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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格林 (1904—1991)，英国作家，写小说，也写游记、剧本、传记、回忆录，等等。在这一篇《旧书店》中，作家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旧书店淘书的有趣经历，表达了对那些因战争和城市建设而被毁掉的旧书店的怀念之情。 旧书店
我不知道弗洛伊德会对这怎么解释，反正有三十多年时间，我最幸福的梦都是关于旧书店的：一些我从前根本不认识的书店或者我正在光顾的熟悉的老书店。其实那些熟悉的书店肯定已经不存在了，我很不情愿地得出这个结论。在巴黎，离火车北站不远的一个地方，对于那里一条上山的长街尽头的一家书店，我有着非常生动、鲜明的记忆。那是一家有着许多高高书架、门进很深的书店。（我得用梯子才能够到那些书架的上头。）至少有两次我搜寻遍了它的每一个书架。（我想我在那儿买到了阿波利奈尔的《法尼·西尔》的译本。）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我去那里寻找那家书店的努力却是归于徒然。当然，那家书店可能已经消失了，甚至那条街道本身也不在那儿了。此外在伦敦有一家书店，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梦中；我能够非常清楚地记得它的门面，但是却记不得它内部的情况了。它就坐落在你来尤斯顿路的路上，在夏洛特街后面的那个地区。我从来没有走进去过，但是我肯定如今那儿再也没有这么一家书店了。我总是带着一种幸福和期待感从这样的梦中醒来。 在我生活的各个不同时期，我一直坚持写关于我的梦的日记。在我今年（1972年）的日记里，在前七个月的日记里，就包括有六个关于旧书店的梦。相当奇怪的是，第一次，它们都不是快乐的梦；也许这是因为我的一个亲爱伙伴在1971年年底去世了吧。我曾经和此人一起去淘书，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我和此人一起，开始去搜罗维多利亚时期的侦探小说。同样在今年的一些梦中，出现过一本我打算送给我的朋友约翰·苏特罗做圣诞礼物的有关铁路的旧书。（他曾经在牛津创建了铁路俱乐部。）当我从书架上把它抽出来的时候，书皮却已经掉了一半；甚至那些旧的红色纳尔逊七便士丛书（那么没道理地受到乔治·奥威尔的中伤，尽管它的初版太昂贵了，但我仍然很喜欢拥有它）结果都是不同版本的。在所有这些梦中，似乎没有什么好到值得一买的书。 我的朋友戴维·洛是一个书商。他的收藏品曾经使我的思想天马行空、放荡无羁，不只是通过一些梦，而是通过长达五十年的淘书中的无数小小探险和在其中结下的友谊。（在十七岁上我就变成了查令十字街上的一个漫游者，唉，现在我很少叨扰那里了。） 旧书商们在我以往认识的各种人物中属于那种最友好又最古怪的人。如果我没有成为一个作家，那么他们的行当一定会成为我最喜欢选择的行当。在他们那儿有书籍发霉的气味儿，在那儿有寻宝探宝的感觉。由于这个缘故，我宁愿到码放得最混乱的书店。在那种地方，地形学和天文学的书籍混放在一起，神学和地质学的书籍混放在一起，一堆堆没有分类的书籍乱堆在楼梯间里，正对着一个标着“旅游图书”的房间，而在这个房间里可能包括一些我所喜欢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失去的世界》或者《克罗斯科的悲剧》。我害怕走进马格斯书店或者夸里奇书店，因为我知道在那种地方不可能作出什么个人的发现，在那儿书商不会犯任何错误。从戴维·洛的收藏中，我意识到我害怕去威廉四世大街的巴恩斯书店是多么错误。但是现在来补救我的这个错误未免为时太晚了。 一个人要想真正进入这个充满机会和冒险的魔幻世界，就必须既是收藏家又是书商。我本来宁愿做一个书商的，但是由于二战，我失去了机会。在德国人大规模空袭伦敦期间，我碰巧和戴维·洛（我已经和他很熟了）和小科尔是隶属于同一个哨所的临时防空员，小科尔在那些日子是一个书“贩子”。我和科尔的第一次侦察任务是去搜寻一个伞投炸弹，有人说它挂在布鲁姆斯伯里一个广场的树上。我们根本没有找到它，就给自己放了假。科尔领着我去看了一趟他的房间。我记得破旧的书籍堆得到处都是，甚至床底下都堆着书。我们俩一致同意，如果有一天我们俩都能在战争中幸免于难，我们就一起经营旧书。后来我离开伦敦到西非干别的工作，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已经失去了成为旧书商的唯一一次机会。 要成为收藏家相对比较容易。你收藏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有入门的钥匙。收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求的乐趣，是你遇见的那些人物，是你结交的朋友。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的时候，就初次尝到了购买收藏南极探险作品的滋味，我对北极不感兴趣。那些书籍都已经不在了。那些书现在会有一些价值，但是谁会在乎呢？在战前，我收集查理二世复辟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我当时正在写一部罗切斯特传记，这本书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那些书并不是最早的版本（我当时买不起）；那些书也已经不在了：其中有些书是在德国人对伦敦大轰炸的时候遗失的，也有一些是在我离开英国的时候很遗憾地放弃的。 现在我依然在收藏维多利亚时期的侦探小说。在40年代的弗伊尔斯书店，我曾经一次花半克朗找到多少书呀！虽然约翰·卡特在十年后推出了著名的斯科里布纳目录，它到处造就了无数收藏家。 对于收藏家来说，毫无疑问，比起那种寻找的兴奋，比起有时这种寻找把你带到的那些神奇陌生的地方来说，收藏品本身价值的重要性倒变得次要了。就在最近，我和我的兄弟休（他收藏的侦探小说的范围包括从维多利亚时期到1914年，所以我们经常结伴淘书）曾经在倾盆大雨中穿过坐落在一片废弃地区中的令人忧郁的利茨街周围，那地方简直就是格里尔森绝望的纪录片的一部分。我们寻找着一家书店，它曾被收入一本很可靠的指南。但是随着我们在那些废弃的工厂之间身上变得越来越湿淋淋的，我们对那本指南的信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然而，当我们终于到达那家肯定曾经存在过的书店时，那里一扇挪了窝儿的门上挂着一个招牌“书店”，其中“书”字的前三个字母都不见了，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地板上神秘地乱扔着一些孩子的靴子和鞋，还有一些好鞋。难道这是什么小孩黑手党的聚会地点吗？好像是在那类地方，发现了一些新酒吧和过去从来没有尝过的啤酒，倒也是对淘书者的某种奖赏。 这和皮卡迪利大街上那家年代久远的书店完全是不同的世界。那家书店有古籍旧书部，我最近还到那里去消磨过时间。如果偶然问起他们是否有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的什么著作，他们就会问：“他写什么，先生？小说吗？” 我想戴维·洛对于这些昂贵的书店太宽厚仁慈了。但是我想，一个人如果干这行，他就不得不对那种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衣着讲究的坏蛋做出友好的姿态。我避开那些新开的大学书店，那儿都是红砖和玻璃，塞满了二手的学术书籍，那些书即使在它们初次问世的时候就很沉闷无聊。唉，至于狄龙小姐的书店，它躲过了扔在商店街周围的所有炸弹幸存下来，但是它今天也没有昔日的那种魅力了。有时候，戴维，洛在讲礼貌上做得过分了：对于那位邦珀斯书店的大名鼎鼎的威尔逊先生来说，“精”是一个褒义的形容词，我倒是宁愿说他“滑”。 不，比起查令十字街来，伦敦西区现在再也不是我的魂牵梦萦之地了，但是感谢上帝，塞西尔短街依然保持着塞西尔短街的样子，即便是戴维·洛已经搬到牛津郡去了。 在一个开心的日子里，我从戴维那里买到一份奇怪的18世纪的手稿，封面由白色皮纸制成，上面有一个手写的标题《赫尔顿尼亚纳》。它花了我五个畿尼，在30年代这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在经过一些研究之后，我靠着在《旁观者》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把这个书价挣回来了。文章谈到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一连串残酷的骗局使一个名叫赫尔顿的不得人心的商人大受其苦，很显然这个故事是他的敌人写的。我拥有这份手稿，一直到一封有趣的来信“插入进来”，信中谈到手稿里提到的一些18世纪的伦敦商店名，信是由安布罗斯·希尔爵士写的。这使我很高兴，靠这种方法，在《赫尔顿尼亚纳》上面，我除了付出了一点劳动之外什么钱也没花。 也许我最看重的是淘到了《复活节前一周的任务》，由沃尔特·柯卡姆·布朗特翻译，1687年出版，配有七张霍拉版画，封面是同时代压印的红色摩洛哥羊皮。它被献给英格兰女王。“英格兰的女王、王后们又称圣了，”布朗特写道，“结果无限伟大，于是人们发现通往天堂之路就是效忠宫廷之路。”他在一年后就不会写这些话了，因为荷兰的威廉来到了。他将不得不在国外出版这本书，或者根本没有出版家的印刷，没有在坐落于海霍尔本羊羔街的马修·特纳书局公开出版。这本漂亮的书让我在克拉彭公地的盖洛普先生的书店里花了半个克朗，我在那儿买我的安东尼·伍德作品。盖洛普先生的书店是二战的牺牲品之一，它在同一天里和两百码以外的我的房子一样“上天了”。 但愿戴维·洛在书中包括一个被炸弹和建筑师们毁掉的已亡书店名单。例如原坐落于威斯特本园林的那家消失了的我喜欢的旧书店，还有坐落在金克罗斯车站对面三角地的消失了的小书店，在那里我曾经买到《探险记》和《夏洛克·福尔摩斯回忆录》的首版本，花的是在那个时候看来过分的价格：五英镑。那是淘书的令人难过的一面，与新书店的开张相比，更多得多的书店消失了。甚至布莱顿也不是它当年的样子了。 原载《世界文学》2001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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