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诚峰：哲宗徽宗针对言论进行政治整肃，彻底摧垮国家政治基础2016-10-05 方诚峰 哲宗徽宗针对言论进行政治整肃 彻底摧垮国家政治基础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作者：方诚峰 原题：《“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在北宋哲宗朝，执政人群、政策的反覆是引人注目的现象。现有元祐（1086——1093）“更化”，一反神宗（1067——1085在位）之政；接着哲宗亲政（1093——1100），除了绍述熙丰之政、贬谪元祐臣僚外，还重修《神宗实录》、将元祐臣僚章疏加以编类、对元祐看详诉理所之旧案重加审定。后三者，看似互不相关的睚眦必报之举，实则贯穿着一个主题：对元祐时代留下的不同“文字”的处理。
绍圣重修《神宗实录》在内容取舍上的争论，主要围绕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日记而展开。绍圣元年五月，翰林承旨、修国史曾布请取王安石《日录》参照编修《神宗实录》，又云：“神庙《实录》，司马光等记事不实，乞用王安石手自编写《奏对日录》进入重修。”之所以如此重视王安石《日录》，据曾布说，是因为“元祐所修《实录》，凡司马光日记、杂录，或得之传闻，或得之宾客，所记之事，鲜不遍载；而王安石有《日录》，皆当日君臣对面反覆之语，乞取付史院照对编修，此乃至公之论”。有关王安石《日录》与司马光记事间的争论，贯穿了《神宗实录》的修撰过程。 从现在残存的《日录》、《日记》文字来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政治态度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二人所处位置不同，记事时限也不一致，故二人记事重合之处并不多。从修史的角度讲，二者当兼取，但元祐纯取司马光日记、杂录而绍圣仅取王安石《日录》，这种做法主要反映了史官的政治趋向。绍圣时期对元祐史官的处置方式，便是将旧《实录》“有问题”的条文与编纂者对应，逐条审查。 绍圣元年六月，朝廷命黄庭坚、范祖禹“各于开封界居住，报应国史院取会文字”。黄、范二人皆为元祐史官，《国史》黄庭坚本传云： 章惇、蔡卞与群奸论实录诋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摘千余条示之，谓为无验证，继而院吏考阅，悉有据依，所余才三十二事，殊细琐。庭坚书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 这说明，绍圣重修《神宗实录》的初步工作，乃是从原文中择取条目，逐一审查，然后与原史官对质。这里提到，黄庭坚是《实录》铁龙爪治河条的纂者；他又称材料来自本人任官北京大名府时的亲见。按黄庭坚自熙宁五年（1072）至元丰元年（1078）任北京国子监教授，“亲见”确有可能。但司马光《涑水记闻》亦云：“是时，天下皆言浚川铁杷、龙爪如儿戏，适足以资谈笑。”考虑到元祐修《神录》时对司马光记事的重视，《实录》中写入这段文字，应是黄庭坚采录司马光所记的结果。从这个事例可见，绍圣重修《神录》对司马光日记、杂录的记载，不是简单的删削，而是与对取材者、编纂者的审查结合在一起的。此前《太祖实录》亦曾重修，当时政治上的考虑有二：一是解决太祖本人称帝的合法性问题，以“宋受周禅”代替“兵变夺国”的形象；二是为宋太宗兄终弟及正名。这些都只涉及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而与士大夫的政治取向无关。但是，绍圣重修《神宗实录》的上述做法，则主要指向参与实录修撰的士大夫。 黄庭坚的例子还说明，绍圣重修《神宗实录》时，对旧实录文字的审查是事事落实到人的。在这一过程中，对相关文书的取证是重要工作。依惯例，“实录草沓”，史官可“各收一本照证”，故元祐六年《神录》修完后，朝廷将实录草沓“各分一本与见在提举修撰官，以备照证”；绍圣元年重修时，朝廷便令范祖禹将所得草沓送纳国史院，于是范祖禹将“所得草沓并事目共二百一十沓”缴送；且“草沓外有官簿五册，系是院例检阅实录文字”也一并送纳。这里的事目、官簿之具体情况虽不明，但绍圣时的调查之所以能将原《实录》条文落实到相应的元祐史臣，必是与这些材料的保留有关的。 至绍圣元年十二月，因修元祐《神宗实录》而被贬谪的臣僚有：范祖禹永州安置，赵彦若澧州安置，黄庭坚黔州安置。又绍圣二年（1095）正月，“吕大防特追夺两官，赵彦若、范祖禹、陆佃、曾肇、林希并追夺一官，除林希在职日浅外，曾肇与小郡，陆佃候服阕与小郡，庭坚特追一官，当用过回授恩泽”。林希参与了绍圣重修《神录》，事实上等于未受罚。此外，晁补之“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自知齐州降通判应天府、亳州，又贬监处、信二州酒税。秦观“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自通判杭州贬监处州酒税。邓润甫在元祐时期也是实录修撰，但在绍圣时却未受波及。就得罪轻重而言，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晁补之、秦观是一类，他们轻则监当，重则安置；陆佃、曾肇、林希、邓润甫是另一类，仅降一官略示薄惩，或者根本没有受波及。史臣遭遇的差别，正是对旧实录文字细致审查的结果。 绍圣重修《神宗实录》，意在显明先帝“盛德大业”、重新评价神宗朝政治的是非，而这不但在于《实录》如何记载，亦在于士大夫如何思考。绍圣时兼顾二者，不单修改实录中的记载而已，更是将旧记载与原史臣对质，其得罪轻重便系于其文字。 《实录》文字毕竟有限，参与纂修的士大夫也有限，但一般臣僚皆有章疏，故哲宗亲政后，对它们的“编类”，是比重修《神录》更有冲击力的政治事件。“编类”即按类编集，一般作为文书整理、保存的手段。如神宗熙宁年间曾令中书门下、枢密院编类“自熙宁以来创立、改更法度”，并根据这些“编类”修成了《熙宁政录》一书。此外，朝廷还经常下令编类诸种敕令，以整齐之。 所谓“编类章疏”，即“编类元祐臣僚章疏”的省称，或称“编排元祐臣僚章疏”，指绍圣、元符时，朝廷将神宗去世（1085）至哲宗亲政（1093）间的臣僚章疏加以编集。编类文书虽很常见，但“祖宗以来，臣僚所上章疏，未尝置局编写”，故“编类章疏”是绍圣的创举。据说绍圣元年五月曾令“编类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不过就目前材料而言，大规模的编类当始于绍圣二年底： 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等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许将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挥编修文字，乞便施行。”上从之。 从章惇之语可知，此前三省就已经开始编类。十二月乙酉即二十三日，当月十五日发布过一份“类定责降人姓名”，当与之前三省的编类有关。徽宗即位后，曾肇说，编类“臣僚章疏及申请事件”，乃“自绍圣二年冬置局，至今已及五年”，则大规模编类章疏当是在绍圣二年十至十二月间开始的。 “编类”的对象除了臣僚章疏外，还有所谓“事状”。后者始于绍圣四年（1097）三月，时中书舍人、同修国史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欲望选官将贬责奸臣所言所行事状并取会编类，人为一本，分置三省、枢密院，以示天下后世之大戒。”朝廷于是差徐铎、蹇序辰负责此事。据徐铎之言，这些事状“多于章疏内节出文意类编成书”，故与编类章疏“事体一同”。元符二年（1099）七月，朝廷又令六曹诸司专门就神宗“法度政事遭元祐变毁者”，“随事编类，并著所任官姓名”；具体的做法是“取会某事因何人申请而废，因何人勘当而罢，各开当职官姓名及谤讪之语”。六曹诸司的编类，虽是以“所言所行”为主，不过却不是“人为一本”，而是“随事编类”，因此又是另一变种。 上引蹇序辰提到的“朝廷前日追正司马光等奸恶”，是指绍圣四年二月朝廷对司马光、吕公著等三十一人的进一步贬谪。除了绍圣元年已经被处置过的几位宰执外，其余多是元祐时期的侍从、台谏等近臣，这当与绍圣二年冬开始的编类章疏有关。凡“编类”者，多有总结、整理之意，编类章疏的初衷之一，也是恐有漏网之人。编类开始后，其范围便不断扩大。最初是三省的编类，既而又增加了枢密院，当时曾布的建议是：“止于两府、侍从、台谏可也，其他且已。”绍圣四年二月贬谪的31人名单，大抵是符合这一范围的。但元符二年七月“六曹诸司”的编类，则显然已突破了“两府、侍从、台谏”的范围。 最终编类章疏、事状涉及了多少人，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哲宗去世后，曾肇上疏： 据本局人吏，已编写一千九百册投进，又各写净册纳尚书省、门下省。乞见今进写枢密院、中书省净册未尝申纳，续准中书送下章疏约五百余件，见行编类次。 编类“事状”是“人为一本”，编类章疏可能因人而异。但编类章疏局投进了1900册章疏，至少是数百人的规模了，且当时仍在进行当中。元符二年，负责编类的给事中刘拯说：“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伏见河南符尹材系知河南府孙固以遗逸荐于朝廷，特授虢州司户参军，上太皇太后书语言狂妄指斥，罪不胜戮。”像符尹材这样的遗逸末臣都已在列，说明编类章疏（事状）应当包括了大部分有章疏可查的士大夫。 元符元年十月，看详诉理所言：“元祐臣僚上言乞展诉理所日限，所贵衔冤之人皆得洗雪，可以推广圣恩，感召和气。按所言于先朝不顺。”直接责任人王觌被重责。数日之后，三省又上言： 看详诉理所奏：“公案内陈述于先朝不顺者，具职位、姓名闻奏。本所除已节次贴说外，今来照得有进状内语言止系称美元祐置诉理事，未审合与不合闻奏？” 最终，“诏语言过当者贴说”。此事印证了邹浩之语，即元符时对诉理文字有两项关注内容：直接批评神宗朝的，或者对元祐诉理之举称美“过当”的。如吴居厚曾在诉理状中说：“罪止缘公，今遭遇朝廷推广恩惠，凡有罪戾，尽蒙贷湔洗，人情莫不悦豫。”此即“语言过当”者。 还有谢景初“昨任成都府路提刑，与倡女逾违，特追两官勒停”，至元祐初，谢氏已亡，孙永、李常、韩忠彦、王存等人于是代其“自直”，元祐诉理所批示：“事出暧昧，显涉冤抑，特与奏雪。”元祐二年（1087），谢景初之子谢愔又上状称谢：“非今日朝廷清明，何以雪幽寃于泉下！”元符看详诉理所审查了这桩案件，对提出诉理的孙永等人的意见是：“以有为无，语言不逊，无所忌惮。”认为元祐看详诉理所意见“委属不当”，最终“诏谢愔特勒停，韩忠彦、王存各赎金三十斤”。这个例子中，孙永等涉“语及先帝”；元祐诉理所系断案不当；而谢景初子谢愔则属“语言过当”。再如“陈舜俞不奉行常平法降监当”一案，元祐时亦予以雪除；此案由陈舜俞子陈禹功提出诉理，他称：“臣父所言，即非狂妄。”又称：“今睹圣朝开设诉理司以来，天下冤抑例得伸雪。臣父灵识足以伸决于幽冥，而万世抑压沉郁之恨，一悟圣聪若冰释。”这些语言皆被元符看详诉理所贴说、闻奏，最终“诏陈禹功特送邻州编管”。 看详旧案本来也很常见，“自祖宗以来以至今日，被罪之人鲜有不乞叙雪者，今日断遣、明日诉雪者比比皆是”，但上述例子说明，元符时对诉理案的审查，重在语言文字而非断遣，这是引人注意的新现象。 而且，每件诉理案，可涉及诉理者、看详者及称谢者数人，当元符旧事重提的时候，每案就可牵连多人。而元祐时提出诉理的人数很多，据曾布说，“取索到理诉者凡八百九十七人”，三省宰执有人担心牵涉太广，对看详诉理文字之事迟疑未决；但宰相章惇认为，“惟其人数多，尤宜改正，此乃元祐人欲彰先朝滥罚之多也”。据说，最终罹元符诉理之祸者七百余人，或云“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曾布曾对哲宗说：“兼今日来看详所，近上臣僚悉已行遣，执政中唯臣与蔡卞不预，章惇而下皆不免指陈，侍从、言事官、监司亦多已被责，今所余者不过班行、州县官之类，何从穷治？”不过最终令“元祐诉理事件内公人、军人、百姓，其语言非于先朝不顺者，令看详诉理文字左右司更不看详”。可见，元符看详诉理文字不但涉及了上层的侍从、言事官、监司等官僚，也涉及了下级的州县官和武资官，吏人、军人、百姓则除非对神宗朝有不顺之语，其它就不必理会了。与编类章疏（事状）相比，看详诉理文字涉及了更多没有章疏可寻、却语涉神宗朝的中下级官僚。 重修实录、编类章疏、看详诉理文字诸事，是政治整顿的手段，而其最为核心的特质，便是以“文字”为对象。对士大夫“文字”的审查结果，不但是清算其过去说法、想法的依据，更是将来任命的考察重点。如元符元年，枢密院都承旨阙，曾布提议用赵玑，三省先是都表示同意，尔后曾布又说要再商量： 蔡卞笑以为然，遂托章惇并黄履阅章疏，惇曰：“已阅一策，无他语。”布曰：“玑元祐中尝攻范纯礼不当为太常少卿。”是日甲戌，许将、蔡卞皆不入，履独封玑章疏示布，曰：“尝乞召还傅尧俞、王岩叟、梁焘、孙升，云此数人学术器业为世所称，忠言嘉谋见于已试。又言王安石用事，子弟亲戚布满华要，自是习以为常，乞如祖宗故事。仍云，虽云内举不避嫌，其实不能无私意于其间也。履以谓擢之必有议论，恐并以故栖不保，不若默已为佳尔。” 赵玑的章疏虽被编类，却并未因此得罪；而在成为枢密院都承旨的人选后，章疏文字就成了考察他的决定性依据。可见，编类章疏不止着眼于报复元祐臣僚，亦在于提供未来官僚选任的依据。之后，哲宗再度问起：“赵玑可用否？”曾布回答说：“臣固欲用玑，但以元祐尝在言路，恐不免人言。圣意谓可阔略，乃可除。”面对这一请求，哲宗的第一反应是：“有文字否？”听了曾布和蔡卞的反馈后，哲宗说：“如此即不可，只为有文字。”这意味着“文字”是此时对官僚士大夫进行思想、立场定位的准绳。重修实录、编类章疏、看详诉理文字三事，涉及的是整个官僚群体的各类“文字”，此方式对官僚队伍思想整肃的力度，是此前的政治整顿所不能比的。 在北宋历史上，凡政策有所变动之时，政治整顿皆有不同程度发生。如庆历新政失败，时人有“一时俊彦，举网而尽”之叹。王安石主政期间，一些对新法有异议的官僚或外任或得宫观等闲职。元祐初年，熙丰臣僚也因与时政不合而被斥逐。经历了熙丰、元祐间政策、人事的反覆后，绍符君臣于此都有切肤之痛，如何统一官僚队伍的认识、立场，保证今后的政策走向，进而也巩固自身对权力的掌控，是他们发起政治整顿最为基本的出发点。但是，绍符时期的政治整顿的特点在于“文字”，即不限于肃清传统意义上的政敌，更是对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的审查。政争无疑带动政治整顿，但为什么绍符时期的整顿会以思想整肃的方式进行？ 这与北宋中期以来的“一道德、同风俗”理念有关。北宋中期，有一批士大夫认为，理想的天下秩序，是以天下思想认识之统一为基础的，即所谓“一道德、同风俗”；王安石、刘敞、曾巩、程颢、吕公著、吕陶、刘挚等人，都有文字阐释这一理念。在思想交锋激烈的北宋中期，这一思想统一运动，却成为不同士大夫共同标榜的旗帜。 这一理念与政治现实的结合，有一个过程。王安石主要通过科举改革、颁布官方经义、将异论之人外放或处以闲职等手段，冀取得“一”、“同”之效。元祐时期，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等所谓正人端士主政，一刀切地扫除熙丰之政，但政治纷争却依然层出，当时的思路之一，是以更为严格的邪、正之辨，求得在朝官僚队伍的纯粹化；元祐四年（1089）的“车盖亭诗案”，即以对蔡确这一“新党”（亦是“奸邪”）的态度为试金石，将处在“新旧”或“正邪”之间、态度暧昧的侍从臣僚清出朝廷，以解决君子立朝却纷争不断的现实。这是一次“一道德、同风俗”理念在人事安排上的实践，但其时蔡确、王安石“亲党”名单的出现，已经显露了该理念在政治实践中可能滑向党同伐异的危险倾向。 哲宗亲政后，重修《神宗实录》、编类章疏、看详诉理文字诸措施的相互配合，使得当时的打击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但这些并非高尚的清除异己之举，却是打着高尚的旗号进行的，陈瓘云： 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义也。有（二）〔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其所谓大有为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者，谓之曲学。不随性命之理者，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于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 陈瓘本意在批判王安石之学，不过其语也说明，绍符以来政治运动的实际追求固然在于排除异己、巩固权力，但文饰这些实际追求的，则是“大有为”、“继述”、“一道德”、“同风俗”这些士大夫所共同认可的口号。北宋中期以来追求思想统一的呼声与政治现实结合，逐步异化为政治上的清洗，也为思想整肃提供了士大夫所能接受的旗号。惟其如此，整顿才得以推行，且能不断深入。 而在思想统一运动的旗号之下，“文字”之所以成为整顿的核心内容，又与北宋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关。对北宋士大夫而言，“文字”是其参与世务的主要手段。宋代新儒家的崛起，首先表现为文体、文风上的变革。范仲淹曾上书云：“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救“文弊”与救“时弊”，在他看来是统一的。苏轼借表扬颜太初之文云：“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所谓“言必中当世之过”，宋代士大夫的“文字”，与其建立天下秩序的追求密不可分，与世务、政事密不可分。 而在士大夫文化成就、政治议论的背后，是宋代所谓“祖宗涵养士类”的传统。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约虽尚属存疑，但该说反映的宽容精神是不能否认的。即使在蔡确因《车盖亭诗》而面临重责时，范纯仁尚以“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为解。长期以来，正因如此，才会有宋儒“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器局。“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形于文字的“论议”，正是宋代士大夫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 因此，对北宋中期以后的士大夫而言，“文字”有着核心的意义，是其心血所寄，也代表了一种北宋立国以来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学者指出，庆历新政而下至熙丰变法时期，是“两宋文化的高峰”，宋学中最著名的人物、重要的著作，都产生于此时。可以说，哲宗朝之前，是北宋议论最盛、文字最盛之时。哲宗亲政后针对“文字”的政治整顿，是由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发起的，他们对“文字”之于自身的意义深为洞悉，故其做法正切中了当时士大夫的要害。 如上所述，这一波政治整顿不但打着士大夫所共同认可的旗号，亦深中其要害，故不但保证了哲宗亲政后的政策走向，也改变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面貌，决定了北宋最后阶段的走势。这些后果如何产生，与这些政治运动的主导者有关。 就重修《神宗实录》而言，宰相章惇是提举，曾布仅是短暂参与，而蔡卞是主要的参与者和主持者。邓洵武的角色也很突出，“史祸之作，其力居多”。就编类章疏、看详诉理文字而言，章惇是主导者之一，据说他曾请发司马光、吕公著冢，哲宗不从，于是又请编类元祐诸臣章疏。蔡卞是另一位主导者，徽宗即位后，言官指陈蔡卞、蔡京兄弟“大罪有六”：“编排元祐章牍，萋菲语言，被罪者数千人，议自卞出，四也；……蹇序辰建看详诉理之议，章惇迟疑未应，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对，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谋之而惇行之，六也。” 曾布身为枢密院执政，在这些事情上都有保留意见，也插不上手。如枢密院编类章疏虽起于曾布“多漏网者”之语，但他却不支持这种做法。当时诏沈铢赴枢密院编类，他却辞免，曾布向哲宗解释说：“此事外议多不以为然，故铢亦不愿。且元祐中妄论者非一，此令一行，则人不安。”绍圣三年二月，曾布又对哲宗说“三省编排，自前岁累曾奏陈……今方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云云。总体而言，虽然编类章疏分成三省与枢密院两个系统，但枢密院只占很小的部分，且编类章疏局“以给舍、都司郎官兼领”，也是三省的人员，曾布难以插手。至于看详诉理文字，曾布语云：“自祖宗以来以至今日，被罪之人鲜有不乞叙雪者，今日断遣，明日诉雪者，比比皆是。”对元符时期看详元祐诉理文字之举不以为然。他又说：“诉理事在三省，臣所不知。”显然在此事上也没有发言权。 故在绍圣、元符时期的政治整顿中，章惇、蔡卞是主导者，而曾布与其他宰执的作用则不突出。而这些整顿的具体执行者，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邓洵武、蹇序辰、安惇、刘拯、徐铎，基本也是出自章、蔡门下。如邓洵武，《宋史》本传称其“议论专右蔡卞”。再如蹇序辰，曾与范镗一起下狱，曾布对哲宗说：“惇卞各有所主，卞主序辰，惇主镗。”还说：“安惇亦只是章惇门下人。”又说：“刘拯与卞甚密。”“乃卞之门人也。”徐铎则被指“率视章惇好恶为轻重”。可见，修史、编类章疏、看详诉理三事，大抵皆为章、蔡所主导，其执行者也是出自他们的门下。 这种状况决定了当时官僚士大夫的趋向，即更多的士人投入章、蔡之门。绍圣四年九月，就有人批评章惇和蔡卞、蔡京兄弟以私意用人，尤其说：“四方观望，愿登蔡氏之门者惟恐不及。”曾布也不断强调这一意思，元符二年他对哲宗说：“大约今日士人，皆分隶惇、卞门下……他奔竞好进之士，不趋惇则趋卞。”又说：“卞与惇皆有党，而卞之党为多……惇之党衰，卞之党盛。”在曾布看来，士人多隶章、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所掌权势：“如许将、黄履既不能有所主，亦不为人所趋，故亦无门下士。臣在西府，亦无以威福人，兼亦无所党与，故门下亦无人。”又说：“三省能祸福人，兼事如意，必迁擢；若违咈，祸患立至。枢院不惟不能祸福人，兼臣亦不敢如此，人亦不畏。”因为章、蔡掌握着当时对整个官僚队伍的整顿之权，从而有别人所没有的“威福人”或“祸福人”的能力，故士人投靠他们是不得已的选择。尽管以种种高远的理念为旗帜，但对权力的掌控，始终是政治运动的基本出发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曾布当时总以“中正不倚”的形象出现。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曾布有依违于君臣、同僚间的独创的官场哲学。但所谓的“官场哲学”，都是现实政治压力的产物，曾布之所以要以中立的形象出现，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在这时的官僚队伍整顿运动中没有什么发言权，不得不另辟蹊径。 这种政治压力在徽宗即位后仍然持续。崇宁元年（1102）九月，“籍元符末上书人为邪正等”，其编类、方等、籍记姓名的做法，正是绍圣、元符以来对臣僚文字审查之举的延伸。 此后朝廷三次立元祐党籍碑，禁习所谓“元祐学术”，皆是承此一脉而来的。与哲宗朝士人登章、蔡之门类似，徽宗朝的“执政大臣皆他（按指蔡京）门下客”，亦是拜此所赐。经历了哲宗亲政以来此番政治洗礼的士大夫，其气象与他们的前辈已截然不同。学者已然痛陈过北宋晚期士风之弊，附于权臣之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建炎元年（1127）的诏书则感慨：“朕惟祖宗涵养士类至矣，靖康之变，仕于中都者，曾无仗节死难，而多偷生取容，甚者乘时为奸，靡所不至，为中国羞。”这时期活跃在最高政治舞台上的“士类”，全无北宋中期士大夫那样担待天下的责任感。这种士风堕落、人才凋零的状况，在有学者看来，关键在于士大夫阶层的两重性：既在理念上追求高尚的人格，又在经济上依附于皇权。不过，具体到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景况要从北宋后期“士类”的上述遭遇出发，才能得到解释。 所谓的“士大夫政治”，是北宋政治文化的特点。而士大夫的“论议”及相关的“文字”则是这一特点的具体呈现，既是北宋立国以来“涵养士类”的结果，也是士大夫群体成长、参与政事的结果。哲宗亲政后针对士大夫“文字”的整肃，则彻底改变了北宋传统的政治脉络；对身处这一传统中的士大夫群体而言，其意义无异于釜底抽薪。这对士大夫的元气，对北宋立国的元气，都是深刻的伤害，其代价在数十年后充分显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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