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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也有货币战争

 青梅煮茶 2016-10-18




身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生平最得意之事,便是拜自己曾恨之入骨的管仲为相,三杯吐然诺,一笑泯恩仇;而最后悔之事,则是没能听从管仲临终的谆谆告诫,宠信易牙、竖刁和开方,到头来落得个孤独饿死的凄凉结局。


管仲之于齐桓公,就好比火刀之于火石,二者互击才能迸射出耀眼的火花,如果失去了火刀,火石也就失去了意义。


齐桓公成就了管仲,管仲也成就了齐桓公。这对君臣的相遇,点燃了改革的燎原之火。此后的四百余年,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分封而立郡县,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才算尘埃落定。管仲是这场改革的先行者和引领者,其目光之敏锐,思想之超前,每每令人怀疑他是从当代穿越回了春秋。



管仲像



或许与早年从商的经历有关,管仲对经济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治国强军,尊王攘夷,无不可以经济手段来解决,且往往能于潜移默化中克敌制胜,不战而屈人之兵。


管仲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执政的核心理念可浓缩为八个字——“以人为本,藏富于民”。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又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这比西方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国富论”早了两千余年,堪称世界经济学鼻祖。


管仲从不讳言人的欲望,欲望乃人之趋利本性,而大多数人的欲望,也不过是想要吃得饱,穿得暖,行得稳,住得安,此之谓民心。民心似水,可顺而不可逆,可导而不可抑。所以管仲拍着胸脯保证,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他明白,予之于民即是取之于民,“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牧民》)



为了兑现承诺,管仲一面对内鼓励生产,一面对外扩大贸易,用商品和货币双向调节市场,使之达到供求平衡。


在所有商品中,有三样最为要紧,一是谷,二是盐,三是铁。它们代表着三大支柱产业,掌握了它们,也就掌握了国家命脉。所以管仲上任伊始,就建立了国家粮食储备,并将盐铁收归国有官营。


货币是商品与商品之间交换的媒介,欲通天下之货,先通天下之币。管仲修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俗称“刀布”。不过在管仲的货币体系里,除了刀布,还有黄金和珠玉。按照稀缺程度,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


商品和货币都有价值,价低则贱,贱即为轻;价高则贵,贵即为重。轻重是由流通量来决定的,散之则轻,藏之则重。而商品与货币的轻重刚好相反,币重则物轻,币轻则物重。



“轻重之术”乃管仲的独门绝技,他正是通过调节货币供给,来控制市场上物价涨跌的。当国家实行财政紧缩,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提高,物价相应下跌;当国家实行财政宽松,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降低,物价相应上涨。


根据轻重原理,管仲还首创了均输平准之法。即以谷为例:丰年之际,粮食过剩,谷贱伤农,此时国家应大量采购,使谷价回升;荒年之际,粮食歉收,谷贵伤民,此时国家应大量抛售,使谷价回落。盐、铁亦同此理。低价采购而高价抛售,国家只是打了一个时间差,怎么着都是稳赚不赔。通过这种方法,管仲就把谷、盐、铁这三大战略物资牢牢掌握在了国家的手里,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而如果想要掌握别国的战略物资呢?依此类推即可。管仲曰:“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源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意思是说,现如今粮食在我国价高,在其他诸侯国价低,各国的粮食就像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所以价高则货来,价低则货走。若有跌价而未走者,乘机买入囤积起来,则天下的这项物资就尽归我国了。


这一招,管仲屡试不爽,曾用它发起了三次货币战争,每一次都赢得干净利落。



第一次是针对鲁国和梁国。两国与齐国毗邻,冲突不断,齐桓公视为心腹大患,便问管仲:“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仲遂献“鲁绨之谋”。


绨是鲁梁地区的一种纺织品,以丝线为经,棉线为纬。管仲先是劝齐桓公穿绨衣,并下令左右臣子都穿绨衣。一时上行下效,身着绨衣在齐国蔚然成风,齐国的绨价立时大涨。


管仲又对鲁梁两国商人说:“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一千匹绨给黄金三百斤,一万匹绨给黄金三千斤,如此天价,轰动鲁梁,引得两国百姓纷纷织绨,连两国国君也不遗余力地大加推许,以期贩卖到齐国以获巨利。一年后,管仲派人往鲁梁探查,只见“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尽是忙着运绨的车队,而农田荒废,无人耕种。


管仲心知时机成熟,便让齐桓公改穿帛衣。于是,绨衣很快便成了“过时”的象征,无人再愿购买。管仲趁势闭关,中断了与鲁梁的贸易往来。这下鲁梁的绨卖不出去,大量积压,两国国君只好命百姓停止织绨而去种田。可是农田荒废已久,又岂是短期恢复得了的?两国无奈只能向齐国进口粮食,齐国毫不客气地以百倍于国内的价格出售。齐国只卖每石十钱,鲁梁买要每石千钱,鲁梁百姓买不起,十分之六都投奔了齐国。三年后,鲁梁两国国君也不得不请服于齐。



第二次是针对南方的楚国。楚国地域广阔,民风彪悍,齐桓公担忧“举兵伐之,恐力不能过”,又向管仲讨教,管仲再献“楚鹿之谋”。


齐桓公言听计从,当即在齐楚边境修建了一座百里之城作为基地,并派中大夫王邑带着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收购生鹿。楚国的生鹿每头八万钱,王邑携巨资而来,楚王自然喜出望外,告其相曰:“彼金钱,人之所重也,国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赏有功。禽兽者群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齐以其重宝贵买吾群害,则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齐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尽齐之宝。”


想必楚王觉得,生鹿这种东西,不过禽兽而已,楚国多得都要成灾了,白给都无所谓,齐国居然巴巴地赶着来买,实在是人傻钱多,楚国占这么大便宜,真是楚国的福气,此时不捞,更待何时?于是在他的一声令下,楚国男女老少都投入到了狂热的捕鹿行动,颇有“全民炒鹿”之势。


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楚国商人说:“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二十头生鹿给黄金百斤,二百头生鹿给黄金千金,这与“鲁绨之谋”的剧情如出一辙,连台词都几乎没改,当然也同样轰动了楚国上下。因为这笔生意若能做成,楚国就算不向百姓征赋,财用也足够了。


就在楚国漫山遍野捕鹿的当儿,管仲却派隰朋悄悄地开始收购楚国的粮食。楚国卖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囤积的粮食也比往常多了五倍。管仲判定:“楚可下矣!”断然闭关,中止通商。楚国因捕鹿而耽误了农时,谷价疯涨,每石高达四百钱。齐国便运粮到芊南去卖,结果楚国十分之四的人口都逃往了齐国。楚国元气大伤,不过三年就降服了。



第三次是针对北方的衡山国。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齐桓公早就想征服衡山国,却一直苦无良策,管仲又献“衡山之谋”。


管仲这次谋划高价收购的是衡山国的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赵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衡山君见自家的兵器如此受欢迎,便将价钱提升到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遂纷纷弃农打铁。


一年后,管仲派隰朋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籴入。天下闻之,蜂涌而往齐国运粮,衡山国也在其内。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雀跃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既不再收购粮食,也不再收购兵器。夏收之前,齐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军压境,攻打衡山国。此时的衡山国,欲守而无粮可继,欲拒而无兵可用,唯有举旗投降。


“鲁绨之谋”也罢,“楚鹿之谋”也罢,“衡山之谋”也罢,其实说穿了很简单,无非是以高价诱使敌国放弃本业,追求某种商品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国经济瘫痪。鲁绨、生鹿、兵器都不过是炒作的噱头,粮食才是压垮敌国经济最重要的砝码,黄金则扮演了伪装者的角色,欲取先予,欲扬先抑,变化莫测。


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也每每利用货币操纵一国之经济,敲骨吸髓不说,甚至颠覆政权,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便是前车之鉴,可不慎欤?


文 | 悠然 图 | 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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