德国突出部。而且就在这次进攻行动结束之后，美国部队几乎立即与法国联合进行了另一次攻击。在不到两个月内，正被福煦元帅的进攻行动困扰的德军就被赶出了法国，德国被败溃了的盟友所抛弃，不得不停战。 德国人在法国境内在福煦元帅的一系列进攻面前的撤退，与盟军在其他前线的一系列胜利同时发生。意大利的一次进攻行动击退了士气低落和正在崩溃的奥匈帝国部队；一支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塞尔维亚人组成的盟军部队在一位法国将军的指挥下把保加利亚赶出了战争。这支部队前进至多瑙河，准备进入奥匈帝国，而且这种进入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占领，而是实际的占领。一支规模不大的英国部队在巴勒斯坦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导致奥斯曼帝国退出了战争，而这次胜利具有最重要的军事意义。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指挥官是埃德蒙·埃伦比爵士，他1914年在法国参加战争时还只是一名师长，在调任到巴勒斯坦前被提升为军长和集团军军长，他指挥了一场基本上绝无伦比的天才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几乎体现了所有典型的决定性胜利的要素。 埃伦比将军于1918年9月使用5.7万名步兵坚守着一条60英里长的战线，这条战线从地中海向东延伸到约旦河，并沿约旦河向南延伸到死海。他面对着3.2万名固守堑壕沟的步兵，这些步兵中绝大多数人是土耳其人，由一名能力很强的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指挥。埃伦比拥有压倒优势的空中优势加上1.2万名骑兵，而土耳其人却只有4000名骑兵。 从双方的形势来看，英军似乎有可能在战线的东翼对土耳其人的铁路交通线进行一次攻击，这似乎是英军显而易见要采取的一个动作，埃伦比则采取行动鼓励敌人的这种猜测，而他与此同时则计划进攻土耳其人的右翼。 为了支援他的进攻计划，这位英国将军进行了一次最周密和最成功的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欺骗行动。在整个夏季里，他把英军骑兵部队都留在他的前沿的以东部分，而当他把骑兵部队向西转移时，他用假模型替代它们，这些假模型从远处看上去就像是在凝视的马匹。白天，英军部队在敌人能够看得到的情况下向东行军，到了夜间，部队又回头向西行军，在第二天又一次重复这一过程。在小山挡住了视线的道路上，骡马在白天拖着雪撬向东飞驰扬起尘土，模仿正在行军的部队。他还设置了营地模型，模仿虚假的向战线东翼增援部队的营地。为了增加这些原始欺骗措施所产生假象的逼真性，埃伦比让英军在约旦东侧的特工人员购买饲料，使敌人推测英军骑兵将在东翼进行一次攻势行动。他与没有所属部队、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司令部之间建立起了活跃的无线电联络网。他在耶路撒冷的一家旅馆预订了一套房间，并且很显眼地住了进去，以表明他的司令部已经向东转移了。 同样也是为了注意他的保密措施，埃伦比建立了一个空情警报电话网，以发出敌军侦察机临空的警报，并让英军空军随时准备击落任何有可能对英军战线后方进行观察的敌军飞机。为了确保遮断敌军的空中观察，英军飞机对敌军机场上空保持不间断的巡逻，以迫使所有的敌军飞机都停留在地面上，基本上封锁了敌军的机场。 到9月18日，埃伦比已经在他战线最西端15英里正面上拥有了4:1的数量优势，土耳其人在剩余的45英里正面上的数量超过英国人。由于英军集结了这样强大的兵力，并且在整个前线上拥有相对较低的力量与空间比率，埃伦比可以预期实现一次突破，虽然他只有540门火炮，在整个进攻正面上的火炮密度每英里只有9门炮。 9月19日的清晨，在进行了15分钟的炮击之后，英军部队发起攻击，在3个小时内突破了土耳其人的前沿，迫使正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向北和向东逃窜。打开了突破口，埃伦比由此投入了他的骑兵部队。由于没有步兵阻挡英国的骑兵部队，英国骑兵乘马向北到达海岸并在美吉多挥师东进，一直到达土耳其人的后方。一个师在34小时内乘马前进70英里到达了约旦的贝森地区。  当骑兵部队到达土耳其人的后方之后，他们下马作战，使用由马鞍携带的步枪和机枪切断了土耳其人的退路。骑兵出身的埃伦比，就像乘车步兵一样使用他的骑兵部队，这是英国陆军的标准理论。英国人得益于他们对美国独立战争进行的许多研究。在独立战争中，美国的两支军队都让他们的步兵乘马行军，但通常都用作步兵作战。然而，这一战术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战略，仍然依赖于骑兵能够把便携式步枪系附在马鞍上行军，以及防御占据优势的步兵装备了步枪之后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骑兵的主要装备是手枪和马刀的300年间，下马作战的骑兵(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有火枪而被用作轻步兵作战)并没有恰当的对付敌方步兵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骑兵的方法。为了抵抗一次敌人骑兵的冲锋，他们将有可能需要刺刀、彻底的训练以及重步兵的齐射技术。但步枪已经使骑兵重新恢复了下马防御的力量，使肯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英军部队去效仿百年战争的英军战术的一个方面，就是让骑士离开他们的马匹，用作步兵作战，去提供更强大的防御力量。 然而，埃伦比将军不仅仅让他的骑兵在作战中下马作战而使骑兵具有更大的效能，他所做的要更多。在他的进攻行动中，他利用了骑兵最好的战略机动能力，实际上，他们被用作乘马的步兵去对敌人进行迂回。他已经使用了骑兵潜在的作为战略进攻部队的能力去实施一次迂回行动，就如同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所做的一样，到达了敌人的后方，切断了敌人的后撤道路，并迫使敌人采取战术进攻行动。英军骑兵部队的较大规模及其与步兵一样强大的火力，使埃伦比能够部分地切断土耳其人向北的退路，确保迫使许多土耳其人不得不投降。 但英军只是对土耳其人的西翼发动攻击，而西翼是土耳其人最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因为土耳其人认为西翼更不易于遭到攻击，埃伦比将军并未能全面地封锁土耳其人的撤退路线。但当土耳其人沿着山脉向西溃逃时，埃伦比将军的飞机进行了攻击。在从纳布卢斯到约旦的深深峡谷里，飞机使用机枪和小型炸弹打击正在撤退的土耳其人。飞机杀伤了炮手以及牵引火炮的骡马，这些火炮和牲畜的尸体随后又阻塞了道路。不能运动的纵队又成为飞机绝好的靶子。士气低落的土耳其人，不能对实施攻击的飞机进行任何的还击，急于向英国人投降。 由于埃伦比将军已经使用了周密和有效的分散敌方注意力的欺骗措施以使敌人的防御体系形成薄弱部位，并在薄弱部位集中兵力，突破了土耳其人的防线。而后他又使用具有更高的战略机动能力但战术上却无关紧要的骑兵，充分利用英军的突破成果，对土耳其人实施了一次迂回运动。通过把他所拥有的战术效能较低的骑兵转变为防御上难对付的步兵之后，他利用了骑兵的优势。埃伦比将军在战略进攻中把他的骑兵用于迂回土耳其人，并且把骑兵在由此形成的战术防御中用作步兵，他已经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他的老式骑兵的潜力。为了完成胜利，他的新型轻骑兵——双翼飞机已经表明了它们能如何有效地效仿古代帕提亚、土耳其和蒙古轻骑兵的战术。 美吉多战役的战果是：英国人在不到6周的时间内前进了360英里，俘获了7.5万名俘虏，只付出了5,000人伤亡的代价。埃伦比将军也因此成为美吉多埃伦比子爵元帅。 在战争期间，随着步兵以散兵线作战，战术已经发生了变化。散兵线在普法战争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现在已形成了使用大约有12名步兵组成的班的散兵线体系，在这个12人的步兵班中有一个人配备了一挺便携式轻机枪。在新的编制体制中，班被编入一个由一名军官指挥的排里，排则被编进了营的组成部分连之中。这种编制结构扩展了编制系统的完整性，使集团军长期以来就已确立的从营向上到集团军司令部的编制体制延伸到了散兵，这便于更好地控制部队。这种新的编制结构与渗透战术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各国陆军的标准编制。 这种新的结构使营采用了吉贝尔已经阐述过的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从集团军向下至营的陆军部队。因而，营的组成成份在进攻行动中能够集中兵力并采取行动，以充分利用敌人的薄弱部位，就像拿破仑的军队曾经使用营和更大规模部队的那种方式。这一编制也适用于防御，因为就像在相当完善的德国防御方法中，德国条令要求小群兵力占领炮弹坑，并发挥主动性在炮兵火力的引导下运动至另一个炮弹坑，同时还要运动以占据最为有利的阵地去击退敌方步兵的攻击。实践证明，在防御中机动和集中兵力是更为困难的，因为敌军的兵力和火炮的数量更大。 这种新的条令提高了对专业军士以及资历较浅军官的职责、主动性和能力的要求。相应地，它剥夺了更高级指挥官对战斗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们通常不能像以前年代的更高级军官所做的那样，在实施指挥时拥有很好的视野。尽管这种在战术和编制上的明显改进看上去似乎是对火力提高作出的反应，但它与几乎和战争本身同龄的原则及各国军队已经显而易见地使用了一个多世纪的作战方法相一致。 火力的提高使挖掘野战工事成为标准的行动，进攻以及防御的部队需要迅速地挖掘掩体，而后周密稳定地组织防御。传统防御的连绵堑壕或胸墙逐步地让位于一系列的坚固支撑点，这些坚固支撑点之间有一些由机枪火力掩护的间隙地，如果防御方有时间进行部署，则可以计划自己的炮兵火力来掩护这些间隙地。便携式轻机枪的数量得到增加，而且步枪逐渐地成为机枪的补充，而不是把机枪作为步枪的补充。这些便携式机枪在数量上的扩大，主要是由于法国陆军部署的所有用于对付德国人的机枪数量得到增加，法国陆军的机枪从1914年的2,100挺增至1918年6.5万挺。 由于战场上具有较高的力量与空间的比率，也就出现了真正的围攻战。为了有足够的力量去迫使敌人重新回到围攻战的方法中，指挥官们非常倾向于在他们必须防御的正面上每3英里就配置1个师。这意味着他们在所防守的战线上每英里就约有4,000人，而将预备队随时准备用于增援、反击，或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在敌人的攻击获得了突破时重新构成防御正面。这一数量大约只有拿破仑时代战斗队形平均力量的1/4，然而，这未包括飞机以及随时准备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师的预备队。而且这种对比还忽略了拿破仑军队所缺乏的组织周密的野战工事。当然，虽然防御的人员更薄弱，但它们却还有能力提供更大密度、更为准确的火力。 为了克服如此高的火力与空间的比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野战工事，要求进攻方拥有比防御方多达3倍的兵力、6倍的火力和18倍的弹药。但除非进攻方达成了突然性，否则防御方将能够在他们的后方部署一系列的防御线，并且就在进攻方在防御方首道防线里努力杀出一条血路时，尽可能快地构筑这些防线。由于需要将必要的围攻战的火炮向前转移，并恰当地进行配置，这意味着在缺乏突然性和一次性突破的情况下，进攻方必须在每2,000码或3,000码的距离上停顿一下。 虽然战术代表了绝对优势轻步兵或射击武器步兵的作战行动方法的发展，而自从飞机和坦克这两种新型武器系统引进之后，才形成了战争中战术上真正意义的革命，虽然这两种武器还都没有对作战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在18世纪初，当火枪手装备了一把刺刀之后，他变得基本上不害怕骑兵的正面攻击。他用刺刀可以抵抗骑兵手中马刀的突击动作，而用火枪又可以击败骑兵的手枪。但到第一次大战末，火枪手的继承者——步枪兵，虽然变得更难对付，并且装备有弹仓式步枪，但是他们极易受到坦克这种新型骑兵的攻击。步兵的步枪和刺刀对坦克没有任何作用，而坦克则可像老式重骑兵一样冲击步兵，用机枪消灭步兵，而且坦克拥有装甲不易于受到步兵的攻击。同样地，步兵还发现它们的步枪在对付快速运动的飞行目标时基本上也是没有用的，而飞机则能轰炸他们，用机枪对他们进行射击，就像老式的轻骑兵一样，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依靠投射武器打击他们。在18世纪初，从骑兵的角度考虑，装备有刺刀的火枪手同时具备了轻步兵和重步兵的能力。两个世纪后，不仅步兵防御坦克冲击的能力不比轻步兵弓箭手对付老式装甲骑兵的能力多，而且步兵对付飞机的能力也比不上罗马武士对付帕提亚人马上弓箭手的能力好。 在西线的围攻战中，野战炮兵已经有效地遏制住了坦克，但只是在坦克征服了前方防御地带的步兵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没有给德国人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对付坦克，在这场战争中，只有德国人单独面对过坦克的攻击。飞机则相反，很早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去采取防御措施，通常包括使用机枪或车载式野炮对飞机进行射击。但向一个快速运动目标射击十分困难，使用这样的防空武器相对来说是没有效果的。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坦克和飞机对步兵有着明显的战术优势，而这种优势，各国军队在战争期间本身就没有给予专门的关注。尽管各国军队既没有全面理解新式武器可能带来的变化，也没有掌握如何最佳地使用它们的方法，但法国陆军的飞机从1914年的约200架增长到1918年的3,300架却反应了它们的效用，其坦克到1918年末也增长到了4,600辆。 但是，就如同过去的轻骑兵和重骑兵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地形都适于飞机和坦克使用。犹如叙利亚的森林挫败了帕提亚的骑兵一样，森林也同样妨碍了坦克的运动和飞机的观察能力。山地也有几乎同样的约束效应，坦克不得不呆在峡谷里，而飞机在崎岖的而且常常是长满树木的山体斜面上则很难发现合适的打击目标。 其结果是把新型武器系统限制在平坦地形上。山地的地形使得亚美尼亚人能够对铠甲骑兵和技能熟练的帕提亚人马上弓箭手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此相同的是，地形也将同样限制坦克和飞机的效用。瑞士的国民军在地形的帮助下，他们没有铠甲，只装备有戟，保护了他们自己免受他们低地邻居可怕的专业骑兵的攻击。虽然只有原始的武器并且徒步作战，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人长期地将他们强大的乘马入侵者都限制在低地里。同样地，地形也会又一次地使战争分为两部分。新的武器能够在平坦地形上占据优势，而步枪手、机枪射手和炮手这些19世纪的主要武器系统，将继续在山地和丛林地中占据优势地位。 铁路当然地主宰着西线兵力集中的、驻止的军队的后勤，并控制着所有其他地方的大规模军队。但卡车在1914年向德国人提供弹药时体现了其价值，而且后来在法国使用较大数量的卡车向缺乏铁路的凡尔登地区提供补给时也展示了潜能。1918年9月，法国人使用卡车在夜间将100万美国部队中的1/3以上人员在6天内向前运输了50英里。在认识到卡车的价值之后，法国人将其卡车的数量从1914年的1.9万辆猛增到1918年的8.8万辆。卡车在战争期间很清楚地证明了它们的后勤价值，并在满足大规模驻止陆军的巨大的补给需求时给铁路提供了有效的补充，同时还表现出了用于部队战略机动的潜力。 如同在东普鲁士的早期行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自普法战争以来在火力上的提高阻止了对内线的利用，或是阻止实施代表着拿破仑马伦戈战役以来行动特征的那种迂回行动。实际上，火力的提高，通过提高防御的力量，也提高了迂回行动的潜在价值。迂回行动所依赖的是迫使敌人战术进攻以恢复其交通线。在坦能堡战役中，弗朗索瓦的军在到达了俄国人的后方之后，他的稀疏地分散的部队，平均每1.5英里一个营，曾经成功地阻击了几倍于已的俄国人的撤退。当然，如此少的兵力本不应该能阻挡如此多的人进行的预有准备的攻击，但是，当组织涣散的俄国人在他们的东翼和北翼被包围住之后，并不能发动有效的攻击行动。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战线不存在翼侧阻碍了充分利用增强防御力量给迂回行动带来的机会。埃伦比将军天才的美吉多战役又一次展示了这种优势，在这次战役中由他创造性地把骑兵用作战略进攻部队，并充分利用了骑兵在下马作战时的战术防御力量。 当然，绝大多数会战只有战术意义，就像拿破仑战争之前的许多会战一样，按照它们的消耗衡量其结果。西线的会战常常在范围和持久力方面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乎很少产生了突破性的战略结果，能对防御者的翼侧造成威胁而迫使其撤退。当西线的前线战斗获得了一次突破之后，又未能实施有效的穿插行动去实现重要的战略结果。 德国人在他们的战略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的内线，加上盟军相互之间的协同很差，不能充分地利用同步行动来及时地集中兵力达成优势，使德军的内线优势进一步扩大。德国人首先集中兵力对付俄国，接着于1915年对付塞尔维亚人，而后，又于1916年初发起了重点对付法国战役行动。在索姆河的盟军行动、奥地利参与攻击意大利，以及俄国在夏季成功的进攻行动，这些行动的结果并没有阻止放弃凡尔登作战的德国人，他们坚持防御，集中力量击败了于1916年夏季参加战争的罗马尼亚人。在1917年，德国和奥地利又一次充分利用他们的内线来集中兵力对付和打击意大利，这次打击使意大利接近瘫痪。除了1813年盟军与拿破仑作战中那种周密地组织实施的内线行动之外，内线的行动很清楚地赋予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战略优势，特别当与一个联盟作战时，这种优势更为明显。 铁路增强了在战略防御中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如果铁路被毁会使一支正在前进的军队的后勤变得复杂，而且是因为控制了未被毁的铁路，就会掌握优势的机动力，给防御者提供战略进攻部队。德国人在坦能堡战役中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们使用东普鲁士铁路把一个军不仅从一个集团军转移至另一个集团军，而且还把该军转移至更远的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另一翼来实施他们的迂回行动。正如德国人通过铁路进行战略机动一样，法国的霞飞也同样充分地利用了他的可以比拟的优势，在巴黎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并部署在一个能够对德军的迂回行动实施反迂回的阵地上。1918年的行动又一次展示了防御由于铁路机动力所获得的关键性优势，当时盟军迅速集结了所需的部队封闭了一个突破口，德军企图利用这个突破口，以徒步士兵加上由马匹牵引的火炮和补给车辆来扩大战果。 飞机影响了战略，因为其完成了轻骑兵的侦察作用，并通过空中照相提高其效能。实际上，在正面进攻战中而不是翼侧迂回战中，没有了飞机和气球，军队将没有任何的侦察，因为骑兵不能在那些条件下进行现地勘察。飞机甚至能取代轻骑兵实施远距离的袭击。飞机轰炸的不准确性以及飞机的携弹量有限，意味着飞机所造成的破坏没有由人员在地面所造成的破坏的那种彻底性。袭击的飞机既不能利用敌人的资源生存，又不能成功地缴获战利品。但是战争的结果却证明，铁路易于遭到飞机轰炸的攻击，飞机的机枪以及它们的炸弹能够攻击道路上的部队和车辆以及运动之中的火车。很显然，最终证明飞机是实施轻骑兵战略作用的值得称道的替代物。 由于坦克最大速度每小时只有5英里，行程只有15至25英里，因此它并没有任何的战略价值。由于坦克需要铁路运输才能进行战略机动，它们的机动也只有战术意义。坦克履带的易毁性以及它们机械故障的可能性进一步使它们的运动只能限制于己方火力的保护之下。毒气被证明是非常致命的，继续成为所有军队关注的一个问题，但从未再一次看到毒气被作为主要的作战手段使用。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间，军事思想家们权衡了1914-1918年间围攻战的教训，认识到这是由于两种新型武器出现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尽管潜艇和飞机的出现使每一次海战转向了三维战场，海军的编制却只有较小的变化。实际上，战争已经相当全面地发展了潜艇的能力，相应地也刺激了水下声纳和深水炸弹的发明。虽然战舰在装甲布局上有缺点，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战舰的设计以及它们的火控方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海军甚至在战争之前就开创了在海上使用飞机的先河，英国在1914年前就着手了水上飞机母舰的工作，在冲突期间则由其它战舰改装成航母，其中一艘改装成为飞机除了能起飞之外也能降落的航空母舰。飞机在海上如同在陆地上一样，在以后漫长的20年间人们看到它们的潜能得以实实在在的发展，人们对有关飞机在海战中作用的争论在不断地深入。 陆上作战的规模和强度的扩大，以及由这一刺激所导致的经济消耗的极大增长，增强了海上力量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航海运输业的作用是提供了从1914年至1918年的更为工业化的竞争所需产品的支援。在以前的战争中，英国的封锁已经对法国的经济产生过一定的伤害，但从未有过对德国封锁的这种效果——迫使德国降低了食品供给并妨碍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因为德国已经减少或关闭了诸如石油或铜等关键性补给品的供给。当然，法国攻击英国舰船的袭击战略也从未像德国的潜艇战役对付盟军那样，严重地威胁到英国的经济以及英军继续进行作战的能力。海军的后勤战略已经在工业时代获得了一种新的并且可能是决定性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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