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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内在性”是近年来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张红岭的《康德与黑格尔“意识内在性”之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12日）一文（以下简称“张文”）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黑格尔实现了对康德的超越。然而，在笔者看来，正因为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路径有很大差异，故不能简单地以“超越”一词来论定，甚至贬低康德的哲学贡献。笔者现就张文有关观点，从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背景中探讨康德的“意识内在性”问题及其哲学贡献。 “我思”：近代形而上学的“阿基米德点” 在近代“意识内在性”问题的开启上，张文进行了简单考察，并以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观点进行评价，但张文忽视了“意识内在性”问题与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倾向的关联。笔者认为，要探讨近代“意识内在性”问题，形而上学知识论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没有知识论的追求，就没有近代“意识内在性”问题。 应该说，近代形而上学具有鲜明的知识论倾向，人类知识何以可能是其关心的核心问题。在近代哲学的开拓者笛卡尔看来，人类以往的知识大厦和形而上学因缺乏坚实而牢固的基础，并不真正拥有科学的头衔。换句话说，形而上学中的种种争论和困惑最终都牵扯到这个基础。因此，笛卡尔希望通过清理“地基”的方式，为形而上学找到可靠的建基石。对于这项建基“工程”，笛卡尔采取“普遍怀疑”的态度和方法。在“普遍怀疑”的追问中，他发现，当人们进行“怀疑”时，作为“怀疑”的“思”是不能被怀疑的，于是，“思”就是一种意识活动。显然，从形式上看，这个“思”具有明确的主体性，它是主体的“思”，笛卡尔将其定位在“我思”，并进而把“我思”视为知识、形而上学的“阿基米德点”。但从内容上看，“思”并没有明确规定性，它只是一个纯“思”，一旦“思”停止了，“思”的主体性也就无法得到确认。不仅如此，笛卡尔还从“思”、“我思”推演到“我在”，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为近代形而上学奠定了基本原则，“我思”也就意味着“意识内在性”，这个“意识内在性”被当代哲学界视为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 按照笛卡尔的理解，“我思”能够而且应该能够成为人类知识和整个形而上学大厦的“磐石”，但实际并非他所预想的那样。一方面，他的“我思”只是在“意识”内部打圈，固守着自身的领域，实际上是无法通达外在存在物的，不解决客体问题，充其量也只能在“我在”层面，因而他不得不为“思维”和“广延”二元实体留下空间。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可靠性并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形而上学仍然是迷雾重重。正因为笛卡尔的浓厚知识论和二元论倾向，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角度对他进行了尖锐批判。海德格尔明确指出，在笛卡尔那里，意识的存在特性没有得到拷问，以至于自笛卡尔之后，它变成了一块“禁地”。笛卡尔之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试图分别以“实体说”和“单子论”来解答笛卡尔留下的问题，但收获却不尽如人意。然而，休谟对传统形而上学中因果性概念的颠覆性质疑，既开拓了形而上学研究的新方向，又掀起了对客观知识的“责难”。 先验论：意识的“深谷” 正如张文所肯定的，康德以先验主义认识论推进了近代“意识内在性”问题。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张文对康德先验论过于轻描淡写，以致对康德的“意识内在性”问题发掘不够，从而既不能彰显康德“意识内在性”问题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又影响到对康德哲学贡献的评价。 在康德之前，整个欧洲流行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存在着两种基本观点：独断论和怀疑论。独断论从不对理性能力本身进行考察、检查和反思；怀疑论将一切视为虚妄，确定性被消解，这对人类知识而言是灾难性的。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的两种基本观点彼此相互攻击，最终导致人类知识的支离破碎和形而上学大厦的岌岌可危。为了回应人类知识和形而上学的困境，康德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荒。 第一，区分“经验”、“先验”和“超验”。康德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概念“先验”，并赋予它丰富的哲学内涵，实现了形而上学领域中的“哥白尼革命”。他从近代逻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变革中得到启示，一改传统形而上学从对象出发获取知识的套路，把出发点转向对主体自身的研究。确切地说，就是要探讨主体本身先天拥有哪些为所有经验对象必须遵循的形式和概念，这些形式和概念是人类想要获取知识，就必须置于其中的东西。显然，这些先天的形式和概念是先于经验的，因而康德称之为“先验”的东西。与之相对，“经验”属于事物的现象领域，而“超验”则意指包括传统形而上学所关涉的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在内的“物自体”领域。 第二，强调全部认识和思维过程都离不开“我思”。康德认为，在一切思维中“我思”对一切表象起着综合统一的作用，因而他把“我思”又称为“统觉”，实际上“我思”或“统觉”就是自我意识。“我思”或“统觉”是必要的，因为感性和知性都具有片面性，感性只能直观，知性只能思维，而知识恰恰是由感性和知性共同构成的，这既离不开感性提供的“现象”，又离不开知性的先天综合。总之，在整个先验演绎中，“我思”或“统觉”起着核心作用。康德一方面坚持先天综合知识的原则，另一方面奠定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原则。 第三，划定“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康德对人类理性的考察目的是要弄清什么样的对象是可知的，什么样的对象是不可知的。在他看来，人们能思考并能认识的东西是“作为显象的物”，它属于经验范围内的，至于“物自体”则是无法认识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究其根源，在于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在经验范围内，先天的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能确保人类知识的可靠，而一旦超出经验的领地、步入超验领域，人类理性就没有任何认知手段来确保知识的可靠，传统形而上学的做法是把先天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运用到“物自体”上，其结果造成“可知”与“不可知”的混淆以及形而上学间的无休止争论。 康德的哲学追求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在形而上学的道路上，他以审慎的态度和独特的方式深化了“意识内在性”问题。虽然这项工作具有开创性和变革性，但他在“现象”和“物自体”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仍然陷入笛卡尔的二元论窠臼，降低了其对主体性研究的分量，从而遭到后世的批评和指责。 康德：哲学之“桥” 在哲学史上，康德是里程碑式的哲学家，以至于有人将其比作哲学上的“桥梁”或“蓄水池”。对此，即便是对康德哲学存有某种批评意见的黑格尔，也充分肯定康德哲学是“很好的哲学导论”、“近代德国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康德的哲学贡献集中在： 其一，正视了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无论是康德之前，还是之后，不少哲学家习惯于迷信人类理性是万能的，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误用、乱用人类理性，致使理论争论迭起、现实的二律背反。康德警告必须慎用理性，严格考察人类理性能力，合理使用人类理性，从而有效避免不必要的现代世界与人的分裂。 其二，肯定了人类的形而上学追求。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源于人类理性，受理性的驱使，人类往往把仅适用于经验范围的原理运用到超验领域中去，导致形而上学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必然命运。虽然传统形而上学充满了无休止的争论，但人类既不能取消形而上学，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探讨启发我们，人类不能没有形而上学，哲学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厮杀的战场”。 其三，开创了人类学术的批判精神。在哲学史上，康德树起了批判大旗，以严谨的态度、严密的思维从事哲学研究。这种批判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代的诗人海涅赞叹康德所倡导的批判精神渗入一切科学之中。恰恰是这种批判精神和批判态度，使得一切哲学思想和理论，哪怕它是极其有限的，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考察，学术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被凸显出来。 其四，彰显了人类的信仰和道德境界。康德在考察人类理性能力的基础上，以“扬弃知识”、“为信仰腾出地盘”的方式，指明了实践领域问题，为人类道德领域留下范导性原则，康德的研究既启示了人类必须遏制思辨理性范围内的知识膨胀，又强调了“人永远是目的”的道德价值追求。今天，只要从事哲学思想研究，无论人们对康德哲学采取何种立场和态度，都应该铭记康德这座“桥”。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文化激荡下的百年中国文化变迁研究”（14BKS0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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