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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用兵湖南的战略企图，超过了西征军所能承担的战略任务，湖南西征军在湘潭特别是靖港战役后，不敢乘胜追击，相反的株守靖港、岳州，曾国藩才能长沙整军，重整旗枪。由于兵力不足，害怕据守城池被包围歼灭，西征军竟轻弃靖港、岳州，以致攻守异势。由于湖北西征兵力不足，攻占武昌后，虽然屡次派兵增援湘北西征军，但又犯了逐次增加兵力的错误。反攻岳州的战役终于失败，西征军被迫退回武汉。 第三，西征军的军事指挥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掌握西征军指挥大权的是东王杨秀清。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下旬，正当胡以晃等部激战庐州时，东王杨秀清却在与天王洪秀全闹着争夺权力的斗争，东王并没有集中精力指挥西征战争。自于洪杨矛盾，杨秀清对高级将领防范甚严，据《贼情汇纂》的记载：杨秀清曾派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前往湖北指挥西征军事，皆因猜疑而中途把他们召回。这反映了杨秀清与天王争权，宁愿牺牲军事利益，以服从他的政治利益。因之，太平军在武汉、湘北作战，指挥人员都是三、四流将领。他们中官衔相埒，有的如林绍璋统兵无方，石风魁贪生怕死，曾天养骁勇有余，谋略不足。没有一个威望极高、智勇兼备的统帅，不能根据西征军兵力所能承担的战略任务，从开辟湖北、湖南根据地全局一盘棋来考虑用兵次序与兵力部署，不能抓住有利战机，与敌军决战，湘北争夺战那得不败。 杨秀清遥控西征军的指挥大权，往往贻误戎机。如曾天养在撤守岳州前，须先向坐镇安庆的翼王石达开禀报。石达开再转禀杨秀清，杨秀清接到石达开的禀报后，再研究军情！然后发出诰谕，单纯根据来往的里程估计，曾天养接到杨秀清的诰谕，当在十月或十一月上旬，而曾天养已在八月十一日战死城陵矶。八月下旬，湖南西征军已经败回武昌。十月十四日，湘军已攻陷武昌。山杨秀清遥控指挥西征军事，其贻误戎机，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林绍璋在湘潭战役中统兵无方，是湘潭战役失利的原因之一。如在湘潭防御战初战失利后，太平军中的老兄弟责怪新兄弟，在城内互相开火，死伤数百。为将者不能团结所部官兵，显然将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湘潭战役中，湖南西征军兵力薄弱，后援无望，而湘潭孤悬敌后，所以，林绍璋部斗志不坚。林绍璋即使能打退湘军的攻势，湘潭也断无久守之理。论者每以湘北争夺战的失败，归咎于林绍璋的指挥无方，而不考虑西征军开辟湖南省根据地的战略企图与西征军兵力不足的矛盾，西征军缺乏一个智勇双全有威望的统帅，东王遥控西征军事贻误戎机等问题，是欠斟酌的。 当然，湘军取得湘北争夺战的胜利，自有其内在原因： 第一，湘军的指挥大权集中在曾国藩手里，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他始终随军行动，指挥统一，调度灵捷，作出的反应迅速。如林绍璋攻占湘潭后，他能立即调派水陆师前往反扑。 第二，湘军在本省作战，补给线短，在军事上遭到严重挫失后，能及时整顿补充。例如四月底靖港溃败后，湘军水陆师可用之兵只有半数，水师战船损耗尤多，但是，到六月十五日已将损坏、新造战船修造至八分工程。太平军方面则补给线长，悬军深入，并不具备湘军的有利条件。 第三，湘军凭借水师优势，对太平军造成了严重威胁与损失。湘潭、岳州等城，一面临水，三面陆地。湘军水师利用洋炮的炮火优势，先摧毁太平军水师，断绝了西征军守城官兵的给养，然后由水师配合陆师攻城。据曾国藩说：“大抵贼于水战一事，极为无能。渠所用者皆民船，每放一炮，全身震破”。他并不隐讳“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论者每多以为湘军初组成的几年中，是一支土生土长的地主武装，殊不知湘军水师初成立时，便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支持，配备了洋炮。 三，西征军易帅是西征军事转败为胜的关键 早在湘军出师顽抗太平军之前，曾国藩根据西征军开辟长江中、下游根据地的军事活动，提出了与洪秀全开辟根据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他说：“贼首既巢金陵，近穴镇、扬二城，远处所宜急争者，莫要于武昌”。如果太平军占领武昌，“即使贼兵不遽渡湖而南窜，而沅湘固时时有累卵之危。……鄂省存，则贼虽南窜，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南窜，断无独存之势。然则今日之计，万不可不以援鄂为先筹，此不待智者而决也”不问可知，在湘北争夺战获胜后，曾国藩将移军进犯武昌。 武昌佐将石凤魁刚愎自用，治军无状，贪生怕死。西征军撤出湖南后，既没有派遣得力部队防守崇阳、通城、蒲圻等城，节节阻击湘军，又未能在武昌整顿好部队纪律，讲究水陆依护作战的战术，更没有与武昌城共存亡的决心。九月下旬，湘军水陆师长驱北进。九月四日，攻陷金口。十月十二日，湘军水陆师进犯武昌外围据点，太平军水陆师作战二日，大多溃散。石凤魁在武昌也未作一日之守，擅弃武昌。武汉三镇失守后，石凤魁被东王杨秀清逮捕处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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