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写于1941年11月的官方审稿报告,作者是法国伽利马出版社的文学大编辑让·鲍兰,而这个报告提到的作品就是《局外人》(或者叫《异乡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28岁年轻人阿尔贝·加缪,对大巴黎的文学圈来说,可算是一个真正的小镇青年。可是这份手稿引起的旋风却穿透了战时法国的封锁线。 1942年伽利马初版书影 加缪当时将两份《局外人》的手稿分别寄给了让·格勒尼耶和帕斯卡尔·皮亚。这两位都是加缪生命中非常重要、亦师亦友的人物,而且对不满一岁即失去父亲的加缪来说,大他15岁和10岁的这二人据猜测也多少充当了父亲的角色。让·格勒尼耶在去阿尔及尔教哲学、成为加缪的老师之前,曾经在伽利马出版社的《新法国评论》工作过一段时间;而帕斯卡尔·皮亚——曾经两次在加缪穷困潦倒时给他工作的媒体人、出版人、作家,与当时法国声名显赫的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交往密切。(加缪后来将他的《西西弗神话》题献给帕斯卡尔·皮亚。)他们不但是他最看重其意见的密友,也都是切实可以提供出版途径的业内人士。 让·格勒尼耶的反馈虽肯定了《局外人》是一部成功的小说,但多少保留了意见。 格勒尼耶曾经对加缪第一次写小说的尝试《幸福的死亡》提出了比较严厉的意见,这份意见直接导致加缪否决了第一次的失败尝试,开始另起炉灶写出了《局外人》,只将《幸福的死亡》中的一小部分片段用于《局外人》。 但这次,加缪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没有接受老师温和的批评。格勒尼耶建议加缪将手稿寄给伽利马的出版人加斯顿·伽利马先生。 皮亚的反馈则热烈得多。实际上,他当时正在巴黎筹办文学月刊《普罗米修斯》,在加缪向他描述这本小说后、他还没有看到手稿前,就提出可以在《普罗米修斯》的创刊号上刊发这篇小说。但文学期刊的想法由于当时维希政府的限制最终没能实现。 收到手稿后,他被《局外人》别具一格的风格所震撼。他深信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当格勒尼耶还在担心加缪文笔有点“回应卡夫卡”的时候,皮亚坚信《局外人》已经可以与卡夫卡最优秀的文字相媲美。皮亚想办法将《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的手稿带给了声名如日中天的作家安德烈·马尔罗。 马尔罗读完之后,将手稿继续传递给了罗杰·马丁·杜·加尔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时正住在尼斯。而在里昂,皮亚也得以有机会与诗人弗朗西斯·彭热讨论这部手稿。彭热当时正在写他的代表作《事物的声音》,那种如实描述周遭事物的方法,与加缪不谋而合。 马尔罗对他1938年在阿尔及利亚短暂会面过的青年加缪可能还留有印象。(实际上,年轻的加缪深受马尔罗的作品《轻蔑的时代》所鼓舞,曾写信给马尔罗,请求改编这个故事并在劳动剧院上演。反过来,那位长者也被不知名的年轻作家所感染,他的回复是:“演吧。”)(《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漓江出版社,2016年)此次他给加缪提出了相当具体的、重要的修改意见。正是他对海滩上杀人一幕的修改意见,使得杰作成为杰作。 《局外人》不同版本封面书影 1941年,马尔罗写给加缪的信中,使用Oeuvre(著作)这样的敬辞指代《局外人》。他同时给身在巴黎的伽利马先生写信道:“你读过加缪的手稿了吗?要当心:以我之见,这将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 假如我们试图稍稍追踪一下1940年这部手稿从阿尔及利亚小城奥兰到达巴黎的曲折历程,如同在一个迷宫里追踪几头怪兽,迷宫就是当时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巴黎属于德占区,无法直接通信,邮件需“人肉”携带——好在当时的维希政府与纳粹当局只对直接反对纳粹和涉及犹太人的内容比较敏感;南部里昂、尼斯等地则与阿尔及利亚邮路畅通。战时的巴黎,伽利马以及其他法国出版界人士,克服种种困难(不限于纸张缺乏、纳粹当局的审查等等)竭力保持继续出版。据多数专家推测,最终加缪的手稿是出版人伽利马先生自己从南部居住地加纳带到巴黎的。 1941年9月,伽利马接受了这部书稿;11月,鲍兰写了本文开头的审稿报告。在战时,加缪同意在合同签署之前先付印。直到书在1942年出版,加缪才同时收到一本样书和他的合同,与合同一起到来的还有1万法郎,这是《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两本书的预付版税。 令人难忘又迷惑的《局外人》,正等待着震撼世界。 《局外人》不同版本封面书影 以上取材编写自 LOOKING FOR THE OUTSIDER: ALBERT CAMUS AND THE LIFE OF A LITERARY CLASSIC,ALICE KAPLAN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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