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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开始，孔子看来是评人评事，事实上是步步深入讲“用心”，讲日常生活中如何用心。不过，孔子不是教人怎么用心，是通过他自己看似评人评事，实是讲自己怎么“用心”。 论语（雍也第六）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有病，孔子去探问他，从窗外握着他的手，说：“没办法，真是命运啊！这样的人竞会生这样的病啊！这样的人竞会生这样的病啊！” 李泽厚先生的评注： 为什么“从窗外握手”而不入内看望，有各种说法，有说得了“恶”病（传染病？），等等，均不重要。重要的是此章足见孔子远非教主或神仙，并不能使盲目明、病者起，而只能慨叹命运的无据，这本就是人生和生活。所以“尽人事而听天命”乃儒学义理。“命”者，偶然性也，既非宿命，也非神意。即使尽力而为，也总有各种不可抗御、不可预测的偶然，人生常如此，只有深深感慨而已。偶然性之不可测，才有“命”的慨叹，可见“命”非理也，它与“气”相连而使人难以解怀。出生，经历，此身存在，莫不偶然也。所谓“天不易知”、“命不可测”，只好奋力人事，知其不可而为之，仁学之悲怆情怀，苦难意识，乃乐感文化不可或缺之因素。 李先生以现代人常用的观念从积极的生命观来看问题，当然也是正确的。但小子仍有必要再提示一点个人看法。 自从进入现代文明之后，由于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给了人类一个假相，似乎人类没有什么个人命运，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这里有三个误区。 第一，近数百年来，观全人类的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今天中国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几乎全都不亚于当年的帝王了。这数百年来，几乎在人们的数十年生活中，命运几乎是数年便一个大翻腾。以我个人为例，时而天时而地，前半生几乎是在地狱度过，数十年前作梦也想不了有今天，著书、讲学、企业咨询……正因为是这样，便造成一个假象似乎命运是不存在的。以自然科学的观念看，生命是什么？不就是肉体吗？和猪、狗、牛、羊、豹、兔、鹿、虎有何区别？这些动物有什么命运？因此可证，人也是没有命运的，只要努力，就可以过上好日子，就有了好命运。 这种社会意识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其可怕性也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个陷阱，自然科学风起云涌之时，社会科学也模仿自然科学的样子，类似的学风一下子也风起云涌起来，心理学、社会学……一切研究人的“科学”如雨后春笋，而他们的基本思路都是如同自然科学对物质的、物理的思路完全一致。分析、综合、演绎，形成概念，判断、推理，最后找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社会、人生被大大简单化了，机械化了，工具化了。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人们再也不去主动反省自身存在的奥妙、奥秘了，似乎这些东西早被“科学家”说尽了，我们只需要一个耳朵。 更要命的是，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在人类心灵上打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人是动物。 再进一步看，在这种研究中，“人”被同类项合并了，最后能找出的规律，也只能是动物性规律。 你看整个二十世纪，不就是一个大大张扬人的动物性的时代吗？ 动物性张扬久了，人类的灾难也就一个接着一个来了！此时，“人”却又受不了了！如是就有人想从他们认为的所谓“人性”中找到伦理，找到道德……以至找到信仰。幻想以此来为今天这个功利主义的动物性掠夺文化打“补丁”。 现在，外国的生命科学研究热，中国的国学热，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为了满足人类当前精神的极度空虚，宗教被迷信信仰化了，人性被抽象道德化了。……轴心时代产生的四大文化体系也就被彻底庸俗化了。 严重的是邪教横行，不严重的是《弟子规》之类的沉渣泛滥。 第三个误区是与上述误区正相反，各种相学、神秘学借机泛滥，有那么一部分人，反而是掉到神学宿命论不可自拔。 从上述孔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承认每个人的独特命运与独特才干的。 我们学心学、学国学是战胜命运，但前提是先要承认每个人命运的独特性。你连命运的存在承认都不承认，说什么超越？一切所谓的“明心见性”，一切所谓的修、齐、治、平，都应该是以自己的“宿命自我”为轨迹的。 一句话，我们承认宿命，但宿命只是我知仁、体仁、达仁的平台。 李泽厚先生虽睿智，但终是没有跳出现代文化的束缚。 下面孔子这段语录大概可以证明我们的观念是与孔子相符的。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说：“品质是多么高尚的颜回啊！一小竹篮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品质是多么高尚啊颜回！” 《朱注》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 李泽厚先生评曰： 前章已说明此“孔颜乐处”。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有：“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不德。”“乐”在这里虽然并不脱离感性，不脱离心理，仍是一种快乐；但这快乐已经是一种经由道德而达到的超道德的稳定“境界”。这里的“忧”，当然也并非一般的忧愁，但可释为海德格尔的“畏（死）”或“烦（生）”。但“畏”如只是对“死”的忧，在儒学看来，便过于空泛而无谓。“死”有多种，其共同性也许只在于生物性的终结，如只是“畏”此，乃一意识或超前意识之动物而已。因之“忧”、“畏”对儒学说，当有更多的具体内容。《韩诗外传》说，“君子有三忧，弗知，可无忧乎？知而不学，可无忧乎？学而不行？可无忧乎？”宋儒范仲淹说，“在山林则忧其君，在庙堂则忧其民，进亦忧，退亦忧。”可见，忧、烦、畏于儒学均仍执着于此际人生，拥有具体内容。从而“忧”而思，而学，也才有“智”，有“悦”（“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而后达到“乐”的境界。亦“知之”（认识）“好之”（道德）“乐之”（审美）也。 李先生到底是哲学家，随意便点到了这段的要点。何谓“孔颜乐趣”？中国乐感文化的根在哪？ 同样是这段语录，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所谓国学家是怎么讲解的。 孔子的弟子颜回，虽然吃的是粗陋的食物，住在偏僻的地方，一般人都难以忍受，颜回却不改其乐，安贫乐道，以道德修养所带来的内心的愉悦为最高快乐。孔子正是从颜回的行动中看出了他的品格。 人应当能够承受物质生活对人的身心所产生的影响。现实中的“俗人”往往因穷困而潦倒，但聪明的智者，却能随遇而安或穷益志坚，不受任何影响地充分享受人生，并且能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来。 难怪新儒家思想在大陆这么有市场，他们比这些国学家的水平高得太多了。连周子、程子、朱子都认为不可说的“孔颜乐趣”，让他们轻而易举的便说出来了。也难怪德人黑格尔认为孔子学说不值一提，完全没有哲理思辩。 那么，“孔颜乐趣”是否就是很神秘呢？ 当然不是，既不神秘，但也不似上面那位先生解的那么浅薄。 “孔颜乐趣”，人人享受，只是人类不自觉。“乐”了，也不自知。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的“悦”，就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的，但对此“说”（悦）自觉看重的人太少太少！ 我们已经反复说过，孔子此处的“学”，和我们今天人所谓的上学学习文化知识，为将来谋一个饭碗，不是一回事（但也包括其中）。 孔子这里的“学”，是指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处。人在自己的所有行为中，不同于动物的是，人几乎是处处在与“天德”——“明明德”相合，自觉与不自觉都是一样。不自觉者无所谓，轻轻飘过去了，但不是心中没有“悦”的体验。自觉者会因为这个“悦”，兴奋、自豪、自尊、自信。 《韩诗外传》所说的“三忧”，其实都是对“悦”的到来的提示。还是和今日的“学”文化学知识没关系。 人类呀！你对自己每时每刻都在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觉悟吗？ 对于这种“悦”的自觉，是中国儒家文化基石的基石。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致良知”的“心安理得”，事实上是“心安”了，“理”自然“得”。这个“得”，包含利益，也可以不包含利益，但都是自己主动战胜自我，明显觉悟到自己在某一刹那与天德、天心相合了。 这里“心安理得”也是“不亦悦乎？”或者说是“不亦悦乎”的自觉升华。 最后可能达于揭开天灵盖的大乐，用孔子所录的尧的话说，便是“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为什么孔子不提死后如何？ 这是许多思想史家都发现了的，中国的儒家乃至道家，都和印度文化、两河文化那种对死亡的恐怖完全不一样，基本不去管死后如何。李泽厚先生把中国文化定为“乐感文化”的依据正在这里。 “不知生，焉知死？” “子不语怪、力、乱、神。” “敬鬼神而远之。” 但是孔子又是十分强调礼乐的，尤其是对于祭祀，几乎是下了绝大的功夫。后人甚至总结孔子一生就是提倡“礼乐政治”的。孔子之后的历代王朝，一旦建立，无不把“礼乐”建设摆在建国工程的首位。 这实在是一个大课题。 依我的理解，孔子之所以不在“死亡”问题纠缠，关键在于他对“命运”的把握，和印度文化、两河文化完全不一样。 在讲这个问题时，我们提醒大家一句，佛教文化与其它印度文化差异极大，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反而是和儒家、道家有极大的相似处。佛家的救度和印度文化其它宗派的救度完全不是一回事。 一句话，中国传统的佛、道、儒三家认为，生死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今生。如果错过这一期现实生命过程中解决生命问题。以后很难再有机会。 儒家、道家的经典集中要求每一个生命对于生命的觉悟必须在今生今世解决，推到来生是无法解决的。 正如佛家所讲，“人身难得今已得”，必须关注今天、今生、今世。 在这个问题上，三家没有矛盾。宋、明时代，儒家弟子贬斥佛家不重现世，其实是不准确的。其中的责任正在两家的后学，并不了解释迦牟尼佛与孔子的深义。 孔子对“致良知”的提倡，就是解决生死问题最佳入门处。 孔子也坚信，只要这一生真正“明明德”，天下必然“平”。 我以为孔子这里的“天下平”、“平天下”，本身就包括来世。本身就具有超时空的意义。 事实上真正找到了“孔颜乐趣”，并且安居其中，死亡袭来也会等闲视之。 禅宗有言，“下地狱，吞铁丸，喝铜汁是我禅家本分事”。 人间受苦与阴间受苦，对于觉悟者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正如颜回，关键不在受苦不受苦，关键是在苦中能找到“孔颜乐趣”，亦即觉悟的乐趣。 正如赵岐注孟子说：“当乱世安陋巷者，不用于世，穷而乐道也。惟乐道，故能好学。夫子疏水曲肱，乐在其中，亦谓乐道也。”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这些文字作现代汉语翻译很容易。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学说，是能力不足。”孔子说：“能力不足的是停歇在途中，而现今你却自己画地为牢了。 “致良知”永无尽头，即使达到了“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境界，也没有最后穷尽。这是中国的儒道两家文化最根本的特点，“今女画”！也是中国文化可以与佛学结合，但难容于基督文化的根本点。基督文化的天堂，就是它的终结处。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成为君子之儒，不要成为小人之儒。” 李泽厚先生说：“小人儒”即巫师。这样说有道理，但不准确。既然称“儒”，哪怕是小人儒也不是“邪”，只是气量小。巫师就是邪教了。今之新儒家就是提倡小人儒，《弟子规》就是小人儒。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钱先生解： 武城：鲁邑名。 女得人焉尔乎：女同汝。焉尔，犹云于此。孔子欲子游注意人才，故问于武城访得人才否。或本作焉耳乎，义不可通。 澹台灭明：澹台氏，字子羽，后亦为孔子弟子。 行不由径：径，小路可以捷至者。灭明不从。 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偃，子游名。灭明从不以私事至，即此两事，其人之品格心地可知。 子游当了武城的长官。孔子说：“你在那儿得到人才了吗？”子游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行路不走小道，不是公事未曾到过我的住所。”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孟之反：鲁大夫。伐：夸张义。 孔子说：“孟之反不是一个自吹自擂的人，军队败了，他殿后。快入营门了，他鞭马到前面反而说：‘不是我敢于在后面阻挡敌人，而是我的马不能跑。’” 李泽厚先生批曰：“强调谦逊，也许过分了点。” 这种评论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是正确的，但对于一个致力于心学养心的人来说，李先生就有点不知就里了。孟之反能这样说，正是为了克制自己偶生的一切妄念。他在为众人殿后之时，一定有一种自夸自赏的妄念升起，他必须立即护念养心，这才会有如是之说。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此节钱先生有很好的解： 或说：而，犹与字。言不有祝鮀之佞，与不有宋朝之美。衰世好谀悦色，非此难免，不字当统下两字。然依文法，下句终是多一有字，似不顺。或说：此章专为卫灵公发，言灵公若不得祝鮀之佞，而专有宋朝之美，将不得免。然不当省去灵公字，又不当言难乎免于今之世，此亦不可从。一说：苟无祝鮀之佞，而仅有宋朝之美，将不得免于今之世。此解于文理最顺适。盖本章所重，不在鮀与朝，而在佞与美。美色人之所喜，然峨眉见嫉，美而不佞，仍不免于衰世。或说：美以喻美质，言徒有美质，而不能希世取容。此则深一层言之，不如就本文解说为率直。孔子盖甚叹时风之好佞耳。祝鮀亦贤者，故知本章不在论鮀、朝之为人。 祝：庙祝也。宋朝：宋国公子。 孔子说：没有祝鮀的口才，仅有公子朝的美貌，难以免祸在现今的世上。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说：“谁能不经过屋门而走出去呢？为什么没有人走我这条道路呢？” 李泽厚有解： 《朱注》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户，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远人，人自远尔。 大门当然开在大道而不会是开在小路上。这是想说明，儒学所讲由家而国、由内而外的学习教育是某种应该走、容易走的“当然”道理。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说：“质朴多于文采，就粗野，流于粗俗；文采多于质朴，就流于死板。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才是个君子。” 李泽厚先生有注： 《朱注》杨氏曰：……与其史也，宁野。 “文”这里指各种礼节仪文。今日有的人豪放不羁，言辞直爽流于粗野；有的人恭敬礼貌，谈吐严肃，却流于呆板。“彬彬君子”的外在风貌，也不容易；如何能内在地文质协调，就更难了。“文”也可以是某种“形式主义”、“文本主义”、条条框框、华丽装饰一大堆，似乎周全好看，其实迂腐不堪，亦“史”之谓。朱注有理，宁质朴粗放，有生命活力，毋迂腐死板或华而不实。为人、做事，似均如此。近日多反其道而行之，以“文胜”为尚。君不见当代各种时髦文字乎？ 李先生把中国文化定性为“乐感文化”，既看到了骨子里，也抓住了表面的东西，这一番的评述就非常独到。 “文质彬彬”四字字长期以来令人摸不着头脑，李先生把它说清楚了。 从这一点看《弟子规》，就是要把人变成道德机械，更恐怖。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孔子说：“一个人的生存是由于正直，但虚伪的人也能生存，那是因为他侥幸地避免了灾祸。” 孔子在这里所见非常深刻，绝不只是字面上这些道理。这个世界“罔”者多乎哉？甚多也。 比如今日的科学技术，如果从心学的本质意义讲，就是一种“罔”，但是它带给人类的就不是“好”、“坏”、“善”、“恶”，这些词可以概括得了的。从局部讲，自然科学加深而强化了人类的功利主义，带来的灾难非常深重。但是它也打开了人类的眼界，为人类的“明明德”提供了广泛而深刻的基础。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如果译为：孔子说：“对于一件事情，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这种译法实在挑不出大毛病，但太浅薄了，看朱熹与李泽厚的评注。 《朱注》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乐之者，有所得而乐之也。……张敬夫曰：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欤？ 李泽厚先生评：朱注甚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与“知之，好之，乐之”可以作为交相映对的三个层次。这层次都是就心理状态而言，都是指向所谓“乐”——既是音乐，又是快乐的最高层次，最高境界。这也就是所谓“天地境界”，即我称之为“悦神”的审美境界。此境界与宗教相关。因上帝存在并非认识论问题，亦不止是伦理学问题，归根究底，应为情感性的美学问题。拙著以前曾提出“审美的形而上学”、“审美的神学”，均此之谓。孟子所说“上下与天地同流”，庄子所说的“无乐之乐，是为天乐”，是也。这也就是前面再三讲到的儒学的宗教性之所在，儒家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亦此之谓。它是某种体验性、情感性，而不是思辨性、知识性或意志性（知之、好之），所以非分析语言、概念，论证范畴、原理所能获得。此“情”此“乐”又并非低层次的审美感觉，而是融理知、意志于其中的本体感悟。此感悟之所以为“乐”，则中华文化之特征。人生艰难，又无外力（上帝）依靠，纯赖自身努力，以参造化，合天人，由靠自身树立起乐观主义，来艰难奋斗、延续生存。现代学人常批评中国传统不及西方悲观主义之深刻，殊不知西方传统有全知全能之上帝作背景，人虽渺小，但有依靠；中国既无此背景，只好奋力向前，自我肯定，似乎极度夸张至“与天地参”，实则因其一无依傍，悲苦艰辛，更大有过于有依靠者。中国思想应从此处着眼入手，才知“乐感文化”之强颜欢笑、百倍悲情之深刻所在。 真不知该如何崇拜泽厚先生，真大师也。这一层文字可谓对中国文化的千古定评，可惜今人知之者太少，太少。 “致良知”、“知天命”正是可操作处。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孔子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谈论高深的东西，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谈论高深的东西。” 关于这个问题前文已反复说了，人有三个自我，“肉身自我”，“宿命自我”，“道心自我”。中人以上者大半是可以体认“宿命自我”者，对这种人，可以引导他认识“道心自我”的存在。对于只知“肉身自我”的存在者，则这一切说不得。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朱注》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又曰：先难，克己也。以所难为先而不计所获，仁也。 泽厚先生评注： “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也。”前面已讲，这种对鬼神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不去询问、怀疑和思考的态度，是中国的典型智慧。因为任何寻求、怀疑和思考，都需要运用理性思辨，而用思辨理性是很难证实或证伪上帝鬼神的存在的。既然如此，又何必盲目信从上帝鬼神或者依据科学而力加排斥？荀子说：“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天论》）“物之罕至”，少见多怪，自属当然，但不必去畏惧它们而妨碍人事。现代学人都大讲荀子是无神论，其实乃实用理性的范例，与唯物唯心无关。亦见儒学之智、知，非止理解、认识，而乃行为、态度、境界。 这句话大概因为执政者常不顾人民死活而迷信于致敬鬼神，抑殷人尚鬼之遗俗？问答均就执政而言。 其实，何止是鬼神，世间一切相皆然。一切相都是有极大的偶然性，即使不能说全是偶然，其必然性也是说不清的，至今为止谁能把粒子界的运动与物质运动的关系全说清了？粒子界本身也恍兮惚兮。 其实李先生在论述这种探寻的不可能时，不光要看到这是中国人的机智，更重要在孔子是聚焦于“明明德”的。一切外相包括鬼神外相，皆只是为“我”，为我的“明明德”而存在的，不能否认它，也不要太在意的去追踪它。它——鬼神和“我”所知的一切相一样，都只为提醒我认得如下内容： 第一、 第二、 第三、 正因为这样，孔子才不把鬼神放在心上，所以才有：“子不语怪、力、乱、神”。 “敬鬼神而远之。” 意相、想相、言相、事相都是“相”，是“相”就不要纠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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