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厂】尊经书局：源远流长，尊经锦江（上）

关于尊经书局名称的来由，邓文锋在《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称：“因附设于四川成都尊经书院内，故名。”因此，要讲述尊经书局，则首先要提到尊经书院，而尊经书院则跟之前的锦江书院有较大的关系。锦江书院又建在了文翁石室旧址之上，因此，这个故事又要从文翁讲起。

西汉景帝末年，皇帝任命文觉为蜀郡太守，于是他就来到了成都。文觉字仲翁，后世称他为文翁。文翁本是庐江舒县人，他从少年之时就喜欢研究《春秋》，在经学史上他被目之为今文经学家。文翁对四川的文化启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华阳国志·蜀志》中称：“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

 

文翁授课雕像

这句评语足够高大，四川的开蒙竟然是文翁之力。《汉书·文翁传》中也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而文翁在成都当地所做的具体措施之一，则是“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这句话说，文翁用石头盖起了一所房屋，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用石头建房屋呢，李殿元所著《从文翁石室到尊经书院》一书称：“学校之所以要建成石室，是因为学校有藏书，古代为了防火，在藏书的地方往往以石料筑室。”

 

校庆二千一百四十年纪念

由这段话可知，早在两千多年前，四川就已经开始有了官府藏书。因此，文翁所建的石室应当是四川藏书史的源头。李殿元在他的专著中又作出了这样的比较：“由于文翁石室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在文翁‘石室’的旧址上建立学校，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成都石室中学就是原文翁办学的旧址。这种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两千多年的情况，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文翁石室典雅大门

所以，文翁石室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学校，其历史较之埃及的艾兹哈尔大学更为悠久。”正是由于文翁建立的这所学校，才使得四川当地的文化程度可以跟中原比肩。到了汉武帝时代，皇帝下令，各地的郡国都要建学校，而文翁是这些学校中的第一座。此事记载于《汉书·文翁传》中：“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石室门前街景

文翁石室几经变迁，到了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为了振兴蜀学，在文翁石室的遗址之上，重新建起了学堂，将其命名为锦江书院。书院建成后，刘德芳写了篇《锦江书院记》，他在此记中讲述了成都一地文化的历史，而讲到锦江书院时，其称：“爰度郡黉右偏有隙地，败砾芜烟，岁久未治。乃蠲俸金创置，为门几楹，为堂筵斋讲，为藏书之轩，为宾师之位，为东西号舍，为庖湢游息之所。属成都令田君轩来、温江令邱君璋董其役。凡五阅月而讫事，工不知劳，民不知费。既落成，披之舆乘，访之故老，盖石室故址也。”

 

学校门口悠闲的市民

原来，刘德芳最初看到的是一块荒芜的废地，于是他捐款在当地建房，最初的目的也是用作藏书，而后，又在藏书楼的两侧建起了教室，经过五个月的努力，终于落成，而锦江书院正是建在“石室故址”之上。对于这个说法，清嘉庆二十一年所刻《四川通志》卷九十七中可证：“锦江书院在成都府学明伦堂后汉文翁石室故址。明末，古制尽毁。国朝康熙四十三年，按察使刘德芳建，讲堂、书斋、客厅、号舍毕备。有记。嘉庆十九年，知府李尧栋仿古制建石室于讲堂后。”

 

别致的介绍牌

《四川通志》上的这段记载，直接由康熙四十三年跨越到了嘉庆十九年，其中在这两者之间的乾隆三十九年，当时的四川学政吴省钦也对锦江书院作了维修，而后他写了篇《重建锦江书院讲堂碑记》，其中第一段为：“古术序、党庠、家塾之制，左右相向，俱在堂以外。后世太学之堂曰‘彝伦’，曰‘明伦’，郡县则皆立‘明伦堂’，堂即学也。书院与郡县学不同，始于唐，盛于宋。其堂曰讲堂，则自汉文翁始。”

 

《石室颂》

吴省钦接着讲到了重新建造锦江书院的情形：“今成都锦江书院，传是石室旧址。稍东南十余步即文庙，庙故礼殿，其南直府学，宋祁称石室，置翁像，在礼殿右庑。窃疑石阙石柱在堂前，室在堂后，翁又不宜自置像，或祁所见，即高朕增立者，而非翁所立室。虽殿堂室相距不远，而以今书院为旧讲堂则尤信。”经过一番考证，吴省钦确认当时的锦江书院就是建在文翁石室的旧址之上。

 

石室沿革

锦江书院属于官学，这里的生员分为三个档次。胡昭曦在《四川书院史》中说：“学生从全省秀才以上生员中挑选，采用王安石创立中央太学的三舍法，实行正课、附课、外课升舍考试制度。初时，定正课50人，附课20人、外课20人左右（为候补性质）。正课生月给米1.5斗、银1.5两，附课生减半。”由此可知，这里的正式学生有五十名，每月还要发米发钱，而附学生则所有条件减半，其中的旁听生被称为“外课生”，胡昭曦在文中没有提到这类学生待遇。有的资料上说外课生学校不发任何的钱粮。当时的成都府学其实也建在文翁石室之上，故而胡昭曦说：“成都锦江书院与成都府学互为表里，实际上是一个大院开两道门，挂两个招牌而已。”

 

石室赋

锦江书院虽然在四川一地颇具名气，但因为是官学，在管理方面一直存在着问题，同时还由于地域狭窄，无法进行扩建，同治十三年四月，丁忧在籍的工部侍郎薛焕联合了十五位官绅，上书给四川总督吴棠和张之洞，要求重建一所书院。关于此事的起因，李赫亚在《王闿运与晚清书院教育》一书中说：“创立尊经书院的动议酝酿于同治末年。其时成都已有四川的最高学府――锦江书院，然其规模狭小，设施陈旧。且其院生主要学习八股制艺，以举业为求学依归，学生‘附时文外，不知读书，至毕业不知《史》、《汉》’。院中管理松懈，学规废驰。”

 

文保牌

薛焕的提议受到了吴棠和张之洞的支持，到了光绪二年，张之洞写了一篇上万字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张在此记中首先回顾了建设尊经书院起因：“同治十三年四月，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光绪元年春，书院成，择诸生百人肄业其中。督部盱眙吴公与薛侍郎使之洞议其章程，事属草创，未能画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比之洞将受代，始草具其稿，商榷定议。”

 

校园一隅

张之洞的这篇文章是以问答体的形式，假设学生向他提问，而后他在各个方面予以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五个为“知要”：“诸生问曰：‘经学、小学之书繁而难纪，异同蜂起，为之奈何？’曰：‘有要。使者所撰《輶轩语》、《书目答问》言之矣。犹恐其繁，更约言之。经学必先求之《学海堂经解》，小学必先求诸《段注说文》，史学必先求诸‘三史’。总计一切学术必先求诸《四库提要》，以此为主，以余为辅，不由此入，必无所得。’”学生们问经学、小学的书数量太多了，不知道从哪里读起，于是张之洞就建议学生们读自己所纂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輶轩语》是张之洞在四川作考官时，写给当地生员的一本品德书，他在书中谈到了自己的读书经验，以及要求生员在道德方面的具体做法。

 

这个雕像我没看懂

而《书目答问》其实是后世所说的读书指南，此书就是张之洞专门写给尊经书院学生者，里面列举了两千多种书，从内容上仍然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但他却在里面单独将丛书分出，这就变成了五部分类法，这种分类方式为此后的古籍编目所尊奉，故而《书目答问》在目录学史上有着极具重要的价值，但这个价值是张之洞始料未及者，因为他列书目只是为了让学生们找到读书的门径，在他该书的《略例》中说道：“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

 

新的刻石

看来，张之洞认为学生们读他所作这两部书，无论从品德修养，还是读书门径方面，都可以找到方法，但他同时也承认，自己所编的《书目答问》所列之书数量太庞大了，所以他建议学生们，如果觉得《书目答问》上的书读不过来，那就可以先去读阮元的《学海堂经解》，其实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皇清经解》。张之洞同时又建议，研究小学可以先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来下手，由此可见，他对学生如何在经学上入门，下了很多心思。

 

源远流长

张之洞所写的这篇记的第十七条是“惜书”：“书院所储之书，监院有籍。（除官发外，使者捐置二百余部。）二人掌之，增其月费。凡书必责掌书者题其前额，违者罚；不如此，不能检不能读也。岁一更，不得留，不得用本城人为。其居于外，也不得借出院。掌书须择晓事者，不可滥，尤不可吝也。若遗失，勒限领书者借觅钞补，不能补者罚，掌书者无罪。其罚，卷多者每函一月月费，卷少者每部皆以一函论，尤精秘者酌增。若罪掌书则固闭不出，罚过重则人不敢领，失书犹可，束书不得读不可也。”

 

校园真美

张说书院藏有不少的书籍，并且其中的二百多部是他个人捐赠者，而后他提出了这些书的管理办法，尤为有意思的是，他所要求设立的两位图书管理员，只能任职一年，并且不能连任，同时还规定不能用本城人，也不得借书出外。在这段话的后面，张之洞还写出了这样一段小注：“局刻书板藏于院者，印售时视纸料定价三等，刻‘刊’播宣示。若经费充足，凡切要同看之书，院中须各置十许部，若注疏、经解、正史、《通鉴》、《提要》、《说文》、《玉篇》、《广韵》及考据家最著之书，周秦诸子、大家文集之属，虽费数千金，其效甚钜，不足靳也，姑俟异日。正史即坊本亦可。”

 

匾额及门牌号

由这段话可知，尊经书局的书版就藏在书院之内，并且刷版所用纸张分三个档次，可惜他没有说出来使用了哪三种纸，同时他要求将书院所刷之书，重要的部分要每种都要留下十几部自用，看来，当年尊经书局刊刻之书除了对外售卖，也有一些用于本院的教学。

其实，尊经书局的刻书之举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跟王闿运掌管该院有一定的关系。光绪初年，尊经书院初创，张之洞就请王闿运来作主讲，但那时，王闿运正在撰写《湘军志》，所以他回绝了这个邀请。而后，丁宝桢升为四川总督，他又几次写信给王，请他来任教，王在写完《湘军志》后，终于来到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