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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恕是明天顺、成化、弘治三朝名臣，他正统十三年（1477）中进士后，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评事，迁扬州知府，天顺四（1460）年升江西右布政使。从成化元年（1465）至十一年，任过河南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左都御使、南京刑部左侍郎、南京户部左侍郎。成化十二年后任过左、右副都御使、兵部尚书等职。成化二十二年（1486）罢官归田。弘治元年（1488）后，任吏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弘治六年（1493）被罢，正德三年（1508四月）卒于家，享年93。 王恕第一次被罢，据《明史》所载是“会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帝）忽附批落恕宫保致仕，朝野大骇”，也就是说宪宗皇帝对南京兵部尚书王恕的罢官是忽然附批的，出于朝野所料之外。宪宗为何要罢王恕的官呢？《明史》说是“以好直言”，但跟最令“贵近側目、帝亦颇厌苦之”的“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的民谣不能没有关系。王恕罢官归田后，工部主事王纯，将王恕比作西汉敢于直谏的名臣汲黯，竟被宪宗皇帝廷杖并谪为思南推官。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王恕被召为吏部尚书，未久加太子太保，弘治六年（1493）第二次被罢。对于此次被罢，《明史》认为是由丘濬引起的。象王恕这样的权臣，难道是丘濬所能左右的？王恕这位吏部尚书的罢官与丘濬何关？ 丘濬34岁（景泰五年，1454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开始，至75岁（弘治八年，1495年）卒于任上，在朝为官41年。其中35岁至36岁修《环宇通志》，志成授编修。38岁至41岁修《大明一统志》。42岁至43岁著成《朱子学的》。44岁至47岁修《英宗实录》。48岁官侍讲学士。49岁充殿试读卷官。50岁至54岁归琼守母孝。55岁入京官原职（侍讲学士），充会试副总裁。至56岁续修《通鉴纲目》成。57岁至66岁，任国子监祭酒，加礼部侍郎，仍掌国子监事，在此年间编写《大学衍义补》。67岁《大学衍义补》160卷成，任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71岁（弘治四年，1491年）修《宪宗实录》成，升文渊阁大学士。成化八年（1495）二月卒于任上 ，享年75岁。可知，丘濬一生，总跟学问礼教打交道，直至垂暮之年始得入内阁。从《明史》记载王、丘两人的履历可知，王是实权者，在政绩上多有建树，而丘濬则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成为一代宗师，才被王朝所依重，最终进内阁、典机务，班序在王恕之上。 我们知道，明代废除丞相一官，析原中书省之政归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六部尙书分任国务，侍郎贰之，皆直接皇帝。设内阁于宫廷，以大学士担任顾问兼秘书。内阁旣非署名，亦非官名，不兼部务，也没有官属，不能直接指挥行政。明朝以尚书入内阁者丘濬是第一人，一个平生研究学问的老臣进入内阁，皇上既可倚重又可放心。内阁大学士虽然表面位尊而权重，但独立发挥其权力的机会甚少。内则受制于宦官，外则用人之权集中于吏部和兵部，而六科给事中与各道御史又遇事生风，党同伐异，互相攻讦。在“政归六曹，权操台省，辅臣缄默充位而已”的明代，如果认为内阁大学士具有宰相的权力，那是不恰当的。而吏部在六部中尤为重要，因为官吏的除授都必须经由吏部。即使是大学士、尚书、侍郎、都御史、九卿、祭酒的缺出，也要由吏部提出廷推，以备皇帝任命。从永乐迁都北京后，南京的部院官署依然存在，被排斥的安置在南京。为了区别，北京官加“行在”二字，南京官加“南京” 二字。至正统六年，北京官去掉“行在”二字，南京官仍加南京二字，遂为定制。 弘治六年（1493）四月，太医院院判刘文泰上疏弹劾吏部尚书王恕变乱选法，且私刻己传，传中自比伊、周，于奏疏留中者，概云不报，以彰先帝拒谏，无人臣礼。王恕上疏抗言，说刘文泰的疏稿由“老于文学多阴谋者主之”，意指丘濬。弘治皇帝经审问得实，是刘文泰自为奏草，经除名都御史吴祯润色，与丘濬无关。于是，贬文泰为御医，责王恕，并焚所刻传版，不问丘濬。王恕再疏请辩，皇帝不从，即被罢官。 《明史》丘濬传有云：“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罢，人以是大不直濬”。 刘文泰弹劾王恕，已由皇上审问得实，和丘濬无关。《明史》为什么还要将王恕罢官归咎于丘濬呢？ 丘濬谢世时，何乔新为丘濬所作的神道碑有言“王公奏讦其短（指刘文泰为治丘濬目疾来往濬家），众疑奏出公，科道以为言。上察其诬，待公益厚。” 明代嘉靖、万历时名臣叶向高、郑晓、王世贞等，对将此事归咎于丘濬已有不同的看法。如王世祯就此事有评论说“案缙绅之论，皆以文泰此举出自丘公，然三原（王恕字）止合略辩其事，力求归休，不当疏请廷鞫，又以老学阴谋肆加詆斥大臣恬静之体与事君恭顺之道。…..而《宪章实录》…..亦似未考其事之颠末也”（《弇山堂别集》）。 据此，则当日事情非出自丘濬，何乔新、叶向高、郑晓、王世贞等人早已认识，不为群言所惑。最主要的是此事已经皇上定案，和丘濬无关，《明史》却回护王恕，以此詆毁丘濬，似有不公。 其实，王恕和丘濬开始有些摩擦是在丘濬进入内阁以后才发生的。当时长乐知县黄廷美《双槐岁抄》一书云：“及入阁，与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啧有烦言。会太医院院判刘文泰失职，奏三原变法变选，以所刻传封进，内多详述留中之疏，上责其沽名，致仕去人，以此议公，公实不知也”。《明史》有云“初，濬以礼部尚书掌詹事，与恕同为太子太保，恕长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阁，恕以吏部弗让也，濬由是不悦”。“偶坐其上”，指的是弘治六年二月赐内宴事。当年丘濬73岁，已入内阁，典机务，位在恕上，参加皇上赐宴，坐在王恕之上是合乎礼仪的，众人何为烦言？“及濬入阁，恕以吏部不让”，《明史》不怪王恕“不让”而怪丘濬“不悦”，实为偏袒。弘治六年，王恕考察天下庶官，拟黜2000员。丘濬上言，认为黜陟之例乃以三年为定制，未及三载者应令复任，虽经三考，非有贪暴实迹者亦勿黜。于是，孝宗敕曰“凡历官未及三载者，俱复其任，虽一考未有贪暴实迹者亦勿黜”，丘濬请旨留任者90人。王恕对此很为不满，多次争论而不可得。因为有这样的事发生，所以《明史》才说“丘濬入阁亦与恕不相能”。 《明史》将王恕之罢，归咎于丘濬，甚至记录丘濬谢世时文泰往弔，濬妻叱之曰：“以若故，使相公齮王公，负不义名，何弔为！”“齮”是咬的意思，真是入木三分。我们不必深究濬妻是否叱之曰，但应深究王恕最后罢官的真正原因。 王恕成化二十二年（1486）第一次罢官至弘治元年（1488）起用为吏部尚书，时间只有三年。在乡期间，王恕却做了什么？按理，人臣罢政，自宜杜门静守，不谈时事。而王恕则非，甚至在里居之日作传镂版以行，标榜自己，自比伊、周，很显然，这是对宪宗罢官不满。孝宗即位，碍于廷臣推荐，才起用已被前朝父皇罢免的王恕为吏部尚书。 弘治元年闰正月，言官劾两广总督宋旻、漕运总督丘鼐等37人应降黜已被孝宗批准，而王恕却因为“章不下吏部”而提出辞职。同年，陕西缺巡抚，刚上任的王恕推荐河南布政使萧祯，孝宗不允，让他另外推荐人选，他却对孝宗说“既以祯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竟以辞职为胁，孝宗才用萧祯。 当时言官多称恕贤且老，不当任剧职，宜置内阁、参大政，孝宗说：“官恕吏部，有谋议未尝不听”，不允。 中官黄顺请起复匠官潘俊，恕言不可以小臣坏重典，再执奏，但孝宗还是起用潘俊。 以上种种，说明孝宗对王恕不悦，所以王恕被罢时，不赐敇，俸禄亦颇减。 从《明史》对王恕的论述中可知，王恕的最后罢官是因为王恕“刚正清严”、“帝心不悦”，而刘文泰的弹劾，只是一条导火线而已。 孝宗将刚正清严的吏部尚书王恕罢官，应该说孝宗不是个好皇帝。然而《明史》却对孝宗大加赞赏：“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孝宗既然是这么好的皇帝，那么，王恕的罢官应该说是咎由自取。 《明史》是二十四史修纂时间最久的，前后计近百年才告竣，最后虽经总裁官张廷玉等人“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文期共喻，扫艰深鄙秽之言；事必可稽，黜荒诞奇邪之说。十有五年之内，几经同事迁流；三百余卷之书，以次随时告竣（《张廷玉上明史表》）。但史书总是人写的，对于“明朝的那些事儿”， 我们不能人 言尽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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