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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阉宦之后，年轻时品行不佳，他“不治行业，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地方上的士人颇看不起曹操，沛相袁忠甚至打算法办他。后来曹操为入仕途，极力扭转负面形象。他起初借助太尉桥玄为自己正名，桥玄的评语是“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桥玄担心自己名望不够，建议曹操请托汝南许邵主持的“月旦评”。 许邵也鄙视曹操，不欲应对，但在曹操威胁之下，不得已评价“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这个褒贬兼有的品评令曹操暴得大名，不久后他就藉此被举为“孝廉”，在首都洛阳做官。许邵何许人也？他的月旦评竟然比位列三公的太尉的赏识还管用？这要从东汉的选官制度说起。 ▍外戚和宦官当权、清议之风大盛 东汉官员的选拔方式主要有两种，察举和征辟。征辟是由皇帝、中央官僚和各级官府自上而下地发现和委任人才。察举则是地方州郡通过对人才的考察评议，自下而上地举荐人才。察举考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东汉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就是察举。察举又号称“乡举里选”，即以乡里社会的舆论评价，作为人才选举的依据。 到了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擅权专政，内忧外患持续加重。权宦视乡闾评议如无物，任人唯亲、“贸易选举”，在政府机构随意安插浊流子弟和庸俗无才之辈。学而优的儒家士子通经入仕、向上流动的途径遭堵塞，于是挺身而出，发动社会舆论，臧否人物、抨击朝政，“清议”之风遂蔚为大观。士大夫在这一过程中亦逐渐形成发展出“群体自觉”。 士人清议的内容以人物评论为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戚宦政治的猛烈抨击，即“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此类风潮的发动者以在朝的李膺、陈蕃等名士官僚为领袖、太学生为骨干，他们言辞激烈、危言深论， 甚至采用违法极端手段打击宦官、豪强等浊流；另一种主要评论人物才干和德行风貌，这是士人之间的期许和标榜，即“激扬名声、互相题拂”，这类人物品鉴以在野的郭泰和许邵最出名。
清议的人物品评之风其实就渊源于乡闾评议。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对此明察秋毫：“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到了汉末士大夫清流与权宦浊流对抗之时，乡里公论仍存，但名士领衔的评论家成了公论代言人。他们的品鉴评论可以左右朝廷和地方政府选官。得到正面评价的士人，仕途通畅；被负面评价，则如堕深渊。 颍川陈寔就是这洋的名士兼人才品鉴专家，时人有云“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可见其评价的影响力。党人领袖李膺被公认为天下道德楷模，士人如果被他接见，犹如“登龙门”。 汝南名士、也是党人领袖之一的范滂曾任掌管人事的功曹。当时大宦官唐衡以李颂相托，范滂的上级、汝南郡太守宗资打算任用李颂，范滂拒用。宗资不敢得罪范滂，将怒气发在范滂手下主办文书的朱零身上。这个小吏则宁愿死于太守的拷打，也不违逆范滂的意愿。范滂的裁断竟可以凌驾于太守之上！
党锢之祸前最权威的人物评论家是郭泰。郭泰字林宗，太原郡介休县（今属山西）人。东汉多数名士出身大家名族，但郭泰出身寒微，性格宽厚，不高标自持，亦无仕途野心，他口才无双，名重洛阳，被太学生推为领袖。日本学者冈村繁指出郭泰评论人物的旨趣在“ 宽宏济士”，即容纳、诱导、扶掖青年后进和在野士人。据《后汉书》记载，郭泰提拔奖掖者多达六十余人。郭泰的品评对象不涉及宦官权贵，也不做激切冷峻的评语。 当时很多名士领袖也为郭泰倾倒。比如范滂评价郭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这句话的意思是郭泰隐居不仕不违反母亲的意旨，贞忠又不矫情绝俗。天子不得以他为臣，诸侯不得以他为友。“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尤其能体现出郭泰独立自由的人格。 汉桓帝晚期愈演愈烈的清议风潮以及士人与宦官的矛盾激化，终于导致第一次党锢之祸。上面提及的多位名士遭难，李膺、陈寔、范滂皆下狱受刑，陈蕃被免官，很多士人被终身禁止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后，被罢黜的士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于是标榜古人，寄托政治理想。著名的党人三君（陈蕃在内）、八俊（李膺为首）、八顾（郭泰为首）、八及和八厨等名目来自上古时代高阳氏的 “ 八恺”和高辛氏的“八元”，他们都是舜举于尧廷以佐治的精英。 名誉称号更是东汉后期人物品鉴的一个重要特征。地方上名族士人集体获得此类称号极为普遍，如颍川的荀氏八龙和陈氏三君，汝南的平舆二龙，河内的司马八达等等。
但是名士官僚们并没有吸取言论过于激进挑衅、缺乏政治手段的教训，盲目高举高打，结果宦官集团先发制人，第二次党锢爆发，给东汉士大夫群体以极其沉重的打击。 郭泰不仅是当时最优秀的人伦鉴识家，对政局的判断也高人一筹。他认识到东汉衰颓难救，故拒绝入仕为官。第一次党锢发生后，郭泰立即回乡，闭门讲学，躲过劫难。但这不表明郭泰不与遇难的党人持有基本相同的政治信念，实际上他得知陈蕃等人被杀后，号哭于野外，悲痛莫名。陈蕃死后次年（169年）郭泰就去世了。 ▍汝南月旦评与许氏兄弟 月旦评诞生于上述时代大环境之中，大约活跃于164-182年间，恰好是两次党锢（166-184年）前后。创办人是汝南平舆（今属河南）的许邵和许靖，两兄弟每月初一品评人物，褒贬时政，故称为月旦评。 许邵字子将，被视为郭泰之后最著名的人伦品鉴家，士人得到他的品题，都身价陡增。这是太尉桥玄做出极高评价后，曹操仍然卑辞厚礼求名于月旦评、甚至不惜使出胁迫手段的原因。许邵对曹操“奸雄”的评价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而且世俗流传，影响深远，当然这也多是因为曹操后来的成功。
陈寔和陈蕃是当时名士中的名士、清流中的清流，许邵品评起来也毫不留情、评语冷峻客观。“太丘（陈寔之字）道广，广则难周；仲举（陈蕃）性峻，峻则少通。”寥寥数语抓住了两人名满天下的性格特色，更敢于直陈士林领袖的局限，轰动一时，为士人所推崇，月旦评于是风靡全国。另外，许邵评价颍川荀氏兄弟也很到位：”二人皆玉也，慈明（荀爽之字）外朗，叔慈（荀靖）内润。”许邵假物为喻，两兄弟形象跃然纸上，印象深刻。 后来许劭担任汝南郡功曹，郡内官吏十分畏惧，纷纷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甚至出身累世公卿、世家大族汝南袁氏的袁绍，也很忌惮许邵这个同乡。袁绍辞去濮阳长返回乡里时，随从宾客众多，引人注目。进入汝南郡时，袁绍遣退宾客说：“我如此车马华服、兴师动众，怎么能让许邵看到？”袁绍遂单车归家。
很多学者认为，与郭泰的“宽宏济士”、提掖后辈相比，许邵的品鉴特色主要是“善善恶恶”，也就是惩恶扬善、清浊两分。诸葛亮也认为“许邵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也是就说他擅长褒贬，但没有培育教化后进之心，一语中的！ 两次党锢之际，士大夫清流与宦官浊流势不两立，士人主导的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对非黑即白的臧否评断极为欢迎。许邵洞悉时代需求，标榜自持，裁量德行，月旦评站在风口浪尖之上，“寄雌黄于一人之口”， 掌握人物毁誉之生杀大权。 许邵对陈寔和陈蕃的评价固然独具眼光，然而因为二人有缺点，许邵就拒绝与他们往来。士人领袖都入不了许邵之眼，他还能看得起谁？许邵很可能是借此姿态来博取名声、抬高自己。 东汉选举官员人才以“名”取士，导致社会过度崇尚名节，很多士人脱离正常的价值规范，故作偏激、矫饰之举，比如过于守礼、散尽家财、守丧过久、手报恩仇等。 这些行为与许邵不交往二陈一样，不过是沽名卖直。一个最极端的例子：青州人赵宣的父母死后，他在墓道里守丧二十多年，以此闻名天下，然而赵宣却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儿女。揭发这个伪孝子的是当时在青州任官的陈蕃。 许邵为人私德也与其评鉴宗师地位不相称。月旦评的另一个主持许靖，字文休，是许邵的族兄，两人都出自平舆的大族许氏。许靖的为人和品评风格正和前辈郭泰相似，都是循循善诱，褒扬、奖掖、赏拔后进为主，许氏兄弟在识人、评人上有巨大分歧。许邵又性格狭隘，排斥许靖使之不能被官府录用，后者沦落到靠赶马磨粮养活自己。颍川人刘翔担任汝南太守时，许靖才进入仕途。
在人伦鉴识领域，许靖的名声远不如许邵，这与月旦评期间他的点评基本没能保留下来有关，也可能是遭到许邵打压。不过许靖的评鉴生涯却远为持久。董卓之乱前后，兄弟俩都开始逃亡之旅。许邵于196年病死于豫章郡（今江西北部），年仅四十六。许靖一路逃难，辗转投靠于豫州、扬州和交州（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中北部） 等地的官僚军阀。许靖宅心仁厚，身处危机中，还能照料接济亲族乡邻。 逃难期间，曹操两次招募许靖，但他秉持正统汉室价值，一再拒绝。201年前后，许靖被益州牧刘璋征召入蜀，延续其评论生涯，”爱乐人物、清谈不倦、诱纳后进“。后来刘备夺取益州，诸葛亮亦对许靖敬重有加。群臣请封刘备为汉中王的劝进表中，许靖领衔第二，仅次于有汉室侯位的马超。刘备称帝后，许靖官拜司徒，位极人臣。222年许靖去世，享年七十三。 ▍破除浮华、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制 董卓之乱后，东汉进入军阀混战时代，士大夫多如许氏兄弟一样离散于各个割据集团，清议盛况不再，人物评论之风转衰，退缩于为朝廷和割据政权举荐人才，桓帝、灵帝时期有全国影响的、在野的评论大家不复存在。献帝三国时期善于识人、品评人物的士人主要有孔融、荀彧、许靖、诸葛亮、何晏、顾邵等，三国的主要政治家曹操、孙权和刘备其实也是识人、用人的高手。 士林领袖荀彧或可概括这一时期识人、评人的特色。163年出生的荀彧，成长于士风激荡的桓灵时期，但他是务实的政治家，评价和举荐人才，从是否有治国理政、谋划用兵等实用能力出发，并不重视表面的名节和德行。比如荀彧推荐给曹操的郭嘉就是顶尖谋士，但郭嘉不拘小节，行为不够检点。荀彧为曹操推荐的人才多达十余人，而且有几人（郭嘉、荀攸，钟繇）都是曹操的骨干幕僚。
孔融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评论家，他“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颇有郭泰和许靖之风范。孔融与陈群辩论汝南和颍川人物之优劣。陈群是前述名士陈寔之孙，当然认为颍川更优，孔融则力挺汝南士人，主要着眼于他们不畏强权、舍生取义的一面。实际上，颍川士人冷静务实，也更有谋略，曹操骨干幕僚中有近半颍川人就是明证，汝南谋士在曹操时代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颍川士人也有舍生取义者，比如荀彧。 与荀彧不同，孔融深受东汉“匹夫抗愤，处士横议”激昂士风的影响。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时期，孔融仍然结交宾客朋党、任意褒贬时政，引起曹操不满。205年平定冀州、权力稳固之后，曹操下令“整齐风俗”，破除朋党、加强对言论结社的控制，主要就是针对孔融这类“浮华交会”之徒。孔融性格张扬、不知收敛，依旧讥讽冒犯曹操，而且他拥护汉室、反对曹氏篡权，208年曹操罗织罪名将其杀掉。
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东汉献帝末的350年间，选举人才重视德行名节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其影响无处不在，建安时代曹操手下主持选官的名士崔琰和毛玠仍采用这些儒家标准。曹操遂于210、214和217年三次颁发“唯才是举令”，强调只要有才，不仁不孝的人也要举荐。不过，曹操并非不认同“德行”的重要，而是在不同环境和时期选才的标准有所侧重，即“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也就是清平治世用有德之人，乱世和解决问题用有才之人。 220年曹丕以魏代汉，对后世影响无远弗届的“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也于同年诞生，创立者是陈群。陈群是颍川儒学名族之后，早年就多次批评行为不检点、不按儒家规矩办事的郭嘉。九品中正制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纠正，但也并非回到两汉过于强调德行的老路上，曹魏选官的依据基本是德才兼顾。
从两汉“毁誉于众多之论”的乡闾之议、到东汉后期的士人清议，再到“寄雌黄于一人之口”的月旦评，九品中正制仍是延续了这种少数人掌握人才品鉴之权威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朝廷中枢的中正官取代了月旦评和士人清议，重新树立起中央权威，令政府掌握舆论主动。 曹魏士人的评议之风远不如党锢之际那么广泛激烈，而且主要体现于朝廷官僚，却也绵延不绝。曹操曾整齐风俗、破除浮华，曹丕也企图用中正官控制舆论，但是到了魏明帝曹叡时期，又出了“太和浮华案”（太和是曹叡的年号），其中主角是何晏、夏侯玄和邓飏等人。 何晏字平叔，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后来成为曹操的养子，与曹丕关系紧张，在曹叡时代仍不受重用。夏侯玄是曹魏开国功勋夏侯家族之后，但也不为曹叡所喜。至于邓飏，人品不佳，但擅长交际、打通人事关系。这群或刚入仕途或政治上不得志的青年名士在太和（曹叡的年号）年间聚集于京师洛阳，“聚众交游 、品评人物”，深受当时青年士子推崇。
助曹操打天下的建安老臣尚在，东汉党锢之祸的记忆犹新。于是，董昭上表要求严厉制裁这些青年浮华之徒。魏明帝遂严办“浮华”案，将何晏、夏侯玄和邓飏等十五人免官。 东汉末年士人褒贬人物，讥议时政，太和年间的青年名士则好谈名理，清议向魏晋清谈过渡。从人物品鉴角度看，何晏对自己的评语“ 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 意思是他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与宇宙大道一体的最高境界 ”。这固然是何晏的狂傲自夸，但此种评语行文无疑闪耀着玄学的光芒。 实际上，魏晋时代的“才性之学”主要讨论评价人物才性的抽象标准和原则，与玄学关系密切，相较东汉对人物德才的认识大为拓展和深化。
魏明帝死后，曹爽为辅政大臣，太和浮华案中免职的名士几乎全部复职升官，曹爽一派权倾朝野。另一个辅政大臣司马懿韬光养晦，抓住时机发动高平陵政变，一举消灭曹爽势力，何晏、邓飏、夏侯玄等人先后被夷灭三族。司马家族对待异己名士的血腥冷酷，远胜党锢之祸。在高压政治打压之下，除了嵇康等极少数，士人都不敢挑战司马氏。汉末清议最终转变为逃避政治、谈玄论理的清谈。 按照学者王晓毅的研究，曹丕时代草创的九品中正制只是加强中央选举权的制度，还没有成为大族控制仕途的工具。司马炎以晋代魏后，通过相关法令，九品中正制的各项要素才定型完善，高级官吏的选拔权被世家大族垄断，中国从此进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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