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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中有无尽繁华》，韩少功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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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韩少功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什么叫“始于情感”？就是对笔下的东西有感觉，有情感，有某种冲动，不是搬个理念或者技巧来哗众。什么叫“终于人物”？就是要落实于人物，把人物写得鲜活、结实、丰富，不能成为一些华丽的影子和流行的标签。
韩少功被公认为思想型作家，因为他总能敏感地抓住社会动荡、变革的深层动因，并以文字的形式，极端艺术化的手法诉诸于作品。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人类文明、对人性的思考。无论是代表作《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还是新书《孤独中有无尽繁华》和《夜深人静》。
与20世纪80年代贴着“先锋”标签的作家不同，韩少功算不得先锋派作家，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保持着先锋的姿态。他的文体革新与精神探索并驾齐驱，他对中国经验加工提炼的深度，显然超出了同时代的作家。这一姿态，既缘自他与当地农民血脉相连的融洽与体贴，也缘自他胸怀天下的开放。
中华读书报：《孤独中有无尽繁华》和《夜深人静》，收入了一些旧作，但是阅读时，不论翻到哪一页都能迅速吸引我看下去。我觉得这才是好小说。您对小说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
韩少功：文无定法，很难有个好小说的行业标准。不过有些基础标准绕不过，比如标准之一，我归结为八个字：始于情感，终于人物。什么叫“始于情感”？就是对笔下的东西有感觉，有情感，有某种冲动，不是搬个理念或者技巧来哗众。什么叫“终于人物”？就是要落实于人物，把人物写得鲜活、结实、丰富，不能成为一些华丽的影子和流行的标签。没有这一条，玩结构、堆情节、秀文体，就都成了空中楼阁，画鬼容易画人难。
中华读书报：您是最重视文体探索的中国作家之一。是什么原因使您具有这样的探索精神？擅长在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的作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先锋作家，但是另外一些人，外语能力强的作家，比如您，似乎走得更远。
韩少功：西方文学是他山之石，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中国第一流的作家和学者几乎都在学外语，都在做翻译，因此30年代至80年代的翻译质量总体上最高，使中国文学创作受益匪浅。但后来的情况有些变化。一是出版社热衷于抢档期，拼市场，粗制滥造者多。二是外语教学的应试化和功利化。我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才子，词汇量不算小，语法点都精确，肯定能考出高分，但一旦离开课本，对很多寻常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常常是一脸茫然。有一次我说到自己的知青经历，说“农村就是我的大学”，一个学西班牙语的博士竟然拒绝翻译，似乎觉得这句话不通。这样的人来做文学翻译，岂不可怕？我这里的意思是说，语言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眼下很多外语人才的文化修养不够。当年梁实秋建议每一个中国作家都来翻译一本外国文学，支了一招，但眼下实行起来太难。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翻译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吗？据说当时很多出版社都拒绝出版？后来是什么机缘出版的？
韩少功：当时主要是因为昆德拉没什么名气，相当一部分编辑只认名气，那就没办法了。后来作家出版社的白冰先生等力排众议，才接受了译稿。当时这本书在捷克还是“禁书”，外交部审读后，要求“内部出版”，要求“磨”掉一点敏感词句，以免影响对外关系。但不管怎么样，中国读者甚至比很多东欧国家读者更早读到这本书，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吧。去年我与这本书的法译者许均先生一起吃饭聊天。他说到国内好多同译一本书的，最后都不能见面了，像我们这样能一起吃饭的相当罕见。这也算是一个小“八卦”吧。谈到昆德拉在中国有这么多读者，有这么好的运气，我们都觉得有些意外。
中华读书报：您经常直接阅读外国原著吗？这种优势是否体现在您的小说创作中？
韩少功：以前读过英文版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索绪尔等，都不算“原著”，不过双语比较，会有很多乐趣和一些感悟。当然也读过毛姆、莱辛、福克纳、卡弗等英语作家，不过对自己的写作好像没有多少直接的作用。仅就语言而言，方块字的组合变化空间好像更大些。我读外文的时候，常常觉得这一句或这一段，用中文可以表达得更漂亮。这可能是我读书的坏毛病之一，时不时就挑剔一下。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被翻译的情况如何？在和翻译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印象深刻或有趣的故事吗？
韩少功：碰上好翻译家是难得的幸运，比如英国的JuliaLover，到我所在的湖南乡下待过好几天，功课做得扎实，连一些乡间的农具、家具、物种都不放过，如果找不到相应的英文词，就让我画，就去现场看。因此她的《马桥词典》英译也是广受好评的。她在译序中提到，我一开始根本不相信她能译好这本书，建议她放弃。但实际结果是，后来好几位英美读者对我说，他们读下来几乎没感觉到这是本中国的书，可见已译出了无迹可求、出神入化的效果。当然，遇到好译者的概率并不高，尤其是中国作家，要碰上汉学家兼好作家的高人，真是难。有些人只是从英文本草草转译，也从不与作者沟通，甚至想当然地胡删乱改，天知道译成了什么样。违规的情况也有。有两、三位译者一直回避与我见面，因为他们曾协助出版社盗版，大概有点难为情。
中华读书报：有哪些作品被改编成影视或其它剧种？看了《西江月》话剧和《爸爸爸》音乐剧的剧照，我也有些意外，这些作品被改编，是通过什么途径？
韩少功：荷兰MuziektheaterDeHelling改编音乐剧《爸爸爸》，是经过译者联系的，经过了我的授权。不过改编都是再创作，他们采用韩国的音乐素材，对于西方观众可能没什么，在我听来当然很有趣，也有莫名的陌生感。韩国乡景剧团改编《西江月》，在首尔市政厅演出，是刚好被我撞上了，事前完全不知道。现场效果应该说不错，编导既加入了电子视频手段，又加入了韩国传统的鼓乐，构成从头至尾的音乐背景，看得出用了不少心思。这都有效增强了表现力。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创作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人类文明、对人性的思考。无论是《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或是《日夜书》这种思考，在不同的年代是否也有一些变化？
韩少功：当然会有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社会变化在产生逼压，也是自己知识和感受的变化在促成变焦。两种变化交错，差不多就是古人所说“文料”和“文意”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爸爸爸》加上语言哲学，才会有《马桥词典》。《马桥词典》加上中国的城镇化，才会有《山南水北》。正常的作家都在不断地做这种加法。写作就是吸收各种变化的过程，以便把感受积累做成一些“有意味的形式”，做出各种文字的形式感。
中华读书报：作为生于湖南的作家，您的笔下无数次出现过湖南的山山水水和平民百姓。您如何评价地域对作家的影响？
韩少功：一般人会注意作家笔下的民俗、风物、方言等等，那只是最表浅的层次。地域及其历史对作家的影响其实远不止这些。卡夫卡笔下有什么民俗？几乎没有。有什么方言？几乎没有。但他生长在波希米亚的犹太区，而中欧的排犹仇犹最厉害，基督徒们普遍认为犹太人应该对耶稣之死和欧洲的黑死病负责，就在他所在的街区，市政厅大楼上那四个塑像，其中犹太人代表最可恶的“贪婪”，其压力可想而知。因此卡夫卡退守于自我和孤绝，对国家绝望，对政治冷漠，其实有深深的“地域”印记。只是这一点很少被人们注意。
中华读书报：您曾两次与茅奖评选擦肩而过，对中国的文学评奖怎么看？会不会觉得遗憾？
韩少功：我没把获奖的作品读全，但相信大多数是实至名归，受奖无愧的。即便有的写得不够好，但得到一些鼓励也不是坏事。在这个圈子里混，得有平常心。同行们都不容易，这是第一条。不用太多时间，哪怕只有一、二十年，人们记忆中就没有奖不奖了，只会看作品好不好，这是第二条。我也得过奖。得奖时多想想第二条，没获奖时多想想第一条，这就比较好办。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韩老师自我评价在文坛中的地位，您会将哪个点确定为自己的坐标？在中国文坛中，您认为自己的作品有何独特的价值？
韩少功：文学生态需要多样性，大家各干各的事，不必要互相看齐。中国是一个世俗化传统很强的社会，文学从来不缺烟火气，拿电视遥控器摁上一圈，你会发现一个个频道都充满着高分贝的饮食男女和你争我斗，纸媒和网络上也差不多。这大概算不上什么错。但能不能更多关注精神的“上半部”，面对人和人性的一些难点，可能是我更有兴趣的工作。上要着天，要有哲学和美学的远望；下要着地，有老百姓真情实感的和泥带水——我最喜欢读的作品就是这种。至于写作，自己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谈不上什么“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