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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宏觀資本
12年前，約翰·帕金斯（John Perkins）讓一個隱蔽的行當浮出水面——“經濟殺手”(Economic Hit Man)。他寫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Hit Man）於2004年底在美國出版，只用了一個星期就登上了亞馬遜網站熱賣榜榜首的位置，接著又連續一個月躋身《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帕金斯將自己的職業描繪成一個說客，說服第三世界國家的決策層從世界銀行等國際“援助”組織接受超過其實際需要和償還能力的巨額貸款，而這些政策最終會使他們國家資源枯竭並且破壞民主制度，並説明一小部分精英人士致富，而最終使得美國的跨國銀行們盆滿缽滿。
帕金斯稱自己被美國國家安全局雇傭，但是他為一家諮詢公司工作。作為一個訓練不足的，卻拿著高薪的經濟學家，他為美國的公司出具報告來說明那些有利可圖的協議的合理性，從而使得很多易受攻擊的國家陷入債務之中。 不服從的國家會感到他們的經濟處處受制。比如在智利，尼克森（RichardNixon）曾對那場智利政變說過，“讓經濟尖叫”，就是他召集CIA去破壞民選總統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前途。
如果經濟壓力和脅迫不起作用，帕金斯說，“經濟殺手”們將會推翻或者謀殺那些不服從的領導人。這就是SalvadorAllende的下場。
帕金斯剛剛對這本書做了很大的改動。該書基本前提保持不變，但是新增了過去12年“經濟殺手”使用策略的演變。更可怕的是，這次美國的一些城市也在目標當中。結合債務，強迫性緊縮，投資不足，私有化以及破壞民主政府的行徑如今正在美國發生。
本文作者Sarah van Gelder在帕金斯的西雅圖家中對其進行了專訪。以下是他們之間的對話：
Sarahvan Gelder: 自第一次發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至今，你認為當今世界發生了哪些改變？
JohnPerkins: 過去的12年以來，事情變得更加糟糕。“經濟殺手”們以讓人震驚的速度擴張著，包括美國和歐洲。在我那個時候，我們的運作範圍也只是第三世界，或者發展中國家，而現在，他們遍佈全球。
事實上，企業帝國的癌症已經擴散到我稱之為失敗的“全球死亡經濟”之中。現在的經濟，正基於摧毀一切它所依賴的資源上，當然還依託於軍事力量。它變得徹底全球化，而且很失敗。
Gelder: 我們是怎樣從受惠于“殺手”經濟（可能過去幾年而言）到現在成為它的受害者呢？
Perkins: 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因為在過去，“經濟殺手”是為美國經濟繁榮而服務的，也可以假設為使得普通民眾們富裕。而現在，隨著他們深入到美國和歐洲，我們現在看到富人們變得更加有錢，而這是建立在搜刮普通民眾財富之上。
全球而言，我們知道有62個人擁有相當於全球一半人口的財富。
在美國，我們看到自己的政府凍結，這是因為大企業們已經接管了政府。他們已經意識到，新的市場、新的資源來自于歐美。那些發生於希臘、愛爾蘭和冰島難以置信的可怕事情正在美國發生。
我們這麼判斷是因為我們看到統計資料上經濟是增長的，但是同時，斷供的住宅和失業率都在上升。
Gelder: 這是同一種債務危機使得執掌經濟的權利轉移至私人企業中嗎？是跟之前你看到的第三世界國家發生的事情一樣嗎？
Perkins: 是的，當我是一名“經濟殺手”時，我們做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為這些國家提供了大量的貸款，但是這些錢從未真正流向這些國家，它流向了為這些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的大公司中。而當這些國家無法償還債務時，我們會謀求控制他們的水電等關鍵行業。
現在我們看到這些事情正在發生在美國。密歇根州弗林特市，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當今美國，不應該稱作美利堅帝國，而應該稱作一個由企業組成的帝國，美國軍隊和CIA為這些企業服務。但這不能稱作美國人的帝國，因為他們並沒有為美國人而服務。他們在剝削我們，就像我們之前剝削其他國家一樣。
Gelder: 看起來美國人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了。你認為美國民眾應該做些什麼？
Perkins: 隨著我在美國和世界各地走動，我看到人們正在覺醒。我們已經認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非常脆弱的環境下，我們不能無視它，我們需要修正它。這些大公司也是由人控制的，也是脆弱的，如果我們利用好這個民主的市場環境，我們就可以對他們進行改造。
Gelder: 但是有很多公司並不面向普通民眾，他們的客戶是其他公司和政府，而且，很多企業有著根深蒂固的利益鏈條，如果不連根拔起，他們很容易就被其他公司替代。
Perkins: 我最近在一些公司的會議上受邀演講。我聽到他們都想為自己的子孫們留下綠色的遺產。他們是這麼說的，“我現在希望可以收到成千上百封消費者郵件敦促我們給予員工公平的工資，清潔環境等等，如果不這麼做他們就不會買我們東西，這樣我就可以跟董事會和大股東們說我們需要做出改變”。
Gelder: 我同意，這些公司已經發展了數十年，他們並沒有什麼改變。當我們往回看，我們發現巨大的阻力來源於他們現在還在持續盈利，他們沒有動力去改變。
Perkins: 我想還是有一些改變的，比如更好的有機食品，我們看到了女性在大公司有著更高的職位。
但我們需要讓企業們認識到他們的職責：為社會利益而服務，給予股東適當的回報。我們需要投資者，但在那之上，每個企業都應該為社會利益而服務，為下一代服務，而不是某幾個人。
Gelder: 我想你評價一下跨太平洋夥伴協議，和其他的貿易協定。有什麼方式可以用來反擊，使得他們不會以犧牲當地民主制度為代價去增加跨國公司們的勢力範圍。
Perkins: 這些貿易協定是災難性的，他們給予企業超越政府的權利。這很荒謬。
我們看到了中美洲絕望的人們，他們還在竭盡全力的擺脫一個已經崩潰的系統，很大程度上，這是我們的貿易協定和政策造成的。這些事情同樣發生在中東和非洲，還有那些湧向歐洲的難民。這些可怕的問題是那些大企業的貪婪造成的。
而我們現在面臨的移民問題，在我看來是一個貿易問題。
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中，他們不允許他們徵收關稅，而美國卻允許向自己的農民們補助。這些政府也根本無力補助他們的農民們。所以，我們的農民比他們有優勢，而這摧毀了這些經濟體，並且引發了一系列問題，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會有來自中美洲的移民問題。
Gelder: 能談一下在中美洲存在的暴力問題嗎，並且這跟美國在其中的角色有什麼樣的聯繫？
Perkins: 三四年前，CIA精心策劃了一場針對洪都拉斯民選總統塞拉亞的政變，因為他抵制一些美國的大型跨國企業。
塞拉亞想要將最低工資提高到一個合理的標準，並且想實施一項土地改革，使得他的人民可以再自己的土地上賺錢，而不是讓那些跨國公司把錢賺走。
這些公司當然不能忍受。他沒有被謀殺，但是他在一場政變中垮臺，並且被發配到另外一個國家去了。現在的洪都拉斯由一個可怕的暴君執掌，並成為了南半球最暴力和血腥的國家。
我們做了多麼令人可怕的事情。同時，這件事也向南半球其他國家元首傳遞了一個資訊，事實上，可能也是向全球其他國家領導人傳遞一個資訊，不要惹惱我們。不要惹惱大企業。要麼讓這些企業在你那裡變得富有，讓你的親朋好友都受益，要麼就等著被推翻或者被謀殺。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
Gelder：我想你談一談你與厄瓜多爾當地群主相處的時光。我很好奇這些經歷是怎樣改變你的。
Perkins: 很多年前，當我還在亞馬遜雨林做和平志願者時，有一次我病得非常嚴重，我是被當地的一名薩滿祭司救活的。他説明我認識到心理意志的重要性。當地人教會我，一旦你改變心態，客觀世界就會自然地跟著改變。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放下追逐利益的心態，我們就可以迅速進入一個有生命力的市場，而不是現在這個死寂的經濟。
Gelder: 改變意識從而根本地改變這個社會的機制是什麼呢？
Perkins: 我認為最大的催化劑是需要我們先去改變大企業的心態。我們需要扭轉Friedman在70年代提出的企業責任：企業是為了追逐最大利益，因為現在看來，這同時產生了社會和環境成本。
只要企業的目標是追逐利潤而無視對社會和環境造成的惡果，我們就應該抵制。要跟這些大企業傳遞這樣的資訊：為你們的投資者創造適當的回報，但是一定要為這個社會服務，為我們普通群眾服務，否則我們不會再買你們的產品。
Gelder: 你在書中提到了佩因（Tom Paine）：“如果一定要有災禍，請發生在我身上，不要危害到我的孩子。”為什麼要引用這句話呢？
Perkins: 我想佩因是先知的。他在1776年寫下這句話，並知道這將影響後人。
華盛頓幾乎輸掉了每一場他參與的戰爭，他從大陸議會沒有得到任何支援，他們不給任何軍力支持，甚至毛毯和鞋，這也使得他在福吉穀（ValleyForge）陷入絕境。佩因認識到他需要寫一些東西將人們凝聚，而沒有什麼比讓人們想到自己的孩子們更有凝聚力的方式了。
我們正處於這樣一個時刻。我有女兒，我還有一個8歲的外孫。我來承受這些災難，讓我們來建立一個他們想要的社會。我們可以理解，我8歲的外孫將無法擁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能再生的社會，公平的令人滿意的社會，除非每一個在地球的孩子都能擁有這些。
過去，我們習慣於考慮自己的麻煩，或者我們國家的麻煩而不去關心我們對世界造成了怎樣的困擾。但是現在，我們知道，如果世界其他地方沒有和平，我們也終將得不到和平。（宏觀資本 / 比特港大資料） 注：文章源自比特港大資料。點擊本頁左下角“閱讀原文”可以浏覽原文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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