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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人类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为了提升生产的效率与生活的幸福感所发明出来的一种制度技术。所以说，金融既是“生产的金融”，也是“生活的金融”。由于生活是人的自我生产过程，因而金融归根到底是“生产的金融”。由此可见，“产”与“融”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产”，就会有什么样的“融”。为“融”而“融”的“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必然要遭到惩罚。那么，“产融”究竟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会受哪些因素的制约呢？ 对于我国来说，“产融结合”一词是个舶来品。现代金融发端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其英文表达是“combin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finance”。从产融结合的基础来讲，是“自然技术”与“制度技术”的结合；从产融结合的手段来看，是“组织之间的结合”与“工具之间的结合”；从产业结合的中介来讲，是“组织中介”、“平台中介”与“信息中介的结合” ；从产融结合的内容或者任务来讲，是“制造货币的结合”与“货币交易的结合”。 制造货币的过程，就是最优“流动性”随其支撑技术的提升而动态优化的过程，这是金融行为的主要目标；有了货币这一融资对象，第二个任务就是如何有效获得货币，这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金融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两个过程用示意图呈现出来，如图0-1中“V”字形示意图所示。图0-1的左边是“货币边”，表示人类社会在一定的自然技术条件下尝试、筛选、生产货币这种“制度技术”的过程。人类社会的货币随着自然技术和制度技术的演进与耦合，呈现为非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纸币、电子货币、“信息货币”等几个阶段； 图0-1的右边是“金融边”，表示人类社会在一定的自然技术条件下发明的各种金融这种“制度技术”的过程。
图0-1 流动性的生产、交易及其演进示意图 将“产融结合”理解为一个“自然技术”与“制度技术”所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有利于揭开金融形态演进的秘密。如同DNA双螺旋结构的提出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分子金融学”使“金融”大分子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金融的“生命之谜”被打开，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金融遗传信息的构成和传递的途径。随着“金融双螺旋结构”的不断演进，“产融结合”不断向高级阶段迈进，在逻辑上可以总结为四个层次。 1.“产融结合基因”的产生 所谓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产融结合的基因”，指的是决定产融结合事物性质的遗传因子。“产融结合基因”的产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一般等价物”的产生，一个是“融物行为”的产生，正是这两者的产生与联动合成，构成了“产融结合的基因”。 （1）金融对象的生产 如果我们问，什么是金融？大家都会非常简洁地回答：资金融通也。没错，那么什么是资金？我们为什么要融通资金？资金的功能是充当交换中介，能方便物与物之间的交换。看来，资金十分重要，我们首先得将它生产出来。凡是能起到交换中介的东西，我们将其称作是“一般等价物”，所以资金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金融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生产出资金这个一般等价物。 那么，人们是如何生产出一般等价物的呢？人们的交换经验表明，一般等价物可以像“普通话”一样使人们用同一种标准衡量不同东西的内在价值，也方便人们的交换。它的产生经过了三个阶段：偶尔的物物交换、扩大的物物交换，然后才是一般等价物阶段。 （2）金融行为的生产 有了一般等价物，就可以“使鬼推磨了”。然而，当人们缺乏一般等价物，该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等，等到人们有了足够的物资源，再换成一般等价物。但是这种办法的缺点是会付出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所带来的损失或许是无法看病导致的更大身体伤害，或许是无法满足特定的消费而导致的幸福的损失，或许是失去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佳时机，或许是其他经济投资机会；另一种办法就是“边际值的互换”，即一般等价物的融通。提供一般等价物的人的边际损失通过一般等价物需求者所提供的“补偿”来解决。这种补偿尽管是一般等价物需求者的成本，但是这种损失要小于一般等价物需求者的机会成本的绝对值。同理，一般等价物供给者得到的这份补偿则小于其不提供一般等价物的机会成本。 较为低级的等价物融通阶段是“非一般等价物”的融通。现实中的表现有：①“实物融通”。比如，生活中借一碗谷物，随后再归还出借者同样的物品。这种情形在生活中十分常见；②租赁。这是一种以一定费用借贷实物的经济行为。出租人将自己所拥有的某种物品交与承租人使用，承租人由此获得在一段时期内使用该物品的权利，但物品的所有权仍保留在出租人手中。承租人为其所获得的使用权需向出租人支付一定的租金；③赊账。买卖货物时延期付款或收款，而把买卖的货款记在账上。这个过程先拿物，后付款，也可以归为“融物”的另一种情形。这三种情况在货币产生之先就已经存在，在现代依然存在。由于其不需要货币介入交易，归根结底是一种“融物”的行为。 2. 产融结合基因的进化 由于制造货币的自然技术与制度技术的提升，产融结合的基因也随之进化，产融结合的形态演化也呈现为一个动态的升级过程。产融结合的升级一方面表现为一般等价物“进化”为货币的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融物”行为“进化”为“融币”行为的过程。 （1）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化 一般等价物的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货币正是它进化的目标。初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交替地、暂时地由这种商品或那种商品承担。在古希腊的历史记载中，牛、羊、谷物等都曾充当过一般等价物。在中国古代，羊、布、海贝、铜器、玉璧等都曾充当过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的这种时间上的不稳定性和地域上的局限性，不能适应商品交换广泛发展的需要。随着交换的发展，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终于逐渐在时间、空间、承载物上统一起来，逐渐固定在某些特定的商品上。这种稳定的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贵金属金、银，由于它有不易变质、易于分割和熔合、体积小而价值大、便于携带等自然属性，终于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货币商品。 （2）“基本融币术” 如果说“融物”的对象是“物”或者“一般等价物”，那么，“融币”的对象就是黄金等适合作为货币的特殊的一般等价物。“融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融资”，融资的过程就是金融的过程。 最原始的金融过程发生在货币终极供求者之间，称作“P2P”模式。常见的形态有：①民间融资；②商业票据融资。表现为汇票、本票、支票、提单、存单、股票、债券等等；③预收账款。按照约定，售卖方向购买方在未发出商品或提供劳务时预收的款项；④掮客金融。前三个表面上属于无中介模式，实际上属于无组织（机构）中介模式，但平台中介依然存在。掮客金融则是存在组织中介的金融。比如直接金融中的投资银行，就是典型的掮客。 （3）“链式融币术” 从合约嬗变的角度来看，基本的融币术相当于在已知两种合约的条件下，生产“居间合约”。从流动性来看，这个居间合约的流动性也恰好居于已知两种合约的流动性之间。从融资方视角看，合约嬗变链条可以抽象为“m1-m2-m3”，比如“企业合约-股票-货币”，其流动性依次增强。从供资方来看，则是一个抽象为“m3-m2-m1”，流动性的排序则是一个降序的过程。 如果说“m1-m2-m3”是一个简单合约链，那么基金交易链和资产证券化交易链则是一个复合合约链。比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交易链可以抽象为“m1-m2-m3-m4-m5”，这个含有5个合约的“长链”架构，实际上是“m1-m2-m3” 与“m3-m4-m5”两个简单合约链的复合；如果要对基金类链式金融进行分类，可以按照中间合约的性质进行分类。我们知道，从性质上来说，合约可以分为债性和股性两类。那么，m2 和m4的搭配就有四种：“股来股往”、“债来债往”、“股来债往”、“债来股往”。PE就属于第一种，而银行则属于第二种；第三种和第四种可以看成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的创新形式。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形态，其实是基金的逆过程。这个“逆”指的是站在融资方的角度看，链中的合约的流动性是升幂排列。而基金合约链中的合约流动性却呈现降幂排列。基金链“m1-m2-m3-m4-m5”中，m1是现金，流动性最大，m5则是未上市企业股权，流动性最小，m3是资金池。那么资产证券化链“m1-m2-m3-m4-m5”中，m1是流动性最小的资产，m5则是流动性最大的现金，m3则是资产池。 3. 产融结合基因的变异 如果人类社会只有实物，没有货币“衍生品”，也没有金融工具“衍生品”，那么人类就不会存在价格波动的风险，或者难以觉察价格波动的风险；事实上，货币给交易带来了便利，金融为资源多寡的均衡带来了便利，然而却使得实物和金融工具，甚至货币面临价格波动的风险。人类制造了金融天使，也带来了金融的恶魔，产融结合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产融结合不再是为了融资，而是为了赌博价格的异动从而规避损失，获得增值和保值，是典型的“利得金融”。 传统的产融结合，融资方为的是获得流动性，投资方则为的是投资收益。假定传统供资者的收益用Y=am+bn来表示，（m、n分别表示红利、表示资本利得；a、b则分别表示红利和资本利得的权重），作为传统金融，存在等式a+b=1（a、b均几乎不等于0）。只不过不同的合约，其权重稍有差异而已。比如，如果是债性合约， b 的想象空间不大，主要依赖于红利a；但如果是股性合约，则b 的想象空间较大，红利a则也有风险，各种可能性都有。 由此可见，传统金融下，投资者对“红利”和“利得”都比较看中，传统产融结合具有“双利金融”的特点。但对于衍生金融，则主要看中的是标的资产的价格安全，参与者都希望通过对价格的对冲获得“资本利得”，因而衍生的产融结合具有“单利金融”的特征。用代数式表达就是，对于Y=am+bn，有a=0，b=1。表示交易双方看中的不是红利，而是资本利得。不管是互换、期货、期权等衍生合约，都是凭借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以及对未来的预测达到降低差价损失，获得价差收益。 4. 产融结合基因的最高境界 自然技术和制度的大提升，会促使产融结合的“基因”加速进化，金融类事物终究会达到“遁形”的程度。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货币形态的“遁形”，第二个是金融行为形态的“遁形”。显然，所谓金融形态“遁形”不是指金融的消失，而是指某些金融元素，甚至整个金融形态变得更加隐蔽起来。就像大海，表面上波澜不惊，低下却是“锁不住的力”。 （1）货币的“遁形” 所谓“货币遁形”，指的是当自然技术进化到一定程度，引起制度技术的演化，货币回归到本原，导致传统的货币形态隐形，货币进入“数字货币时代”。在表面上，人们看不到货币的形态，但在市场条件下，人们仍然需要“观念上的货币”，需要通过数字来对每一种物品或者服务进行衡量，以便于对两者的交换数量进行计算。 可以说，当交换受到稀缺约束的时候，说明市场经济的因子已经产生，人们互通有无需要进行物品之间的当量换算。这是数字货币产生的根本逻辑。然而，数字是抽象的，看不见的，人们换算无法进行。一个替代性的办法是“粗糙当量法”，即“1把斧子=2只羊”。粗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果羊是一般等价物，那么，不管原来持有斧子的人善于不善于持有羊，但是在理论上也必须持有。二是1把斧子能换来什么样的羊的问题，胖的还是瘦的？毛长还是毛短，这无论如何都会影响交易的效率，因为客观上会存在“劣羊驱逐良羊”的规律。之后，人们先后用金属、纸币、电子来代表货币，“当量法”越来越精细。 但是目前所谓的电子货币依然不能担当正常意义上的法币职能。比如，QQ币、魔兽币，尽管也是所谓电子货币，但是其产生的基础、用途、适用范围具有片面性和狭隘性，不具有自由流通的资格。而目前替代纸币进行流通的电子货币只不过是纸币的“复制品”，离不开纸币“背书”的支撑，而且仍然需要借助“卡”形态承载信息。比特币具有超国家性和去中心性，但其生产过程并不具有普惠性，初始产权也不具有公平性，其总额的有限性也使得其没法担待货币重任。 当自然技术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人的个体运算能力会大大提升，人们可以瞬间对物品根据稀缺性进行估值，套利机会将会常态化消失；人们之间的信息传递将会在电子介质的基础上，扩展为磁场、光子、热能、脉冲等“全息化介质”，信息传递将会在与云计算平台联动的基础上，扩展出个体之间信息的直接传递、实时传递的新能力。此时，尽管货币功能没有消失，人们仍然要利用账户系统，进行数字记账与结算。但当货币超越纸质和电子阶段，呈现为“信息货币”的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法辨识货币的外形，我们就可以说货币处于“遁形”的新阶段。 当然，如果继续畅想货币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随着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达到“各取所需”的程度，对价交换的资源比例将会不断下降。用以衡量价值、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将宣告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2） 金融行为的“遁形” 供求信息通畅，信用资源的充足，支付结算顺利安全为金融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任何金融行为的实现，都离不开“组织中介”、“平台中介”、“信息中介”所形成的三层中介所叠成的“三明治模式”。而且这块“三明治”会随着自然技术与制度技术的演化而呈现各层薄厚消长的动态情形，从而每一个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三明治”的性质也不同。 第一阶段：“P2P”模式 “P2P”模式是一种低级别、“无”中介的金融模式。所谓“P2P”，英文指“peer to peer”，中文指“点对点”、“单个人对单个人”的意思。“无中介的P2P”指的是“peer to peer financing without intermediary”。这种低级的金融形态现在依然普遍存在，通常的称谓是“民间借贷”。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一方面这种方式能很好的完成金融任务，不需要第三方介入；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规模金融”、“范围金融”的存在，“屌丝”被排除金融服务之外。目前，个人、中小企业、农村等“屌丝”主体都无法在主流金融服务框架中获得金融中介的服务，只好自行解决。 这些“屌丝”开展金融活动并非全然没有“组织中介”，没准供资方将闲置资金贷出去的消息正是来源于别人的帮助，只不过每一次消息的来源不确定，提供信息与服务的行为没能被专业化而已。相对应的，不同的求资方也可能会在不同的时机和地点得到了不同人的帮助才与供资人发生了交易；同样，这些屌丝的金融活动的完成，归根结底离不开充足安全的信息资源，而这些信息资源正是促使资金供求双方发生交易行为的中介力量，没有信息手段、信息桥梁，资金供求双方无法产生互动。 第二阶段：“P-O-P”模式 “P-O-P”模式是一种彰显“组织中介”的金融模式。所谓“P-O-P”，可以理解为是“peer to peer financing with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的简要表达，即“peer to organization to peer”。意指“主要靠中介组织促成的金融过程”，典型的中介组织为银行和投资银行。前者为货币经营商，基础业务是存款和贷款，银行要承担融出货币与融入货币两种业务的利差风险，被称作间接金融中介；后者为“货币掮客”，基础业务是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信息和服务，获得服务收益，几乎没有收益风险，被称作直接金融中介。这两种金融中介都属于特许行业。 尽管这两种组织中介是为终极资金供求双方的金融行为提供服务的主角，但平台中介和信息中介依然客观存在。比如平台中介，银行业务的开展都是在银行组织所提供的平台上进行的。“银行”一词英文称之为“Bank”，是由意大利文“Banca”演变而来的。在意大利文中，Banca是“长凳”的意思。最初的银行家均为祖居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犹太人，他们为躲避战乱，迁移到英伦三岛，以兑换、保管贵重物品、汇兑等为业。在市场上人各一凳，据以经营货币兑换业务。倘若有人遇到资金周转不灵，无力支付债务时，就会招致债主们群起捣碎其长凳，兑换商的信用也即宣告破碎。英文“破产”为“Bankruptcy”，即源于此。 第三阶段：“P-P-P”模式 “P-P-P”模式是一种彰显“平台中介”的金融模式。所谓“平台中介”，英文可以理解为“peer to peer financing with intermediary platform”，简称为“peer to platform to peer ”模式。意指“主要靠中介平台促成的金融过程”，目前在中国正流行的互联网金融正是这种模式的体现。纯粹意义上的互联网金融，指的是资金的终极供求者主要依赖互联网平台进行沟通交易，而非金融中介机构。比如，债性P2P互联网金融，组织中介不做资金池，不做担保人。资金供求双方利用网络平台的强大“互联功能”与快速的信息传播功能，实现“金融自助”。 由此可见，互联网金融出现的过程，是一个代表了互联网功能超过组织功能的过程，有“机器排挤了工人”的味道，互联网金融则是“平台排挤了组织”。但并不能说在这一个阶段组织中介完全消失了，比如，余额宝作为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打造的一项余额增值服务，不仅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还可以通过支付宝在网上直接购买基金等理财产品，而开发这一功能性网络平台的正是阿里巴巴集团这一组织中介，只不过阿里巴巴所提供业务流程的实现媒介不是阿里巴巴本身，而是阿里巴巴所打造的网络平台而已。不管是组织中介，还是平台中介，只要能实现信息中介的功能，金融行为就会在资金供求主体之间完成。 第四阶段：“P-I-P”模式 “P-I-P”模式是一种高级的“无”中介金融模式。所谓“P-I-P”，可以理解为“peer to peer financing with intermediary”，简称为“peer to intermediary to peer ”模式。意指“主要靠中介信息促成的金融过程”，这是未来“生物金融”阶段的主要金融模式。这一阶段，由于信息传播介质“全息化”，介质终端“生物化”，货币飞跃到“信息化”阶段。于是，金融赖以产生的供求信息、“信用资源”都可以通过大数据深度、全面地获得，金融的支付、清算、结算皆可以通过数字账户来完成，金融行为的产生及其运作过程也发展到“信息化”阶段。 当然，这并非表明“组织中介”和“平台中介”已经消失，实际上是这两个中介与“信息中介”融合生长、混沌化生长，但在表象上呈现为“信息中介”，因而可以说是“组织中介”和“平台中介”遁形于“信息中介”。事实上，资金供求双方往往会通过第三个人的信息节点得到供求信息，同时金融行为也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全息介质”，因为毕竟不是同一个人。（作者窦尔翔，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信息工程系副主任、教授，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助理潘启臻，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信息工程系在读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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