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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满族作为曾经建立过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民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清朝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包括图书、档案、  满文碑刻、谱牒、舆图等等。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满文自左而右直写。有6个元音字母,24个辅音字母，10个专门拼写外来音的字母。基本笔划有：字头、字牙、字圈、字点、字尾两种不同方向的撇和连接字母的竖线等。标明句读的符号有∨和塏。前者相当于逗号，后者相当于句号。字母出现在不同位置上,字形往往不同,有单用（即不和其他字母相拼）、词首、词中音节首、词中音节末、词末等几种字形。 满族的祖先肃慎人有无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有据可考的是，女真作为满族的先人，起先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借用契丹字。女真首领阿骨打建立金国后，出于治国的需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完颜希尹奉命“依仿汉人楷书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这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大字”。“女真大字”通用十几年后，金熙宗完颜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小字”。从此以后，两种女真字开始并行通用。金灭亡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汉化，皆改用汉语文，不再有人知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留在东北的女真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到了明朝后期，除本民族的语言仍被使用外，文字业已开始被废弃，逐渐变得无人知晓，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字了。  满文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与明朝、蒙古各部的联系日趋频繁，仍借用蒙古文字记事和交际，已不适应女真社会全面发展的需求。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决定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并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具体创制的过程，在《满洲实录》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年二月，努尔哈赤想仿照蒙古字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并将想法和设想告知文臣额尔德尼和噶盖，要让他们具体实施。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对努尔哈赤说：“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与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语言编字为难，以他国之言为易耶?”额尔德尼和噶盖回答说：“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努尔哈赤对二人说：“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也。”由此可见，在满文的创制过程中，努尔哈赤作为女真的杰出首领发挥了决策和指导作用。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创制满文后不久，噶盖“以事伏法”，而由额尔德尼单独承担完成了创制任务。满文的创制和颁行，完全适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有助于推动女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权的建立。  满文典籍在“老满文”使用33年后，即1632年(后金天聪六年)初，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颁令，由达海承担完成了改进“老满文”的任务。据《国朝耆献类征·达海传》记载：皇太极“谕达海曰：‘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意义明晓，于学字更有裨益矣。’达海遵旨，寻译，酌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外，添加外字。犹有不能尽协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达海对“老满文”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在一些“老满文”字母旁边的添加圈点，使原先雷同的字母得以区别，做到一字一音；二是创制特定字母，以便于准确地拼写外来借词；三是创制满文字母的连写切音形式，解决了音译人名、官名、地名和物名等词汇时容易出现差错的问题；四是规范字体，统一书写形式，消除了过去一字多体的混乱现象。经达海改进的满文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满文，一般是指“新满文”。 从满文的初创到改进，用了30余年时间，最终使满文成为一种便于使用且完善的文字。无论是老满文，还是新满文，其推广使用都经过了一个过程。满文的创制与改进一样，都是在女真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和指导下完成的，所以两者的推广和使用，必然都会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具有十分有效的作用。满文初创之后，由于大力推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得以推广使用。仅从现存的用老满文写的原始档案来看，最早的是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满文老档》。这就说明，老满文于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创制后，最晚在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即创制后的8年时间内，至少普遍使用于公文的书写方面。至于改进后的新满文何时得到普遍推广，在史籍内未见明确的记载，但从现存的原始档案中也看到一些基本情况。1632年(后金天聪六年)完成了对老满文的改进后，必定会立即推广使用。然而，在1636年(清崇德元年)《满文老档》内新老满文同时出现，而且仍然存在老满文中的一些问题，识别较难。截至到崇德末年，在公文档案内才没有了新老满文兼用的情况，完全用新满文书写，字体熟练而规范。由此可见，新满文的推行，至清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用了十余年时间。清入关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后，满文的使用范围更加扩大，除满族原先居住的东北地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宫廷各部门普遍使用外，派驻八旗满洲兵丁的全国各重镇要地也都使用满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国力逐渐衰弱，同时满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满文的应用情况也每况愈下。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覆灭，加速了满文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 目前中国现存满语文文书档案浩如烟海，而能看懂满语文的人却寥若晨星。这样，就形成一种关联，即随着满语文走向濒危的边缘，满文档案等珍贵史料也将成为无法破译的“密码”。作为一个地域的记忆，史料特别是档案承载着这里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信息。满文档案作为今天研究清史及满族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古为今用的历史依据。 世事沧桑。而今，1000多万满族人口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盛北京、天津等地，但以满语为母语的，只有黑龙江省的富裕县三家子、黑河市的爱辉等地的几位老人，会写满文的人寥寥无几。辽宁居住着500多万满族同胞，占全国满族人口的一半以上。辽宁还有8个满族自治县（含两个县级市）和若干个满族乡镇，是满族聚集和活动的主要地区，可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以新宾满族自治县为例，全县唯一一所能教满语课的小学，受教师少、经费缺、学生毕业后无出路等因素影响，满语课处于停教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满语文的学习和研究曾受到高度重视，在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里设立了满文班，培养满语文专业人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相当一批满语文专业人才退休，而中青年的满语文人才极其缺乏,形成了满语文专业人才严重断档现象，而精通满语文者更是凤毛麟角。 近年来，辽宁省档案馆运用科学方法对满文档案进行保护和存放，采取了一系列防火、防盗、防尘、防虫、防潮、防腐等措施。从技术角度、安全角度看，存放在现代化库房里的满文档案如同进入了“保险箱”。然而，由于通晓满语文的工作人员少，无论是整理编目，还是翻译出版，其工作任务都极为艰巨。可以说，如何使“死档案”尽快“复活”，满语文专业人才的匮乏已成为抢救和保护满文档案工作的 “瓶颈”。 长此以往，大量珍贵的满文史料有可能成为没有人能破译的文字。 满文假蒙古字母为字母，则蒙古语音，与满洲语音之差，不能严格区别。至太宗皇太极时，有达海出，对于努尔哈赤时初制之满文，加以整理，遂完成今日之满洲文字矣。达海以满蒙语音，有难区别者(如蒙古语Kha，Gha音之字母，满语通用于Ka，Ha，Ga三音。然Aga“雨字”与Aha“奴仆”混同。Boigon户口之户字与Boihon泥土之土字混同。Haga“鱼刺”与Haha“男子”混同)，乃于十二字头，加以圈点，以立同形异言之区别(如 “雨”不至混于 “奴仆”， “户口之户”不至混于 “泥土之土”， “鱼刺”不至混于 “男子”)。又汉字之音，难以满蒙字书之者，更增其文字，以两字连写，切成一字焉。故太祖朝之满文书，称为无圈点档案；太宗朝之满文书，称为有圈点档案云。达海姓觉尔察氏，九岁，通满汉文义；弱冠，草努尔哈赤诏令．其所奉命翻译之《大明会典》，及《素书》，与《三略》，太宗视之称善。天聪六年，病死。时年三十八。谥文成。 [附言] 满文假蒙古字为十二字头，前既言之矣。其文字在今日，是否尚有存在之价值，颇属疑问。清代敕诰，以汉满二文对写，但习满文者，固甚寥寥。即宗室觉罗、八旗子弟，亦多以娴习汉文为事。顺治中，虽曾禁止宗学学生习汉文(详见第二十章第八四节)，然汉满同化之结果，恐亦未能因此而少刹。近日汉满人种，罕有区别，清文亦几同专门之业。数十年后，或将渐次泯灭，亦未可知。盖以汉字之势力，近时尚有主张革命者，况清文之字母繁多，组织不备，字体书写，颇觉不便者乎?惟其于历史上所遗留之价值，则又不可不知者也。兹特将十二字头略为解释之，以与汉音、西文，及注音字母相对照焉。 第一字头，共一百三十一字，为后十一字头之字母韵母，最为重要。兹特依次列表如下： [附言] 第二字头系轻唇缩舌音。读法：只将第一字头 等每个字下，加一衣字 ，紧紧合念，切成一韵，即得其音。譬如： 合为 ，应读如爱；即阿衣之切音也。又如： 合为 ，读如诺衣切。余均类此。 第三字头系滚舌嘟噜尔音。读法：只将每个字头下，添一嘟噜尔，紧紧连念，即是。例如： 应读如阿尔。其音与德文之十八字母( )极相似。余俱类此。 第四乃至第十二字头均系于第一字头每个字下，另加一字，合切成音。与第二第三相同。兹为读者便利，简单表之如下： 案十二字头，惟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是单音，可以协切取用。余者系双音重复，俱不入韵．然造始之时，不过取蒙古字头而加以别裁，要皆以音切为主，以求与用语相合，与汉文六书不同。故左行拼音，无宁谓为近似亚西诸国之文字已。(满蒙字源，与朝鲜日本文极相类。在东亚言语学亦可以同列一系也。) 清朝政府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及国内颁行的重要文告、文件等必须有满文文本，满族封疆大吏及朝臣要员向皇帝报告军机大事及官场民情，为保密起见，多用满文缮折启奏。清代用满文书写了大量公文，也用满文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此外，还有不少清代保存下来的碑刻、谱书等也都是用满文撰写的，清朝留下来的大量满文史料，作为清朝历史的见证，是一笔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宝贵的民族财富。 目前保留下来的满文文献绝大部分是用改进后的文字写的，例如《异域录》、《尼山萨满》以及一系列以清文鉴命名的辞书等。另外还有一种满文篆字，是参照汉文篆书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创制的。共有32种字体，依笔划的特征命名，如缨络篆、龙书等。用这种篆字刊印过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但主要用于玉玺和朝廷的印章。 满文在清代作为“国书”在文牍中与汉文并用，并编写过历史、文学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著述,翻译了《孟子》、《资治通鉴纲目》、《三国志演义》、《聊斋志异》 等大量汉籍。辛亥革命后， 满文基本上不再使用。现在保存下来的满文档案数以百万件计，是研究清初社会性质、清代历史、中国对外关系以及满语满文演变情况的珍贵资料。 清代满文档案可谓包罗万象，涉及面极为广泛，且所反映的内容多不见于汉文档案和其他文献，具有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满文档案是研究清代通史和各种专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满语满文取之不尽的宝库。另外，满文档案中有关水文、气象、地理、物产等方面的文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满文字帖满文有楷书、行书、草书和篆书四种字体。楷书的使用范围较广，使用于各种书籍的刊刻、精写本的抄写，以及诏书、谕旨、奏折、题本等公文的缮写。行书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凡书籍普通写本的抄写、各种书稿的起草、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官员之间来往文书的缮写，以及各类公文档案的汇抄存档等方面，都要使用行书。草书的使用范围较窄，主要用于一些文稿的起草、个人信件和札记的缮写，以及书法作品的创作等方面。满文的篆字，早在满文创制之初就已出现，只是种类较少，字体单调，使用不广。正如《清朝通志》所载“清字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是清篆原与国书先后并出，特以各体未备，传习尚稀。”1748年(乾隆十三年)，清乾隆帝命傅恒等人，仿照汉文篆字，重新创制了满文篆字，共计32体，并确定了各体篆字的满汉合璧名称，即玉筋篆、芝英篆、上方大篆、小篆、钟鼎篆、垂露篆、柳叶篆、殳篆、悬针篆、龙篆、穗书、鸟迹篆、垂云篆、鸾凤篆、科斗书、龟书、倒薤篆、鸟书、坟书、大篆、麟书、转宿篆、雕虫篆、刻符篆、金错篆、鹄头篆、飞白书、龙爪篆、奇字、缨络篆、剪刀篆、碧落篆。从此，满文篆字的种类增多，字体规范，名称统一。为了推广新创制的满文篆字，当时用32种字体刊印了《御制盛京赋》。不过，满文篆字的使用范围较窄，在清代主要用以镌刻宝玺和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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