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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信息误导 第一种误导，“国家微生物组计划”是全新的大型科技计划。部分媒体宣传报道时，渲染“国家微生物组计划”是奥巴马政府继脑计划、精确医学计划、抗癌登月计划之后推出的又一个重大国家级大型科研计划。这样的报道容易让公众、科研人员和相关决策者误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科技计划。实际情况是，作为美国政府科技领域主要协商和决策平台，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自1999年以来，已经先后两次对微生物基因组和微生物研究进行了重大专题研究，确定了《微生物计划2001—2006年工作计划》和《微生物计划2008—2018年工作计划》。虽然“微生物组科技”是对现有微生物科技的升级版，也不能否认微生物组研究的重大意义，但从研究主题、参与组织协调的政府机构来看，2016年提出的“国家微生物组计划”是美国原有“微生物计划”的自然延续，而不是全新版的科技计划。 第二种误导，美国“国家微生物组计划”将迅速开展起来。目前，该计划还处于启动阶段，主要是为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微生物组跨机构工作组”下一步制定具体规划营造“声势”。该计划要在短期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还不太现实。关键问题是，该计划主要是由美国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副主任乔·汉德尔斯曼宣布和推动的，而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一名微生物学家)，她原拟在2016年7月离开政府部门重新回到高校继续从事研究工作。问题的要害是，宣布“国家微生物组计划”的人，既不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是现任总统科学顾问、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约翰·霍尔德伦，无论该事实如何解读，但都反映出在该重大科技领域美国决策层还面临复杂形势。因此，即便上述“微生物组跨机构工作组”制定出具体规划，该计划未来也可能会面临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第三种误导，宣布国家级科研计划将意味着新一轮大投资、大项目上马。由于将微生物组计划与脑计划等大型科技计划并列，而后者的预算动辄过10亿美元，容易让公众和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国家级计划就意味着将有新的大规模政府科技投资、新的大型项目上马。实际情况是，目前美国政府提出2016—2017两年为该计划新增投资1.21亿美元，但这还要看美国国会脸色。如果不能说服美国国会批准政府提出的资金，前期的计划和预期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虽然美国诸多社会性基金、高校、科研机构、产业界在官方会议上踊跃表态，提出在未来几年中将对该领域投资4亿美元，但能否落实还很难讲;如果政府投资不到位，社会投资估计将会严重缩水。即便上述投资均顺利兑现，考虑到当前微生物组科技的发展阶段，与众多生命科学方向每年动辄数几亿美元的预算相比，“国家微生物组计划”每年约不到1亿美元的新增投资，只是一个小型化的“国家级科研计划”，并不必然指向大项目，自由探索的科研项目将依然占较大比重。 第四种误导，国家级科研计划自然是1—2家国家级科研(资助)机构“一马当先”，社会组织、产业界则唯其马首是瞻。美国“国家微生物组计划”将再次颠覆对国家级科研计划实施组织模式的认识。与美国脑计划、精确医学计划主要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国家级科研(资助)机构主要执行、在经费安排方面占大头相比，由于微生物组的广泛影响性，在该计划未来的执行过程中，1—2家国家级科研(资助)机构“一马当先”主导国家科研计划的局面可能将不复存在。同时，在投资方面，社会性基金组织和产业界、科研机构高达4亿美元的主动投资承诺，将使政府对国家级科研计划的直接影响力减弱。反过来，这恰恰也反映出美国政府积极推行调控社会创新资源进行协同创新的意图。 对我国科技创新治理的启示 强化战略定力，避免科技战略方向切换过程中可能的短视。当前，世界范围内蓄势待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助于新兴科技国家抢抓后发优势，但也易于诱发快速切换科技战略方向，使得部分原定的依然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战略方向遭冷遇。反观看，美国从1999年以来就开始系统谋划微生物和微生物组领域，在新技术蓬勃发展、新概念层出不穷的21世纪，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战略领域，体现了对科技创新重大方向的战略定力和坚守。这对我国坚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重大科技方向的战略布局，整体统筹“十三五”乃至面向2030年的重大科学计划与工程，极具启示意义。 利用小型化国家科技计划模式，灵巧资助新兴但尚不够大规模投资的战略领域。美国近年来积极推进政府对创新资源的灵活配置，政府初期投资和政策引导、社会创新资源紧密跟进的“小型化”国家级科研计划就是其中模式之一。针对部分新兴但尚不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战略科技领域，“小型化”的国家级科技计划能够针对国家战略方向进行精准布局，引导社会力量关注，又避免了投资规模巨大的大型科技计划仓促上马、浪费创新资源，因此具有更加高效的政策实施效果，值得密切关注。 “国家级科研计划”顶层设计阶段就要考虑社会创新主体的融入，以提高国家对全社会创新资源的综合调控。目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府可直接调控的创新资源相对有限，但可调控的社会创新资源、包括国际创新资源越来越丰富，迫切需要政府提高对社会创新资源的综合配置能力。其中，关键是政府主管部门与相关利益各方事先充分、多轮沟通，通过联合组织各类活动，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度和社会荣誉感，换取社会创新主体的参与积极性。特别是，我国“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等国家级科研计划作为配置创新资源的核心手段之一，对整体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影响极大。宜在顶层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社会创新资源的调动和全局配置问题。 来源：《学习时报》，2016年10月3日 第A7版：科技前沿。作者授权刊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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