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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吕太后死之后的“诸吕”都是些庸人，能力一般，也很懒惰，所以掌权后就采取了最省心的方法——对吕雉的治国方略原封不动的全部沿用。这使得帝国在吕氏的掌控下反倒现出了勃勃生机，为即将到来的文景之治打下良好的基础。 换言之，汉文帝上位后接手的可不是百废待兴的烂摊子，而是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不过，在屌丝们的眼里，汉文帝这个皇帝却当得格外“窝囊”。 抠门儿 头一件窝囊事儿是造房子。 正常人都喜欢住大house，或者在院子里搞点亭台楼阁什么的，找点设计师的感觉。汉文帝也是这样。有次他想在宫里头添置一座新露台，于是就请了工匠做了个评估，算了个预算出来，大概需要百金的样子。“百金”的价格对于皇帝来说其实不算什么，汉初的皇帝赏赐大臣动不动就几百金下去。赏赐外人尚且都是三五百金的，拿百金给自己造个露台根本就是小case一桩嘛。 但这露台却始终没有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汉文帝嫌贵。他做了个小调查，发现“百金”在当时相当于十户中产阶级家庭的资产总和了，可以养活上百口人几年了，就开始心疼钱了，就踌躇了，权衡了半天就打消了造露台的这个念头。 造房子这事儿可不是个个案，汉文帝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抠门儿”皇帝。哥们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即便是在自己陵墓的修建问题上，文帝也维持了这个作风。他规定，他的霸陵，一律都用最朴素的器具——瓦器，不准用任何金银等贵金属做装饰和陪葬品；坟头也不高大，就着山势修建，所耗人工和财力在历代皇陵里头都极其节省。 更夸张的是，文帝不仅在生活上抠门儿，他在“泡妞”这件事上都保持了抠门儿的作风。作为皇帝，他有很多小老婆，他最爱一位叫慎夫人的美人。这慎夫人自从嫁入皇门，非但没能大张旗鼓的提高生活水平，成为时尚圈领军人物，还在消费上受到了种种限制。汉文帝要求慎夫人，平时出门要穿短裙——不是为了要秀大长腿展示性感，而是为了省布料；在家里的帷帐都不能刺绣，一水儿素色，以此来为天下做出榜样。 ——若是姚明、郭德纲这类穿衣服特别费布料的穿越到了那一朝，估计是很难博得汉文帝的宠幸的。 如此节俭的私生活，给文帝带来了好名声。可是，咱们换个思路来想想，“节俭”这件事是一位皇帝应当孜孜以求的生活目标吗？ 举个因省钱而招致骂名的实例，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公孙弘。这公孙老头儿因为在家用廉价的粗布被子，被当时有名的诤臣汲黯狠狠参了一本，说他身为三公，俸禄如此之高却要盖这么差的被子——就好比明明拿着五十万年薪的小金领，却仍然要过着身穿破衣烂鞋、就着凉白开啃馒头的生活——显然是沽名钓誉之举，纯属虚伪之表现。公孙弘就此还在历史上落下了“公孙布被”的笑柄。 换言之，衡量政治家的核心指标绝不应该是省不省钱，而是他的政绩才对。反过来，如果一个皇帝因为要“省钱”而丢掉天下，那这哥们绝对是昏君。 中国皇帝中的“高老头榜中榜”排名第一的绝对要数明末著名的崇祯皇帝。传说他生性吝啬，小时候用摹本练字，一点也不肯浪费纸张，一定要密密麻麻全部写满才肯丢弃…穿衣服打补丁就更别提了。但哥们如此卖力的“省钱”，不但没能为自己挣得美名，还屡屡为此得到后世的诟病。崇祯帝因为太看重钱财，不愿从自己的内府中拿钱出来充当军费，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当时为了剿平李自成，需要调吴三桂入京护驾，急需军费大概几百万两，而国库只有四十多万，大臣们请崇祯帝从内库放点钱出来，崇祯帝哭丧个脸，说没钱，大臣们看崇祯帝平时吃穿用度都那么惨了，就以为他真没钱；不想，在李自成攻占北京后，据说从大内搜刮出来三千七百多两白银！为了省几百万两，最后丢了三千七百万两，这笔生意换在哪个朝代都是绝对不划算的，更别说还倒贴了大明的江山呢！ 但是汉文帝省钱，与崇祯有本质的区别——他还是为了国家。对汉代财政比较熟悉的盆友或许会质疑，汉朝开始，国库和皇帝的私库就已俨然分开，由九卿之中的大司农和少府分掌，皇帝自己省下的钱也是放在少府手里，对国家财政似乎并没有帮助，皇帝省钱如何能帮到国家？ 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后台君在此尝试简单解释一下。主要有两个核心逻辑。 第一项，是汉文帝节省下来的银子，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贴补国库。汉初时期，由于大封诸侯，分封出去的地方自然都是诸侯私人征税的来源，使得汉朝中央政府国库的征收范围显著减少，从而导致国家财政能力不足；加上汉文帝实行仁政，时不时就减税乃至免税、赈济贫穷，讨好天下老百姓——但这减免部分往往都是田租，即国家财政的最主要来源。因此，汉文帝安抚天下黎民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国家财政难以为继的局面，他就不得不自己掏钱为这“任性行为”买单——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出钱来贴补国库开支。 这与崇祯皇帝大不相同。崇祯只是省钱，却不补贴国家财政，所以他是为自己在省钱，只能算是“吝啬”；但汉文帝却是在为天下省钱，这才是真正的明君之作为。 第二项是少府所需要负担支出的范围。很多人倾向认为，皇帝自己的小金库也就用作天子和宫廷开支，其实不然，有一些看似国库的支出也是从少府中出钱。比如赏赐大臣这件事花的就是皇帝私人的银子。我们前面说过，汉文帝新人登基，为了讨好大臣，不得不大肆封赏，往往一出手都是成百上千的黄金。国家财政收入有限，少府部分自然就更少，这些用来收买人心的钱就都是汉文帝自己省吃俭用出来的。 大家看看，比起我们现在那些巨贪大老虎们，刘恒这个皇帝是不是干得很窝囊呢？ 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 另一件窝囊事，是作为最高独裁者的汉文帝，却经常要被别人指手画脚，学名“纳谏”。如果纳谏的对象都是公事也就罢了，偏偏底下那帮臣子管得特别宽，连汉文帝的私事都不放过。 举个例子，还是汉文帝那个叫慎夫人的小老婆。虽然在名份上只是皇帝的小老婆，但由于得宠，慎夫人在很多场合都能跟皇后同席而坐，不分尊卑。 一次，文帝带着大老婆和小老婆去郎官袁盎的衙门，袁盎却很不识趣的把慎夫人的座位排在了下位。慎夫人一见，当场就飙了，要袁盎把座位调过来。但袁盎也跟吃了秤砣似的，不管好说歹说，都不肯调座位。慎夫人就更火大了，说什么也不肯入座。一看见自己的下属这么欺负自己心爱的小老婆，汉文帝脸上也挂不住了，也发火了，正事也不干了，起身就要回宫。 袁盎却不慌不忙，拦下怒气冲冲的汉文帝，从容说道，臣听说，尊卑有序则上下和。陛下已经有了经过正式册封的皇后，慎夫人只是陛下的妾，怎么能跟皇后同席而坐呢？如今陛下这么做，不是爱护她，而是害了她——难道陛下那么快就忘了“人彘”的故事了吗？ 史载，文帝幡然醒悟，转怒为喜，召来慎夫人，将这个道理说给她听，慎夫人听后也觉得袁盎所说不错，以她的名义赏赐黄金五十斤褒赏袁盎的谏言。 还有一次，文帝从山上骑马下来。那时候文帝年纪还轻，还是小鲜肉一块，喜欢找点刺激的感觉，便想策马扬鞭从陡坡上飞驰下来。不想，这刚踩了脚油门，就被一旁的人拉住了缰绳。文帝回头一看，见是袁盎，也不生气，呵呵一乐，揶揄道，是不是骑快马让将军你觉得害怕啊。 袁盎自然又少不了一番大道理。他说，自古以来，凡是尊贵之人，都不会将自己陷入险境之中。陛下您现在是天子的身份，就算你自己能将安危置身事外，但又怎么对得起祖宗社稷呢？ 文帝又是哈哈一笑，打消了策马扬鞭的想法。 汉文帝纳谏并不是只针对袁盎一个人。每次，只要碰上有郎官和从官进呈奏疏，汉文帝从来都是停下车辇来接受的。奏疏所说的，如不合适就放置一边，如果合适就加以采用。但无论是否采纳，汉文帝对上奏之人都给予深切褒奖。 作为一个皇帝，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对皇帝这位独裁者来说，臣下的谏言本质上就是对自己的批评，而且有的批评对，有的批评不对。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皇帝，要么就是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批评，要么就是自己毫无判断力，凡是亲近之人的建议照单全收；而厉害一点的皇帝，则能区分谏言的正确性，采纳好的，摒弃不好的，但只褒赏提出好建议的人；但最厉害的皇帝，则是像汉文帝这样，无论谏言好坏，均给予褒奖，广开天下言路，同时却又不失理智，能冷静辨别谏言的正误，并加以施行。 能达到这个境界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不超过三个。 袁盎自己批评皇帝还不够，还特别推荐了一个叫张释之的人长期跟随汉文帝，时不时批评鞭策一下。 有一次，汉文帝骑马外出，正经过一座桥的时候，突然从桥下跑出来一个人，把汉文帝的御马给惊了。马一受惊，坐在马背上的九五至尊险些就被摔下，幸好最后还是化险为夷了。不过毕竟这次的经历太危险了，差点就要了汉文帝的小命了，他就很生气，立刻将这个惊了大驾的人关进大牢，要司法机关严惩不贷，并将判决结果及时回报给他。 当时张释之刚好负责司法工作，亲自审理了此案，回报汉文帝，定性此人是“冒犯车驾”，处以“罚金四两”的严厉惩罚。 “罚金四两”！？文帝看到这个判决简直要抓狂。哥们哪，爷的命当时都快被这人给折腾没了，你最后就给这人判了四两罚金？难道天子的性命才值四两？不行，发回重判！ 张释之非但没有发回重审，还给汉文帝上了一封奏折，教育汉文帝法律的平等精神。他说，法律是不分贵贱、由天子和百姓共同遵守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冒犯车驾当处以什么样的刑罚，若陛下如今要临时加重，何以取信于民？况且我作为廷尉，是天下司法公正的带头人，如果我处理案件都不公正，底下更加没人公正了，这天下恐怕就会大乱。这是陛下想看到的吗？ 言下之意，天子的性命远不如天下的公平来得重要，所以陛下你再金贵，也只值四两。 汉文帝听了，思考了良久——估计是平息了好久的怒气——说，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袁盎、张释之虽然是劝谏专业户，但还比较注意方式方法，好歹会顾及皇家颜面。有的人上谏，完全不给汉文帝留任何面子。 汉文帝时期，匈奴人为患边境，无法有效制止。一次，汉文帝亲自去边境郡县劳军，碰上一位郎官（低级官吏），叫冯唐的——不是那位跟柴静暧昧不清的作家冯唐——两个人就着边患问题就聊起天来。 汉文帝说，边患问题让朕现在是茶饭不思啊，为什么上天不赐给我像廉颇、李牧那样的猛将呢？ 冯唐很直白，说，那不是上天的问题。就陛下你这样的，即便遇到了廉颇、李牧这样的名将，也没法好好用。 汉文帝一听，噌的一下，火就上来了。一个小小郎官，居然敢这么跟我讲话！把朕的皇家颜面置于何处！他怒火中烧，马上站起身来，离席回家。但回去之后，琢磨良久，觉得这个冯唐有胆量能这么直言不讳的批评自己，说不定有些真货在肚子里，能帮助朝廷解决边患问题。这么一想，也顾不上皇家颜面了，又派人去把冯唐召回来，继续聊。 一见到冯唐，想到他羞辱自己，文帝还是很不甘心，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和李牧？ 冯唐从容回答，我听说古代明君派遣将军出征的时候，都是一边跪着一边推着将军的车轱辘前行的。而且一旦将军出征，他便被授予全权，掌握全部军事权力，独断专行。陛下，您要知道，这些是真事，不是传说。当年李牧为将的时候，所有边境的税收都由李牧一人节制，用于军事用途，根本不用请示朝廷，搞什么审批流程。李牧这样在边关搞了好多年，才最终一战而灭匈奴，使赵国中兴。 而陛下您呢，之前任用了魏尚做将军，人家辛辛苦苦带兵击杀匈奴，最后却因那些官员在中间舞文弄墨，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最终落得个军法处置的结果。所以我才说，陛下即便遇到了廉颇、李牧，也无法任用他们啊！ 话糙理不糙。文帝又听进去了。他立刻派人查清了魏尚的事情，重新任命他为抗击匈奴的前线大将，并晋升冯唐为车骑都尉。 文帝不仅善于接受批评，还会自我批评。古代认为天子就相当于太阳，所以对“日食”这个天文现象看得很重，认为是上天给天下传达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吕太后执政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次日食，她就觉得是上天在找她麻烦，对此很不高兴；而文帝碰上日食的情形，虽然也很不高兴，但反应却很不一样，他特地下发了一封诏书，要求群臣认真思考皇帝（请注意是“皇帝”）的过失和未知未见的问题，上奏给他，并在天下范围内广征直言极谏的人，来给皇帝提意见。 做到这种程度，也算是皇帝中的极品了！ 中国皇帝是绝对的独裁者。独裁者意味着绝对的权力，这往往会导致在位者自我欲望膨胀，要么穷奢极欲，要么穷兵黩武，不知收敛。纵观古今中外的独裁者们，在自己当政时期给国家人民造成灾难痛苦的不在少数。 而汉文帝却没有这种问题。他虽然也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不像一个独裁者的行为模式。“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阿克顿勋爵总结的规律，其背后道出的是人性的弱点。一个手握绝对权力的独裁者，要想免于自身走向堕落和腐败，必需要克制人性的各种弱点。 这便是汉文帝最值得钦佩的地方。他明明处在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地位上，却能依然不改其低调谦和的本性。 一个窝囊而又贤明的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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