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画以山水为正宗，花鸟次之，人物画并不多见。上世纪下半截有几十年，浅薄无聊而又当时得令的艺术论，以为写实主义和唯物主义是近亲，谈艺论画只此一家并无分店，便道文人只懂笔墨游戏，画鬼容易画人难，不画人而画山水是舍难就易，於是对宋元以来的文人画，评价便颇费周章。
文人画并非绝不画人。图为宋代梁楷的“泼墨仙人”，
据说此人喜欢在大醉後作画，这不可能再画一次的率真笔墨，
是否活画了古代某一类文人玩世又出世的人生意象？
起初有人一言以蔽之曰“形式主义”，是末落的地主阶级的消极艺术，但如此一刀砍去，宋元以後的绘画史岂非白卷一张？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何在？於是便有人费煞苦心，力图在封建糟粕里寻找珠玑。但现实主义的信条就像金刚咒，要古人留下的东西有继续亮相的理由，还得给他们贴上个合乎时下标准的标签，於是便有人找出几位也画人物的古人恭维一番之馀，在故纸堆里检出野老们日夕与山川为伍的记载和言论，力证其艺术观有现实主义因素……如簧之舌一鼓，腐朽又化作神奇。不错，文人画又可名正言顺地载入史册了，但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那些令我们至今还在悄悄膜拜的古代大师，他们作画时到底是处於一种甚麽心理状态呢？他们那时是怎麽想的呢？这古典的本质是甚麽呢？它对我们又有甚麽意义呢？论者都像猫儿围著热粥一样团团打转，谁都说不到点子上。不是这些人都没识见，害命的只是言不由衷，甚麽话都得包上一层当时得令的唯物八股外壳，於是想说的和写出来便成了两码事。如今，重读这些现在还再版的皇皇巨著，看著兖兖诸公把古人一一从棺材里挖将出来，有如写政治鉴定般剥皮拆骨把标签乱贴，发笑之馀，不免心寒：填充了这半个世纪芸芸学子脑袋的，竟是如此这般的“学术”。
由五代到北宋初业的几位山水画祖师爷，几乎没有一个做过官，
都是隐逸于山野的高人，作画也纯为自娱。
图为范宽的一幅传世雪景山水，读来令人沉醉，
“青山见我应如故，邀我传神绢素”，我相信，那时的画人真有这心态。
如果以写实作为艺术的唯一标准，我们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家，当然大多不如画工。但他们的价值正在於不是画工。画工为求衣食而作画，必得投大多数人所好，必得细密像真富丽堂皇。文人画打从一开始，画的只是自我，既拿来自娱，别人怎麽看，能否接受，便可不在考虑之列。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不是应用文，犯不著有碗数碗，有碟数碟，同理，画也不必照现实依样葫芦。而一个能画之人，为甚麽不选择画人而画山水花鸟？这正如文人要快活，为何不选灯红酒绿而选青山秀水一样，那是灵魂要从俗世里出逃。为甚麽要出逃？是因为俗世并不是一个甚麽好地方。阿拉伯寓言说有人问某智者，世上有哪个去处令进者乾净，出者肮脏？答曰人的嘴巴是也。此话妙绝人寰，令人想起宋词说“有个尖新底，说底话，非名则利，说得口乾罪过你，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滚滚红尘，滔滔者天下皆是，在人群中混日子的痛苦经验，我辈中若还有点书呆子气者该不陌生吧？
文人画家中，有不少是擅长人物画的，
例如元代复古派健将赵子昴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图为他的传世作品“屈子行吟”。
说文人爱画山水花鸟是因为没有写实能力，这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技术和技巧是跟著需要出现的。严格的写实技巧虽不算雕虫小技，但也不至於高深得不能狎近。我是职业画人，侥幸以写实能力见容於世，少年时也在古人的笔墨里打过滚，若容我夫子自道，我认为写实功夫（即造型基本能力训练）这程咬金三板斧并不像某些人说得那麽玄，只要想学，花上几年光阴，碰上路子对头的前辈辅导，谁都可学而能。山水花鸟是另一种学问和技艺，并不比严格意义的写实人物画容易。若说笔墨游戏是易事，为何从顾恺之到米芾文同苏轼，文人画足足花了数百年的探索才有个眉目？从绘画史中看，许多著名文人不但擅山水花鸟，人物画也十分了得，唐代的王维（摩诘）便是一个例子。是故文人画家不画人，不是没有本事去弄人物画，极可能是人的嘴脸，在他们眼里，实在没有甚麽值得一画而已。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一定对王冕画荷的故事记忆犹新。
其实王冕真有其人，是元未明初的书画家，但却以画得一手雅致的墨梅为人称道。
图为他的传世作品。读这画，你会很容易明白，
文人画家们总是喜欢以梅兰菊竹山水花鸟为题材，是甚么缘故。
山水花鸟和人物一样，本来都是客观实在，无所谓美与不美，但一进入人的心灵世界，万事万物便不再是它自身，而都因文化而赋予特别的意义。这意义不是概念上的，而直接牵动感觉与感情。“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人一旦有了自我意识，之後山山水水或本来的“死物”便不再没入感觉冷漠的长夜里，而因文化积累下来的视觉经验，成为种种令人牵肠挂肚的意符。醉翁之意不在酒，文人爱山爱水，其实是透过山和水，有更深一层的向往：“青山非不佳，未解留侬住，赤脚踏层冰，为爱清溪故。朝来山鸟啼，劝上山高处，我意不关渠，自在寻诗去。”有人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古来的才子总是诗书画三绝，为甚麽？（文化行旅.笔墨寻根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