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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三变对宋词的“三变”

 青梅煮茶 2016-11-07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一变”——将小令扩展为慢词


他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据统计:柳永现存的213首词,就选用了133种不同的词调。而在宋代所用800多个词调中,有100多种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的。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着名诗人晏殊仅尝试慢词3首,即便着名诗人欧阳修也仅尝试写了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


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柳永的贡献首先在于把不少小令扩展为慢词,并发展了慢词,使词调构成发生了重要转变。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


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自唐代后期,慢词早就在民间流行,但文人却很少染指。柳永长期生活在市民阶层中,接受了当时歌妓、乐工们的影响,大量地创慢词。


他一方面“变旧声,作新声”,将旧调名翻新,由小令、中调衍为慢词;另一方面“奏新曲,谱新词”,自己创制了大量新调慢词。这就为词家在小令之外提供了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新形式。


翻检一下《乐章集》,与唐五代词同调名的词作不少,但篇幅却长得多。如《定风波》,在敦煌曲子词中是六十字的小令,柳词“自春来惨绿愁红”已衍为一百字的长调。《女冠子》由原来的四十一字衍为一百十一字。


他的《夜半乐》词描写“绣阁轻抛,浪萍难驻”的惆怅心情,就可以在长达一百四十四字的篇幅中,大开大阖,恣意铺张。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十二时》、《长相思》、《望远行》等。


柳永还因精通音律,能自创新调。如《笛家弄》、《满朝欢》、《迎新春》、《解连环》诸调,都是柳永新制的慢词。他还在单调、双调之外,创造了三叠的形式,如《戚氏》、《夜半乐》等,可说是词体中的“鸿篇巨制”。柳永的贡献更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将慢词的艺术表达功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柳永的引领下,宋代词人们才大量创作慢词,并取代了旧有小令的地位。可以说,如果没有柳永在求变中大胆从唐代以来的小令中跳出来,对慢词加以探索创造,后期就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二变”——拓展宋词题材面


唐五代至宋初年间,文人填词的内容大多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流落民间,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井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


因此,他一改文人填词的创作路数,而力求迎合、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事情。


他另辟蹊径,把汉魏乐府中游子思妇题材同唐五代词中男女情爱与离愁别绪的描写结合起来,从词的内容、表现手法到语言风格,都令人耳目一新,给宋词输进了新鲜的血液。


柳词大多反映底层市民的生活情景,涉及时事政治与人民疾苦者很少。他的词或抒写身世遭遇与对功名利禄的感慨,或反映妇女的生活愿望和男女恋情,或描摹城市繁华和旅途风光,或咏史、咏物及游仙,抛开了五代宋初的“烂醉花间,徘徊香径”,能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写出真情实感。


如表达他进士不第后,怀才不遇的《鹤冲天》:“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表现出他对功名利禄的蔑视。


柳永词中数量最多、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反映妇女生活愿望和男女恋情的词。柳永常出入于秦楼楚馆,与歌妓、乐工交往。因此,他的词大多数都是如实反映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


如最为传诵的《雨霖铃》,凄楚、伤感的情调,正是作家仕途坎坷、失意情绪的反映。“杨柳岸”一句,用晓风、杨柳、残月的凄清景象,烘托别后的寂寞、凄凉情绪,被称为“古今俊句”,更是成了柳永词的象征。


正因为柳永长期深处青楼,感同身受,才能写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些脍灸人口的佳句来。


柳永词中记述胜景与描写风光之作也很多,如《倾杯乐》写汴京元宵节的盛况;如《透碧宵》、《破阵乐》写帝都壮丽,生动地再现了当日京都的繁华。最为人传诵的是《望海潮》,这首词结合街市的繁华、湖山的秀美、江海的壮丽来赞美杭州的胜景和繁华。


这些词作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在词的题材内容上注入了新的成分,客观上也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当时城市的风貌。


此外,柳永因长期被排斥于官场之外,穷困潦倒,辗转流浪,他的一些表现羁旅行役的词也写得很精工。如《夜半乐冻云暗淡天气》、《满江红暮雨初收》,既铺写了他行旅所见景物,又抒发了他仕途失意的寂寞感伤。


写得情景交融,景真情切。其中《八声甘州》最为有名。写思乡怀人和失意漂泊的悲苦,如泣如诉,悱恻动人。柳永的词突破了传统的题材范围,纳入了新的内容,为提高词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变”——丰富宋词表现形式


柳永之前,词家多采用花间体小令,由于体制短小,尺水兴波,手法上多用比兴,追求含蓄,讲求余韵不尽的效果。柳永在慢词这相对扩大的客体中,由以往较多地运用比兴手法,发展为较多地运用赋的手法,层层铺叙,尽情渲染,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丰富了词体的艺术表现手法。


柳永善于将词与民间曲子结合,又从市井流行语和街坊用语中汲取养料,形成了清新浅俗的语言风格,有些口语化作品,今天读来还觉有新鲜活力。他在语言方面要求浅显明白,以本色为贵。如《婆罗门令》:


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


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中夜后、何事还惊起?


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


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欹枕难继。


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


写景用疏笔白描,抒情不讲究高雅含蓄,而是淋漓透彻地叙说相思之苦,甚至在起、结处用重复语句,确有“如其口出”的妙处。柳永之后,秦观、周邦彦、黄庭坚、晁补之等人,也喜用曲中俚语,有人甚至以柳词为“金元曲子之先声”,可见其俗词影响之大。


正因为柳永词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酌习气,大量吸收市井语言入词,使之柳词的语言浅显平易、明白如话,所以,极适合市民群众的口味,才能产生“凡有市井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效果。


更为可贵的是,柳永在雅词中也敢于用俚俗浅显的口语,如“执手相看泪眼”(《雨霖铃》),“想佳人妆楼颙望”(《八声甘州》),可以说是雅不避俗,又俗不伤雅。这一类词,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评论的“细密而妥帖,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


总之,柳永词标志着宋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变时期,柳永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词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是不能抹杀的。


版权声明:本文摘自闽北日报,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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