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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语》是学习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首选的必读书 《论语》主要是记载孔子的言语和行事的一本书，也记有少量孔子弟子如有子、曾子等的的言论。它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是了解孔子思想的最基本的一本书。 《论语》不是一时一人所作，而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以至三传弟子，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编成的。成书在战国时期，时间约在孔子死后数十年至200年间。作者和成书的准确时间已不可考。《论语》注本很多，据有的学者辑录，有3000种之多。其中较重要的有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和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分别代表了不同年代、不同思潮学派研究《论语》的成就。当代学者的注本主要有和钱穆的《论语新解》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孔子《论语》的思想，并非孔子个人的创造，而是反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成果。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文明经历重大变革和发展的时代。孔子思想学说的出现，是中华文化这个变革发展的重大成果和标志。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小戴礼·表记》） 殷商以上，中华文化中宗教思想占着主导地位。直到殷商时期，中国人还是受天命思想所支配，一切都要通过占卜，取决于鬼神；在鬼神面前，人完全是被动的，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地位。 西周初年，中国人的思想开始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人们从夏、商、周三代的更迭中认识到 “天命靡常”（《诗·文王》） “命不于常”（《尚书·康诰》） 由此引起了思考。既然夏商都自称秉承天命而号令天下，又为何终至灭亡？天命为何而转移？周本小邦，继商而立，如何才能永保天命不失？思考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 “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 夏、商之丧失天命，都是因为后王失德，致使百姓生活无着，抱子携幼，向上天哀告。“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孟子·万章上》引《尚书》佚文）天怜悯小民的痛苦，于是收回了给他们的天命。所以想要永远保持周的统治，就要“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 这样，第一次把人作为与“天”不同的力量，思考人在天命转移中的作用，提出了天人关系问题。天命的最高主宰地位没有改变，提出天人关系问题和敬德的要求，是为了“祈天永命”。但天命已经失去了绝对的地位；人们开始把人作为与天相对的力量，认为人能够影响天命。这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转变。有了这个转变，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了人，发展了人文方面的思考。 至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孝、忠、贞、信、仁、义、勇、知、敏等道德要求、并且形成了“完整的君子人格标准”（傅道彬：“春秋时代的风雅精神和君子人格”，（光明日报2012-7-23）。《左传》上就有许多当时人提出的政治、道德思想和道德故事。其中如“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的思想，反映出道德已经代替天命成为衡量是非善恶，决定人事命运的最高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继承上古以来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总结西周以下人文思想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创立儒学，标志着天人关系问题上思想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他立足于人，提出了一个包括为人之道和为政之道的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即仁学的思想体系。； 这样，中华文化的发展，殷商以上是敬鬼尊神，天命思想主宰一切。西周初年天命思想开始动摇，中国人开始把自己当作与天相对的主体来认识世界，提出了天人关系。以后数百年间，人文思想得到发展，人的地位愈来愈提高，但天命的主宰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对人的作用的认识也还没有摆脱“祈天永命”的思维模式。至孔子创儒学，摆脱天命鬼神的羁绊，提出了自主、自由的完全立足于人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和转变。从此，中华文化的发展转到了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 简单讲，殷周之际到春秋末期数百年间，中国文化经历了敬鬼尊神-敬德保民，祁天永命-敬鬼神而远之，以人为本这样三个阶段，完成了从敬鬼尊神到以人为本的根本转变。孔子和《论语》是这个转变的标志。 他的仁学体系是这一转变的标志。他总结继承了他之前2500年的文化成果，又开启了他以后2500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儒学成为这2500年中华文化的主干，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人类四大文化思潮。而《论语》则是儒学和今天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 二、《论语》的核心思想是讲做人的道理 《论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流传千年的一句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许多人都认为《论语》的核心内容是讲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是历代统治者用来巩固其统治的学说。我今天要提出另一句话，就是《大学》所说的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 这是对《论语》精神最好的概括。 从《论语》的内容看。孔子确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是他毕生奋斗的终极目标。然而细读《论语》，却可发现，为了这个目标，他最关心的是人的完善；孔子治国的根本理念，“政者正也。”是一个“正”字。正首先是正名。要改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都能各得其所的秩序，使社会秩序归于正常。恢复社会秩序正常，关键在正人，使人自觉走上正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人有德而知耻，知耻而有所不为，自觉走上正道，社会秩序自然也就归于正常。正人中又有两方面：正人和正己。“正人先正己”。不只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首先是要求在位者自身要正。 为政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本在正己，孔子用一个“正”字概括。 为达到“正”的目标，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孔子用“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八个字概括说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强制，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使人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为善；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它的作用是使人知耻，不愿做坏事，预防犯罪。通过这样比较，他论证了“为政以德”的正确和必要，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把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在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 因此孔子重教育，把教育看作为政治国的基础。无论为政还是教育，中心都是“正人”，此乃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 从孔子思想对后代的影响看。 儒家提出的“仁以为己任”，“修己安人、安百姓”的人生理想追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以及孝悌忠信，温、良、恭、俭、让等道德要求，为人们所继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民族的文化传统。 世代传颂，家喻户晓，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些名言，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正是儒学倡导的为人之道最高的、集中的体现； 中国民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风尚，是儒学为人之道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培育了无数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支撑了民族的发展；塑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使我们赢得了礼义之邦的美名。 儒家关于为人之道的思想，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精神表现，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世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之所在。 从古代圣贤豪杰，历史人物的体会和践行看。 文天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能，所学何事？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今而后，庶几无憾。” 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兽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 愚以为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顾炎武） 他们都是学孔子思想，用于修己，成为中国人时代称颂的英雄豪杰，民族的脊梁。 三、做人的核心价值 《论语》讲做人，提出了以“君子”为代表的理想人格的要求，学做君子的纲要、途径和修身的精神、方法。其中最核心的可以概括为五点：义、群、和、礼、耻。 义。精神和物质，道义和功利的关系，以精神、道义为上，“义以为上”，这是人生和社会的根本问题。 就人生言，以精神生命为生命意义之所在，以精神生命和道义的追求引导、节制物质生活的欲求。先做人，后做事；追求做好人，不是追求做富人贵人。 《论语》说“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论语》也提出了践行这一点的不同层次：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舍生取义。 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从正面讲就是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是常见的现象，又是道德建设中严重的问题；一事当前做与不做，两种选择：应该不应该？有利不利？见义勇为就是日常生活中，把应该不应该当作言行取舍的标准，放在有利不利，功利的衡量前面，应该做的就做。这是践行义以为上原则的起点. 见利思义。“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以精神生命、道义的追求，指导和节制对物质生命、富贵的追求。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生死抉择，惟义所在。 就社会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不仅是君子人格的最高要求，也是孔子的社会政治理想。 群（公）。群己关系，个人作为群体的一分子，个人发展和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统一。可称之为“群己统一”。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这是讲人生的责任；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下，民到于今称之。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这是讲人生的价值。中国人追求的不朽，是把个人的小生命融入群体的历史的大生命中，在历史长河中”虽久不废“，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践行的要求。忠恕之道是处理群己关系的基本原则；修己安人，是对君子的要求；以天下为己任，”修己以安百性“，”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理想的圣贤目标。 义和群，是人和禽兽相区别，人之所以为人的所在，所以是为人之道的核心要义。二者是统一的。重义的人不会孜孜于私利，热心助人为群的人必定重义。二者的集中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精神贯穿古今，代代相传，不断获得新的内容，更新、丰富、发展。支撑了民族的全部历史，培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塑造了民族的形象。 义利和群己，也是当今世界面对的两大问题。当今世界，是个人第一，物质利益至上的时代；是一个”处处争端，人人为己，颂赞自我主义，只顾经济利益而违背道德准则的世界“。”利己主义和贪欲仍在不断地加重人民之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长此以往便会引发世界各地的冲突“。(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 和。义、群(公)是从为人角度讲，和是从宇宙观和社会整体讲。《论语》讲到”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一点是根本的价值观，后一点是待人处事的根本原则。 和的实质是”各得其所“。程子说; “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 和而不同，各得其所，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是我们最高的价值追求；由此，待人处事必以承认差别为出发点，以达成各得其所为终极目标。和而不同既是对世界万物的根本认识，也是待人处事的根本原则和终极目标。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价值。孔子为政，以“正名”为当务之急，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得其所为目标，则是以和为贵在当时环境下的具体内容。 中庸、中道是致和的基本方法。 礼。是从落实的角度讲。遵守道德、礼制的规范。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义、群、和三项都通过礼而落实。《论语》说为政：是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说教育，是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说君子，是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都离不开礼。礼的功能是“齐”“约”，把德的要求落实到言行举止，是人们在共同的规范下达到社会的和谐。 总之，一切行为举止，不离礼的规范。所以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立于礼”，“不学礼，无以立”。礼的实质和功能是“别追求和”，在承认和厘清差别的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耻。是从道德的基础讲。行己有耻，有所不为。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羞耻心是做人的底线，是道德自律的基础，有耻才能有所不为。《论语》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都是强调有耻的重要。 西方人的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信上帝，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就要受到责罚。曾有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传统，行为不受上帝约束，所以道德状况不好。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中国确实没有单一的延续几千年的宗教传统，但并不代表中国人对自己没有约束，“行己有耻”就是自我约束。这约束不是建立在对外在世界的信仰上，而是建立在内在的道德良心上，是真正的自律。中国人的道德建立在行己有耻的基础上。 以上五项，从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宇宙万物的本质和存在形式，道德践行的落实和道德精神的基础等几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做人的根本要求，构成中国人为人之道的核心价值体系。用今天的语言说，可以概括为崇义、乐（药）群、贵和、守礼、知耻。 这五项核心价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基因，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古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现代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以至抗震精神、航天精神；范仲淹、文天祥、顾炎武……和刘胡兰、董存瑞、焦裕禄、雷锋……一脉相传，贯穿古今。今天，它仍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脱离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将成为不可能。同时，传统的核心价值也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发展，获得新的内容，更新、丰富、发展。今天也应该对它作新的阐述，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使它有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升华。 这五项，，都反映了中西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别，同时又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为人类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在现代条件下继承、发扬这些传统的核心价值，不仅可以成为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且可以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来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016年7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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