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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起抄作业 比一起写作业的感情更深厚？  01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表弟兴冲冲地回来说：周末经理要约我去打牌。 说这话时他显得很兴奋，捡着钱似得。 “和经理打牌又不是什么好事儿，还上纲上线到前途和命运，忒悬。”姨父对表弟的反应有点不以为然。  表弟鼻里嗤了一口气，开始掰着指头给大家上课，他说：单位的XX，就是因为常跟上司一起打麻将，混个脸热，最近已经当了业务主管了。 他们的某一位主任，就是因为时常陪总经理一起去洗桑拿泡小姐，升职升得比任何一个主任都快。 而他们的总经理之所以是总经理，主要是因为当年他与董事长同甘苦共患难一起去“跳”过别人的货骗过别人的钱。 总之，大家的关系一旦好到可以一起干坏事了，就比任何一种关系更深更铁，这就叫“同坏”。 比“同志”、“同事”、“同学”、“同僚”关系更进了一层，像一根绳上的蚂蚱，要坏一起坏，坏了之后就不再隔着一层肚皮了，大家很可能比一家人还近乎。 如今上司已约我打牌了，万里长征已跨出了第一步。 接下来，我要是再能和他一起去几趟KTV，或再在某个工程中给他揽回一笔回扣，我就成了他的心腹。 升职加薪还不跟玩似的吗？你说咋不关系到前途和命运呢？  听表弟这番话，我想找几句义正辞严的话反驳他，给他洗洗脑，但想想自己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和听到的，的确又张不开嘴，姨父的感觉似乎跟我一样，嘴巴翕了几下，终于没有说出话来……02 念初中的时候，不知在一本什么杂志里，看见这样描述人生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 那时候还不懂'嫖过娼分过赃'是什么，只觉得好有道理，立马转到QQ空间，并在后面加上：一起逃过课，抄过作业。小伙伴们看到纷纷留言叫好相互转发。 细细想来就奇了怪了。 为什么一起抄作业比一起写作业的感情更深厚？ 为什么一起要饭比一起做饭的感情更深厚？ 为什么一起偷菜比一起卖菜的感情更深厚？ 为什么一起打架比一起劝架的感情更深厚？ 为什么一起偷懒比一起正经工作的感情更深厚？ 我问表弟，表弟说：“那当然，一个能够接受你骂骂咧咧焦头烂额不时猥琐地瞥着后门预防班主任的人，为什么不值得深交？而且干这些事儿的都是有真正的革命友谊……一种同生死共存亡的知己的感觉？” 网络上也总流传着一句话：“给老板做一百件好事，不如跟老板做一件坏事。” 也不无道理，一起做完坏事经过一段时间后，便会发展成一种实际意义上的信息交换。  犯罪学家迪戈·甘贝塔在其开创性著作《解码黑社会》中称其为“把柄信息”，就是说双方均相互掌握着对方干的坏事，以此作为任何一方都不会打破双方协议的有力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力量源自双方一同违反禁忌时所共同感受到的快感，有一种分享秘密的感觉。 而且这种“同仇敌忾”的感觉，一般而言会随着事情做的越“坏”而越“浓烈”。 当人们发现“一起干坏事”所产生的作用，比正常与人交往更事半功倍的时候，就产生了通过行贿、送礼、嫖娼等一系列手段，借此达到自己心里所想的目的。 常见应用于有求于某人的时候，比如卖方对买方、商人对官员。 比如一起去KTV，KTV是一种唱卡拉OK的地方，它分为两种，但有时候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个KTV里。 一种就是跟朋友一起吼《最炫民族风》的地方，另一种是与人交往的地方，偶尔才会唱几句，到了深更半夜就会有另一种别致体验的地方。 他们一般去第二种。  03 这够坏了吧，但是仅仅去妓院未必就能搞定商业关系，整个过程还需要更为贵重的礼品、陪同消遣、直接贿赂，甚至是由一方全力负担的长途集体出游。 许多年来，它们一直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者应用于有共同利益的同伴之间。 当一起前往妓院只能对另一方产生十分微弱的影响的时候。这种纽带还可以通过更加严重的违法行为得到加强，例如共同分享毒品，共同分享一个女人。 他们似乎觉得能以这种变态的方式，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 当然，做这些事情并非一味是为了寻欢作乐。一切只是为了增进业务关系和私人交情，借助触犯禁忌与相互袒露自我的力量，在彼此之间形成一种羁绊，这能让大家觉得那些潜在的生意伙伴跟自己是同一条道上的人。 当发现“一同干坏事”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会就会独自干坏事。比如，有人因为嫖娼而遭遇勒索，这便是“同坏”隐藏摄像头和收集秘密情报达成的。  性工作者有时也会以向对方太太揭发他的召妓行为，或是到其工作场所闹事相挟。放在办事未果的官员身上，效果必然是爆炸性的，比如雷政富那几张满脑肥肠的照片。 04 在如今，点赞之交和未必可靠的人脉，都算是“朋友”。仅仅成为某人的“朋友”，并不是多么亲近的关系。与此同时，“兄弟”则是圈子内部的人，是可以信任的伙伴。 如果想从“朋友”进化成“兄弟”，从而达成商业上的某种合作。那么在这个对陌生人的信任感低到极点的社会里，契约法不足为信。所以“一起干坏事”所带来的同伴感，成了生意伙伴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的惯有方式。 众所周知，借助道德败坏行为建立的人际关系，其稳固性要远高于以往工作交集所结成的关系。 所以，从事道德败坏的行为也成了一种筛选的手段，将那些可能会为今后的交易感到良心不安的少数群体排除出去，剩下来可以一起“干坏事”的人，关系就会越来越铁。 在西方，被人发现将别人送给自己的礼物转送给第三方，是件十分丢脸的事情。但在中国则截然不同，一名递交“礼品”的人通常要强调自己已经成为了交换网络的一员。 一套标准的说辞便是“这只是点小意思，也是别人送我的”。而这时候如果你拒绝迎合这套游戏规则，不再和大家一起“干坏事”，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可能会对你的生意或职场官场带来一些损失。 这种畸形的“朋友圈”，以及深陷其中桎梏的人，孟子在两千多年前便说过：“这种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根本不能起好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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