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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明人肖像册》局部（现藏南京博物馆） 有一段时间，名为《XX生活指南》的几篇文章，在朋友圈十分流行，人们有感同身受的部分，当然，更多是调侃、讽刺、好玩。今天微信，也来分享一点“生活指南”。 明代晚期，社会从井然有序、自己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为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那时的有钱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以下的这些切片，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虽是四百多年前，有趣的是，当时的纸醉金迷，很多我们在今天会看到“增强版”。 内容整理自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经典之作《纵乐的困惑: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理想国，2016年10月新版）。 晚明有钱人生活指南 1.
时尚的快速更新换代，其实也是有钱阶层在互相追逐、暗暗较量的过程。 （追逐时尚）是商业化的简单后果，这时无数的新富起来的人在追求社会地位：有更多的昂贵物品出卖，同时也有更多的人能买得起它们，对于原有的社会地位标志物的可靠性，也有了更多的忧虑和不安。这就是人们时尚追求的完美构成。为了克服这种忧虑和不安，人们不停地买买买。
毫不奇怪，获得了时尚的控制权，上层社会就能从中获利。时尚促成了一个将纯粹富有者手中的财产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些富有者必须花去越来越多的金钱，来获得作为上层社会地位象征的昂贵物品。这笔财富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地流入生产奢侈品的匠人和从事奢侈品贸易的商人手中。一部分又回流到已有的精英阶层手中，他们确定哪些是象征性的贵重物品，然后拿到市场上重新出售，甚或还自己生产这些物品，就像明朝后期许多文人为人写墓志铭或模仿名家绘画作品时所做的那样。鉴赏家会贬斥那些纯粹收藏家的藏品，又不时地将自己的藏品卖几件给这些人。 而其他那些处于财富链下端的人，只能不停地模仿，但从未超越。 时尚在社会结构中的运动轨迹正如它在市场经济结构中的运动轨迹一样。正像上海模仿苏州的款式但总是慢半拍一样，平民百姓仿效士绅的衣着，也总是稍逊一筹。清初散文作家叶梦珠回忆明朝后期他的家乡上海的情景时，对时尚的倏忽多变感到迷茫和不安。他分析说，“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从此，这种新式样就不再为士绅所独有，而开始进入平常百姓的世界。一旦一种式样已经扩散到一般民众中，新的更新过程又开始了，它使原本新潮的东西变得不再新潮，正像叶梦珠所看到的那样：“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 叶梦珠看到，在追逐时尚的欲望面前，士绅与其他人一样不堪一击，他们不断将新的华丽的款式传播到社会其他阶层中去，从而引发了全社会追逐时尚的狂热。到了明朝末年，士绅同时扮演了这种时尚变化的代言人和反对者的双重角色。当每个人都开始追逐原本应属于士绅阶层的东西时，这些士绅试图以不断修改审美规则来维护他们优越于后来者的特权地位。
这种对新时尚的无休止的追逐，否认一切事物既有形式的永久价值，最后让人麻木，不管是衣服还是鞋子，帽子还是饰品，家具还是食品，抑或是价值还是信仰。明代后期不断被打破的时尚界限，就这样在服饰式样时髦和过时的变换中，不断地重新形成，每一种式样都毫无例外地在离开上层社会之后进入下层民众的生活中。 2.
如（昂贵的）书，文房四宝，古董，特别是那些门槛比较高、能将自己跟素民区别开来的。
进入贵重物品的领域后，时尚追逐的人群就变得小了。在这一块里，要说有谁永不疲惫地追求社会地位，就只有那些能够以大量的金钱购置珍贵物品的人了。明朝前期只流传于极少数的精英人物中间的具有文化意蕴的物品，如古董、字画，被大量地带到了处于道德真空地带的金钱世界。这些物品向应邀前来参观或使用的人们展示着收藏者的独到鉴赏力和不俗的文化品位。
……他们会很痛快地为那些看上去值钱和高档的东西掏腰包。对于装饰性的物品来说，了解其内含价值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本身由贵金属——金银做成的东西，比如金质餐具、银质香炉、用金线织成的锦缎。这些物品肯定会把它的所有者与其余的人区分开来，因为只有那些极其富有的人才能买得起。明朝后期的士绅文化品评家们出于自我辩护，否认这些东西的文化象征价值，宣称拥有这些东西是极端粗俗的表现。 不过拥有这些物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正确地”使用或摆放。 光是正确的对象本身并不足以影响社会身份的划分。必须还得有正确的收藏和展示方法。这样，除了拥有这些对象之外，还有鉴赏的任务。这方面的知识也可以从书本中获得。下面的关于如何保管和展示这些对象的建议就是一个例子，它摘自后来出版的大画家董其昌（1555—1636）的一本艺术和物品鉴赏手册： 凡法书名画，古帖古琴，至梅月、八月，先将收入窄小匣中锁闭。其匣以杉板为之，内勿漆油、糊纸，可免湿霉。以纸四周糊口，勿令通气，庶不至霉白。过此二候，宜置卧室，使近人气；置高阁，裨远地气乃佳。 又书画帖，平时十余日一展玩。微见风日，不至久卷作霉。琴则盛以锦囊，挂板壁透气处，勿近墙壁风露日色。收藏之法，过人远矣。 展玩书画有五不可，谓：灯下、雨天、酒后、俗子、妇人也。 文化物品的正确使用可以反映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相反，使用方法的错误则会取消这种地位。张岱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古青铜花瓶的故事。这个花瓶本为张家所有，一个能言会道的古董商人诱使他的家人以一百两银子出手卖掉了。（张岱是这样说的，不过真实情况很可能是一个精明的张家人觉得买者出价不菲，倒不反对在价钱好时让市场将象征性的资本转化成真正的资本。）张岱后来获知一个歙县的商人买了那个花瓶，摆在他家祠堂的供桌上。张岱讲这个故事是取笑这种举止的荒唐失礼。供桌上是不能放青铜器的，但那个商人却一无所知。他距离高贵的精英阶层太遥远了，不可能知道如何摆置这些古董字画，这显示出他在社会阶梯上的攀爬达到了多么荒唐可笑的地步。然而在幽默的背后却隐藏着张岱的深切忧虑：粗俗如这位徽州商人者都可以获得只有鉴赏家才应该拥有的对象，所不同的仅仅是摆放的位置不对而已。
所以，各种高品质生活指南、鉴赏宝典涌现出来，手把手教你成为上流人物。 他们颇为谨慎地在书籍中为自己找到了老师。正像柯律格在他关于这些书籍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品位鉴赏手册的作者们正是利用了“一种我们可以泛泛地称之为‘奢侈消费’领域的出版狂热的总爆发，其中不仅包括像字画、青铜器这样的高品位、高价值的作品，而且还包括在最上层社会生活中自我表现所必需的一切当代物品”。这些作者都生活在江南城镇的浓厚文化氛围之中，多数是文人学者，也有一些商人。在他们教读者什么是雅、什么是俗的时候，显然都热衷于显示他们自己的独特审美观。纯粹的物质富有者可以从这些书中学到经营文化时尚物品的学问：收集什么？什么时候向人展示？怎样展示？其鉴赏价值何在？如何鉴别其质量的优劣？换句话说就是，怎样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看上去优雅。
3.
正像万历时代所呈现的那样，那些坚定的儒士们已经不能满足于通过上述的道德提示而试图扭转道德和金钱间的不平衡，而是被迫寻求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平衡金钱和道德的关系。浙江沿海北部嘉善县人袁黄（1533—1606）就是其中之一。 袁黄发明和推广了一种“功过格”的儒家道德自修办法。那些严肃认真的儒士们记录下他做的所有的善事和恶事，每件事都打上一个分数，这样就可以计算出他道德生活的质量水平——看起来好像一本商务账单。袁黄并不是在简单地模仿商业领域的计账程序，而是在遵循一种悠久的、为鼓励施舍而制定的佛家传统，力图找到一种在慈善捐款和道德价值间相平衡的体系。他的兑换率是每一千文铜钱的慈善捐献相当于一分的功德。尽管袁黄坚持说钱并不是积累功德所必需的东西，但他的体系使得有钱人获得功德容易得多。他并没有将他的道德逻辑扩展到歌颂财富的程度，他说（通过笔下1594年的一位道士的口），即使一个人捐献了二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他的功德也不会圆满。对袁黄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心地的纯洁，而不是银子的纯与不纯。但无论如何，用贵金属的花费量来测定道德功善的这种可能性，为在儒家道德经济中给银钱一个正当的地位开辟了道路。 明代后期的许多士绅正在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他们捐献大量的、有时是数百两的银子建造或重修佛教寺院（包括铜钟和铜像）和其他公用设施，或是用于它种慈善项目。在像袁黄的嘉善同乡陈龙正（1585—1656）一样的儒家思想的积极实践者那里，社会回报的道德原则同时以上述两种方式，为公共慈善事业提供了雄厚的支持。帮助他们的邻里同乡，表明富有者有资格享有精英阶层身份地位的天赋权利。与此同时，又说明他们并无接受父系家族关系的义务感，尽管他们手中的多余财富使他们对父系家族关系负有责任。然而，社会回报的道德原则并没有剥夺精英阶层以财富寻求个人快乐幸福的权利；实际上，反而在这方面给他们以回报。
其中有一种做法，效果瞩目：用青铜铸造一个大佛或钟。放今天，等同于用黄金打造的名人像或大钟。 与白银流入的同时，铜币（严格地说是青铜）大量流向日本、东南亚和印度洋周边国家，虽然官方明令禁止铜的出口。铸币中铜的价值大大地超出了它的面值，仿造者发现熔毁良币再铸造赝品有利可图。万历年间在市场上实际流通的铜币，看起来都是质量低劣的赝品。这一时期经济异常活跃，容不得贵金属的闲置。
但正是明朝后期的寺院施主们造就了大量的闲置贵金属，他们每每想要铸造高大丰美的铜质佛像或巨钟。其中有些佛像非常之大，如1602年为浙江一寺院铸造的一口钟，耗用纯铜两千三百斤、锡四百多斤，共使用金属一千六百公斤，数量极其惊人。这口巨钟的捐铸者，也像上文那座大日如来佛像的假定捐助者一样，有足够的权力保护这些宗教用品免遭被销毁、改铸成钱币或大炮的命运。 4.
有了文化，有了功德，还不够，还需要一位知书识礼、内外兼修的女性。 挥霍钱财于性交易上，其实是在向世界显示这种花费根本不算什么，而徽州商人则以在这一领域一掷千金而远近闻名。但追求性交易不仅仅是财富的体现，它同时也是通过推动道德名声的界限来表现社会地位差别的手段。文化象征性资本不可能被排除于狎娼花费之外，因为在明代的城镇里，任何一个有一点钱的男性都可买到女性的性服务。在性时尚的追逐中，欲望还需要其他的装束。
明 冯梦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陵兼善堂刊本插图），女主十娘即为京城名妓。 这种装束之一就是高级艺妓的现象。在明朝王朝最后的匆匆几十年中，明朝后期的一些士绅在婚姻和姬妾体制之外得到有教养的女子做艺妓。艺妓的出现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意韵的表现。它将妓女的纯粹性关系重新塑造成一种文化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金兰之交。这种重塑的发生来之于男性的视角——尽管女性或许十分渴望获得艺妓的身份——当男人们追寻当时市场上的浪漫故事中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中的红粉知己，而在现实的包办婚姻和金钱婚姻（嫁妆的转移）中又找不到的时候，这种重塑就发生了。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为男人们提供了一个帮助女子挣脱特定的文化束缚的机会，通过要求艺妓具有男子的文化修养，以及在书法、绘画、诗歌等纯粹男性士大夫的艺术领域内得到熏陶，使她们高雅化，甚至男性化。男子并不是这一潮流的唯一推动者，也只有在具备文化修养的女子打破了文化艺术领域内的性别界限之后，艺妓的时尚才能产生。奢侈品贸易的发展是艺妓时尚产生的另一个前提条件，它提供了男性士绅将他们的艺妓打扮成精英阶层成员所需的时兴衣饰。 5. 崇祯年间有本《客商一览醒迷》，编者是一位闽商，叫李晋德，他就热心介绍了赚钱的正当方法。 贯穿《客商一览醒迷》一书的鲜明主题是道德比一味地追求利润更重要。评议部分的观点也同样鲜明，要获得稳定的长期利益，需要的是诚实而不是欺骗——借此，儒家思想的主题被改造用于商业目的。那些自甘堕落的不道德商人最终会遭受事业上的失败，尽管他们可能会成功地欺骗他们周围的一些人。在这种儒家伦理道德的商业化改造中，利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只要它是通过诚信的手段获得的，而且没有超出社会的公认标准。 比方说，经营商业或个人信贷，利率应该在20%—30%之间，这是正常的标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利率可能高达70%—80%，但决不能长期如此，否则放贷的人在公众心目中就会被谴责为高利贷盘剥者；借贷的人就会心安理得地拖欠债款，这样放贷者的资本就会遭到损失。所以，最好是放弃短期高额利率的可能性，以保持长期的适度利率。在这一点上，李晋德与传统士绅的商业批评不谋而合：对商业利益的无情追逐是罪恶的。但是他关注的主题并不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保持，而是商贾事业的持久发展。
明 余象斗在自己编的日用百科全书《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明万历刊本）里，放上了自己的画像。 李晋德也向读者提供了保证投入不超过所得的简单方法。他说要达到这一基本目标有三种方法。第一，勤奋。关注每一个细节；做每一笔生意都要小心谨慎；早睡早起。第二，守财。杜绝浪费，避免炫耀，不要与那些浪费金钱、狎娼赌博者为伍。如果你在这些方面谨慎从事，你现有的资本就会像人们通常所期望的那样，为你带来更多的财富。第三，要账目清晰。“量入以制出，将终身无失。若不画算，必有差失。”这些忠告巧妙地符合了儒家对勤奋和谦虚的要求，将其转而应用在商业领域里。像儒家思想中的刻苦攻读终会功成名就的许诺一样，李晋德的冗长说教也是以这样的保证为基础的：按照上述的忠告，一生勤俭持家的商人终将获得属于他的成功。 明 南都繁华图卷（现藏国家博物馆） ● ● 晚明的世界五光十色。繁荣的市场，支撑着物欲不停膨胀。原来的道德界限，在金钱的诱惑下分崩离析，太祖朱元璋一手一脚努力搭建的桃花源，已成了无何有之乡。明中晚期，那些不幸目睹社会大变的读书人、思想家，纷纷感叹世移时异、人心不古。明朝灭亡之后，商业更是成了道德家口中社会腐败的重要推手，并为此背负上了王朝倾覆的历史罪名。事实果真如此？金钱以及对金钱的追逐，是否真的带有与生俱来的原罪？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里孜孜以寻的，或许就是这个困惑的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几点内容有那么一点熟悉，不好意思，纯属巧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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