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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倚天屠龙记，大家会想起明教光明顶之战，想起明教圣火令武功，想起波斯宗教圣女，这些情节随着这部被翻拍了无数遍的金庸小说可以说脍炙人口。而明教这个传自西域的教派，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那么，明教究竟是个什么教派呢？事实上，它的官方名称就是“摩尼教”，准确说是“华化的摩尼教”或“摩尼教在宋代的意译”，加入了一些拜火教等因素加以创作后，就形成了小说中的“明教”。“摩尼教”并非佛教或道教那般家喻户晓，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摩尼教”究竟是个什么宗教，它又是怎么一步一步传入中国的。从《史记》老子至函谷关留下《道德经》后“莫知其所终”的记载，到东汉襄楷“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佛陀）”，再到西晋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老子骑青牛西入流沙、化胡为佛的故事逐渐清晰起来。尽管“老子化胡”很可能是道教在“佛道之争”中为提高自身地位而虚构（佛教相对应的也有菩萨化为伏羲女娲的反击），却也为其他宗教顺利传入中国留下了伏笔。摩尼教的传入也不例外地假借了老子化胡说。 后世道徒在王浮的基础上不断增衍《老子化胡经》，老子被奉于“总摄一切法门”的地位。敦煌发现的版本中有如下记载： ……后经四百五十余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波斯）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摩尼之后，年垂五九，我法当盛者。……731 年，拂多诞（摩尼教第二级）所撰《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沿用了摩尼为老子化身这一说法，并以摩尼教创立至今四百五十余年，“证记合同，圣迹照著”，证明自身的正统与传播必然性。摩尼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传入异域后自然需要附会于本土宗教，对教义、经典进行本土化的译释，使自身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然而摩尼教在进入中国之前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琐罗亚斯德教（粟特祆教、拜火教），他的另一个译名“查拉图斯特拉”则因为尼采的缘故更为人熟悉。琐罗亚斯德教在安息王朝末期复苏，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便出生于此时期，他的母亲为安息贵族，父亲为早期基督教教派的成员。先知的诞生必不同于寻常婴儿——西亚地区流传的是感梦而生，华化后流传的则是胸前化诞——咦，好像看到了老子与佛陀的影子？ 琐罗亚斯德教善恶二元对立的宇宙观对摩尼教影响极大。同时，摩尼教也吸收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成分，形成二宗三际的独特教义。“二宗”指的是世界的两个本原，即光明（善）与黑暗（恶）；“三际”指的是世界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初际（光明与黑暗彼此分离）、中际（黑暗的进攻迫使光明进行创造）和后际（光明与黑暗最终恢复）。人类作为黑暗囚禁光明的一种造物，灵魂是光明，身体则是黑暗——这也决定了摩尼教徒严格的禁欲教规。摩尼自己则作为“光辉的耶稣”的门徒，继佛陀、琐罗亚斯德和耶稣之后向人类启示使命。当然，完全严格的教规只由前四级的选民实践，普通信众则执行不严格的教规，也不必白冠白服。 摩尼于240年正式开始传教。由于沙普尔一世的支持，摩尼教思想得以在波斯自由传播，同时叙利亚、埃及和伊朗东部也有了摩尼门徒传教的身影。然而好景不长，瓦赫兰一世认为摩尼教是异端，摩尼本人也于276年死于监狱。摩尼虽死，但摩尼教在波斯以外的地区继续兴盛。摩尼教徒注重翻译与插图，也使得现今留存的不同语言摩尼教经典可以相互对比印证。6世纪以后摩尼教在西方逐渐消失，13-14世纪在中亚被彻底摧毁。这一时期，中国为摩尼教的发展提供了舞台。 武则天延载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摩尼教正式进入中国。然而直到安史之乱，摩尼教并没有受到武则天以外统治者的欢迎。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地区支汗那国王曾派慕阇以天文学家的身份面见唐玄宗，效果甚微。731年玄宗诏辩摩尼教，前文提及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便是为此而作。《仪略》中介绍了摩尼教创教历史、摩尼的形象、主要典籍、组织结构、寺院制度、基本教义等。这些却未能打动玄宗，反而在第二年下达了“严加禁断”之令，使得摩尼教不能在唐人中继续传播。直到763年，已经由萨满改宗摩尼教的回纥牟羽可汗，借协助平叛安史之乱之功请求解除禁令，唐朝政府才允许摩尼教建寺传教。随着唐与回鹘（788年回纥改名回鹘）关系恶化以及回鹘的灭亡，唐武宗在会昌三年（843）首先清点摩尼教，两年后继续进行了大规模的毁佛运动，景教、祆教亦不能幸免。摩尼教走向上层社会的努力未能成功，但在民间流行开来。会昌之后摩尼教的发展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随回鹘政权西迁高昌，另一条则由信徒传向东南沿海。吐鲁番地区在漠北回鹘时期已有部分摩尼教信仰，高昌回鹘王国的建立则将之推向辉煌顶峰，并且一直影响到十四世纪。可以说，“公元九至十二世纪的高昌回鹘，是世界摩尼教的实际中心 ”。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与吐峪沟石窟中留下了不同语言的丰富文献、绘画残片。东西方学者经过近百年细致地研究，逐渐完成一幅“高昌回鹘摩尼教史”的拼图。图/格伦威德尔所绘高昌故城摩尼教寺院α寺与K寺遗址，来源：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M].中华书局,2012然而高昌故城的摩尼寺仅存夯土遗址，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由佛教洞窟改绘的摩尼教壁画又重新被佛教题材所覆盖，能够直接进行空间感知的实物遗存有限。这就要将视线引向东南摩尼教了。 传入东南的摩尼教由于走的是下层路线，与高昌摩尼教必然有很大的不同，加之摩尼教文物多发现于港口附近，这导致了部分学者认为东南摩尼教其实是由海上丝绸之路传来。 然而更多的学者还是持陆路说。在霞浦发现的文书中与唐代文书一脉相承，并且宋元时期海外并未发现摩尼教群体，东南地区已发现的摩尼教寺院建筑样式与佛像雕刻也没有明显的外域色彩——东南摩尼教当为武宗毁佛后由呼禄法师由陆路传入。朱熹就曾拜访呼禄法师墓，并作《与诸同寮谒奠北山过白岩小憩》。摩尼教在东南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形式——寺院式与结社式。寺院式的摩尼教徒选择远离政治的隐蔽地带，更加严格地静修苦行，寺院的发展经过道化或佛化，一度为统治者认可。宋代一些摩尼教经典经过道化甚至被编入了《道藏》。结社式的摩尼教则在底层群众中广为流传。明暗二宗的教义中蕴含的斗争思想被放大，与民间宗教相融合，在动荡的社会中引起共鸣，往往与农民运动结合。摩尼教与其他秘密结社一起被称为“吃菜事魔”，受到统治者的镇压。后期的摩尼教明显融入了几种民间宗教、社团组织之中, 与原始摩尼教相去甚远。 草庵附近出土的“明教会”碗证实了“明教”不仅是结社式摩尼教的称谓，也用于寺院式摩尼教。
图/“明教会”黑釉碗，现藏于晋江博物馆，来源：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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