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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木材被装在圆轮大车上，在从函谷通往咸阳的道路上移动着，这支车队像一条巨蛇在泥泞的道路上蜿蜒，从涧水渡口一直延伸到邙山山脉。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它们发出的嘈杂声：拖曳大车的公牛和马匹在艰难地吼叫；赶车的人们呼喊着，与车轴不堪重负的吱嘎声夹杂在一处，构成了一首节奏单调的音乐。 突然间传来了消息，一小队斥候试图趁乱攻入咸阳，但面对高墙壁垒已经失败。 先头部队在咸阳周围扎营。指挥官决定组装攻城器械。经过数百人一天的忙碌，少数弩车和投石机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巨大的井阑正在搭建，就像是传说中的巨人突然醒来，正在吃力地舒展身体。 就在在近乎凝固的空气中，手持各种武器的士兵们在城墙上凝视着大军的一举一动——这是《三国志》中频频出现的景象，也是网游《西楚霸王》中的一幕，更也许在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
游戏中频频出现的“万人攻城”，是否和我们想象的一样，也是本期“游民讲武堂”要探讨的问题。 在传统思维的理解中，进攻者对于防守者，仿佛具有无可争议的天然优势，他们可以随便选择攻城时间、攻击地点、进攻方式，而防御者则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然而，这种观点只建立在幻想之上，自从人类建立城市以来，军事家一直在思考如何攻破城墙的问题。 事实上，统帅们需要面对的，往往是一场过程复杂、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抛开将士们的巨大伤亡不论，仅军队必须携带的物资，就足以写出一张庞大的清单：粮食、营帐、木材、水、攻城物资，虽然其中一部分可以通过垦荒和劫掠解决，但为保持部队处于战斗状态，将军们还是要经常依赖漫长、脆弱的补给线。
时间的选择也极为关键：既不能碰上湿热多雨的夏季，也不能选择天寒地冻的冬季，真正适合围城的时间只有几个月，而这几个月的伤亡和努力，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变故化为泡影——也正是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奉行这样一个攻城法则：必须以快速猛烈的攻击，摧毁敌人的防御设施。 这也是古人研究攻城作战的原因，当新石器时代结束时，先民们的聚居地周围，已经出现了壕沟、栅栏和土墙，在与夏代相同的时期，仅凭这些就足以让进攻方流尽鲜血。一般认为，古代专业的攻城武器出现在商周时代，甚至是介于传说和真实间的夏朝，而此时，也是城池在中原各地拔地而起的时期，根据考古发掘，在商代，城墙墙基的厚度就已经达到了10米以上，此时，只有通过精密的组织和强大的攻城器械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在众多攻城兵器中，我们首先要介绍就是云梯——这种武器可以让进攻者快速登上城墙，在传说中，它的发明者经常被认为是鲁班，其实，云梯早在商朝时就已存在，当时被称为“钩援”。 《诗经》中，有一首名叫《皇矣》的诗篇，它描述了周文王的显赫武功。当时，位于西面的周族已经决定起兵反抗商朝，并在公元前1093年、对商朝的附庸——崇国（位置在今天陕西西安一带）发起了猛攻。 其中这样写道： “帝谓文王：訽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是： “上天教导文王：‘一定要让你的敌国相互争执，一定要联合你的兄弟之邦，我赐给你们爬城的云梯，还有名为‘临冲’的攻城车辆，来攻破崇国的工事和城墙。” 在这里“钩援”，就是云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钩住（城墙），并借此攀援而上”的工具。虽然它的出现远远早于鲁班的时代，但在历史记载中，鲁班确实对这种武器进行了重大改进。 《墨子》中这样记载道：“公输盘（鲁班）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是怎样的一种攻城器械，让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此惊恐；还令墨子昼夜兼程，从今天的山东一路向南而去？这些今天已不得而知。但考虑到在诞生之初，云梯只是一块特制的长板，在守军毫无防备时才能发挥作用——毫无疑问，公输班进行的改进，已经让攻城者的危险大幅降低。
在当时的历史书上，对这些细节的描述是缺乏的，然而可以肯定，云梯的改进始终遵循着三个方向：这就是方便固定、便于移动，以及让操作者得到更充分的保护。战国时期的云梯已经相当精巧，由车轮、梯身、钩三部分组成，梯身可以上下俯仰。 到唐代，云梯比战国时期有了更大的改进，它安装了带三对轮子的底盘，梯身则以一定角度固定装置在底盘上。而且就像下图展示的那样，在主梯之外，云梯还增设了一具可以折叠活动的“副梯”，这就简化了架设云梯的时间：军队在攻城时，只需将主梯停靠城下，然后再在主梯上架副梯，同时，云梯底部还用生牛皮进行了加固，当人员将云梯推向城墙时，便不再容易蒙受惨重损失。
鲁班的改进，显然构成了上述演变中重要的一环，这让他因此名声大震。然而，在《墨子》中，这一故事的结局是：在模拟攻防中，公输盘的云梯，面对墨子的防御束手无策。 这与云梯自身的缺陷有关：因为在攀登期间，士兵永远处在守城者的俯视之下，后者可以用礌石、弓箭做出还击；不仅如此，当人们蜂拥地推着云梯奔向城墙时，他们便再也无法做到出其不意。而相比之下，投石车带来的破坏更粗暴直接。 早在商周时期，投石车的原型就已经投入了战场，根据《史记》中保存的、三国时期张晏转引《范蠡兵法》的一段注文：“……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这也是关于投石机的最早描述，虽然所谓的《范蠡兵法》很可能是汉代的假托之作，但根据考古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投石机已经得到了使用。而《范蠡兵法》的创作基础，也肯定是基于前任经历过的战争形态。
需要注意的是，汉时的12斤，约合今天的2.7公斤，200步大致相当于280米，这些数字说明当时投石机已经威力巨大。然而，作为一种攻城武器，投石机同样存在着缺陷，比如说精度和杀伤力不足，或者石弹的成本昂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投石机削弱了守城方的优势，但也只有在同其它手段配合时，它的使用才有价值。 事实上，在攻城战的最终阶段，军队还是需要靠近城墙，用弓箭扫清上面的敌人，然后用蛮力打破城门，这时就需要“临冲”和“井阑”——它们也是冷兵器时代的机动堡垒。尤其是“井阑”，它仅仅出现，就足以令守方感到恐惧。因为“井阑”是古人制造的最大机械，它在高度上可以俯瞰城墙（通常超过20米），并颠覆守方居高临下的位置优势。
“井阑”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周代，这是一种大型的攻城车，这些车辆又数十人负责推动，有着8或者10个巨大的车轮，在顶端的平台上，部署着手持长戟和弓箭的精锐士兵，皮革和盾牌保护着他们的战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井阑其实是一种移动塔楼，目标是消灭敌军城墙上的人员和武器，至于“临冲”或者“轒輼车”，则是一种有坚固防护的攻城作业车，在皮革和木排的保护下，进攻者可以借此靠近城墙、城门，用圆木和攻城锤进行破坏，或者挖掘地道突入城内。
在反映古代战争的游戏，如《西楚霸王》或《三国志》系列中，“临冲”和“井阑”的形象经常出现，并给人以一种无坚不摧的感觉。但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严阵以待的城池，进攻者仍然要冒巨大的风险。 因为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坚固的城防和完善的守城技术。在《墨子》中，有至少7篇中包含了关于守城的论述，其中可以看出，战国时代的城防不仅层次分明，而且在设计和规划上，更达到了令现代人咋舌的地步。 在准备充足的情况下，防守者从城外15公里左右就开始坚壁清野，而离城 5公里处，真正的警戒区开始铺展。沿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距离就会设置哨卡，白天和晚上分别用旗帜和火把进行联络，而在各要道和关卡间，还要设置 3人一组的小队，负责对敌军奸细和斥候进行搜索。 当敌方大军到来时，所有官兵和平民都将返回城内，以城墙为核心进行据守。而城上远射兵器能覆盖的范围，便是战国时代防御体系的核心区域。
按照《墨子》的要求，在这个区域内，城外的房屋和树木需要一律铲平，以便为远射兵器扫清视野。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河，水面下要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以防止对方涉水或乘船强渡。 在护城河后，会附加一道夯土矮墙，这是守军的第一道防线，有少数步兵在此处与城墙上的守军协同防御。再向内，是宽 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最后，在距墙 2.5米以内的地方，是五行高出地面半米左右的尖木桩，用途是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抵挡敌军入城的最后屏障。
由于诸侯之间战争频繁，在春秋时期，一些城墙的厚度已经超过了15米，此时，即使城基被挖空，守城方也不用担心城墙因失去重心而崩溃。在这些城墙的顶端，都设有带射击口的女墙，而在战时，还要添置大量临时的木质塔楼，以作瞭望和射击之用。在城墙上，每隔60米，需要建一座突出外侧城1米的观察楼。每隔18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180米，还要在城墙上树立一堵厚3米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一旦敌军登城，这些横墙就可以作为临时防线，为守城方调集增援创造时机。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门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背后会修筑一道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 3.5米，宽 3米的壕沟，内部塞满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城内的预备队可以在此处以逸待劳，与城墙上的友军呼应，将敌人共同歼灭在此处。
这些防御措施，都需要人手，而战国时代的守城战中，除了士兵之外，全城的男女老幼都要参与：成年男子一般充当预备兵员；而成年女子负责挖掘壕沟和运输物资，老弱妇孺则担任后勤杂务。以上的一切也意味着，进攻方要想施展攻城器械的威力，实际需要漫长的准备和惊人的消耗，一次围城战之后，即使胜利者也难免伤亡枕藉。 需要指出，这些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的器械和手段，和1000多年后几乎没有差异，事实上，在当时，攻与守的艺术已经接近了顶峰，而随后2000年，古代军队只是以此为基础，不断进行调整和改进。 在西汉和东汉时期，攻城战甚至出现了某种倒退，因为此时，军队的重心放在了抵御游牧民族入侵上，而在另一方面，匈奴人虽然已掌握了一部分筑城技巧，并且攻克过汉朝的城市，但更多情况下，它们只会四下派出骑兵，大范围地掠夺人口和战利品。也正是这种战争形式，让匈奴极少选择同装备精良的汉军交锋，直到东汉末年，攻与守——这一近乎失传的艺术，才被各路军阀们再次拾起。
其间最关键的节点之一，恰恰是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在双方沿河对峙期间，袁绍用沿岸的沙丘建起高台，向困境中的曹军发射箭雨。 《汉魏春秋》记录说：在危急时刻，曹操突然想到了古书上记载的投石机。按照原理设计完成后，随军工匠又在投石机下方安装了底座和车轮，使之成为可以移动的武器。随着“霹雳车”抛出第一批石弹，袁绍的高台轰然垮塌——这是投石机重返战场的最初记录。不仅如此，之前的投石机大多是固定的，而曹操的“霹雳车”可以快速转移，因此要比同类装备更为轻便和灵敏。
虽然“霹雳车”有许多细节仍不得而知，但以古代的标准，它的技术传播可谓非常之快：在赤壁之战结束后，它已经出现在孙权和刘备的军队中——当然，这种武器的缺陷也非常明显。由于投石车不能连发，守城者很快开始在城墙上悬挂湿牛皮，以减轻中弹时的冲击力。 与此同时，工匠们也没有放弃改良投石车的努力。其中带来最大变化的，是曹魏政权的博士马钧，马钧生于富裕之家，但年轻时突然陷入贫困；生活的剧变，让他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了研究机械上，试图凭这种一技之长出人头地。
在马钧的众多发明中，就包括了可以连发的投石车。这种投石车将传统的投石杆重新设计成了一个轮子，通过机关，人力和畜力可以驱动其高速旋转，达到一定速度后，石弹会被抛射出去，接连不断地砸向敌军。 另一方面，由于在北伐之路上，横亘着曹魏修建的一连串城池，蜀汉的工匠们也在攻城器械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最终，双方的成果终于在229年得到了检验，诸葛亮的大军包围了魏国的要塞——陈仓。而当时，陈仓城内只有郝昭率领的一千多名官兵。
面对陈仓的坚固工事，蜀军以极高的效率制造了各种攻城器械，最初展开进攻的是云梯和冲车，然而，它们却在城下被郝昭用火箭和投石机击败；接着，诸葛亮又制做了高达几十米的井栏，并用土块填塞护城的壕沟；然而，郝昭又在城内筑起另一道城墙，这样抵抗了二十天之久。
这次战斗清楚地证明，即使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守城方仍能挫败一支大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63年的灭蜀之战中，邓艾的部队宁愿翻越700里山路，也不愿正面强攻近在咫尺的剑阁要塞。 而这次突袭，直接为一个新生王朝——西晋——奠下了基石，但后者的统治是短暂的，接下来的300多年，无论呼啸而来的少数民族，还是偏居江南的“正统王朝”，他们都致力于一个任务，那就是建设更强大的堡垒，并想方设法加以围困和摧毁。 在凄风苦雨和烈日炎炎中，攻城者们一次次地冲向城墙——在这个过程中，想必所有亲历者都明白了，攻城实际是一种烈性的消耗战，其胜利只取决于三个关键点：时间、攻守双方投入的资源和决心——而在守城者意志坚定、战术得当的情况下，攻城武器和战术的作用将非常有限。
这一连串混战的最终结果，除了遍地尸骸，还有一个全新的王朝——唐。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攻城技术从无到有、迅速步入早熟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各路军队重新拾起传统的时期，那么唐朝，就是它抵达巅峰的前夜。由于冷兵器自身要受到“能量守恒定律”的制约——攻城武器要增强效率，除了对结构进行改进、使之便于部署之外，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尺寸、增加操作人员——而唐朝强大的国力，则为这种变革提供了条件。 在唐代，对攻城兵器的描述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词——“人马俱碎”： 无论是早期与其他割据政权的较量中，还是后来对边境地区的经营，唐朝的攻城武器始终以威力巨大而闻名。比如说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抛石车所用的石块，重量约等于今天的30公斤；在李绩进攻高句丽期间，使用抛石机的射程已经达到了1里，相当于今天的531米。 这种变化，与唐朝所处的军事环境有关：首先，在隋朝及之前，中原地区的坚固城池就为数众多，而唐朝的统一，恰恰建立在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攻坚战之上；而在唐朝前期，其主要对手是周围少数民族政权，比如吐蕃、西域各国和高句丽——他们的生活方式早已从游牧转向了农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建造了大量夯土，甚至石制的坚固堡垒。
毫不奇怪，唐朝攻城武器的数量、尺寸和威力都大幅提升，它们投入战争的数量也让人震惊。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博物馆，至今保存着当年侯君集征讨高昌的碑文，其中，对攻城战有这样的描写： “伐木则山林殆尽，叱咤则山谷荡薄。冲梯錾整，百橹冰碎，机桧一发，千谷云飞。墨翟之拒无施，公输之妙讵比。” “抛车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靡碎……城中守卑者不复而立。”
这块碑文赞扬的，是唐太宗时期的左屯卫将军、行军副总管姜行本，这位技术官僚之前曾负责宫殿的修造，在讨伐高昌期间，负责带领工匠制造各种攻城设备。为攻克高昌，他建造攻城器械用了大约100天；为取得所需的木料，他甚至砍伐了整片森林。的确，在碑文中，对战争的描写有歌功颂德的成分，但无可否认，正是在这些武器的掩护下、唐军迅速席卷了高昌全境。
在进攻高昌期间，举足轻重的另一种装备，是大型的床弩，这种武器的历史同样能追溯到春秋战国，在东汉末年重新开始装备部队。最初，它们的作用仅限于摧毁敌军的木制塔楼和栅栏，但在唐初，其地位已经举足轻重，其优势在于可以随部队进行机动，并且威力不逊色于小型投石机。 史书记载，唐军装备的“十二石”强弩，需要用绞车张弦开弓，其弩臂上有七条发射弓箭的轨道，最中央的一条摆放一枝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当这七支箭共同射向敌城时，“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另外，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当箭头插入城墙后，士兵可以借此进行攀登，因此又被称为“踏橛箭”。
为唐朝攻城武器发挥威力提供保证的，既有技术上的改进（比如说采用了固定规格的箭矢、石弹），但更多只因为它们的尺寸更大，操作者的数量更多。按照当时的记录，最大的投石车需要大约250人操作——这一方面是唐朝军队规模的写照，但一方面，更像是冷兵器发展到顶峰之后的无奈举措。 不仅如此，筑城技术的进步，更让这些改进相形见绌，在隋唐时期，城墙的一些地段已经采用了包砖结构，虽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烧制城砖的成本相当高昂，但经过加固，进攻者要想破城而入，必然要付出更大的损失。
此时，突破城防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增加攻城设备的数量，让攻城成为一场玉石俱焚的消耗战，而见证它达到顶点的一幕，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 照史料记载，北宋军队拥有大量攻城器械，比如尺寸惊人的弩车、需要数百人操纵的巨型投石机和坚固的云梯，但遗憾的是，将当时攻城战推到新高度的，却是他们的敌人——兴起于中国北方的金政权。 在1126年，大举南下的金军扫荡了宋朝的北方边境，投降的宋军超过20万以上，在虏获的战利品当中，除了大量人口和财物，就是宋军装备的攻城兵器。此外，考虑到宋军已经使用了火药，金军对这些武器进行了特别加固，最终，它们在汴梁城内制造了一场浩劫。 在当时的记录中，留下金军“一夜安砲（投石机）五千余座”的记录，这还不包括投入的强弩和云梯，城内，每天被直接击中毙命的士兵“不下二三十人”，对有着大量防御手段的守城方而言，这已然是很高的伤亡率。
不仅如此，金军的组织效率也达到了让人震惊的地步。投入数量如此巨大的攻城武器，自然需要准备数量惊人的木材和石弹，而当时的环境并不利于金军进行准备。因为汴梁城周围一马平川，既无森林山泽，也无石料可采，因此金军专门派出部队，搜刮周围的墓碑和石磨，并且拆毁民房，当汴梁陷落时，堆积在城下的石块高度已经超过一丈——它们也从侧面印证了攻城战的物资消耗水平。 虽然汴梁的陷落与守军的强攻无关，但这次围城，却充当了一段屈辱的开始，通过屈辱得到的教训往往最刻骨铭心，面对金国的后续攻势，宋朝人很快掌握了各种应对手段。 其中的佼佼者是南宋初年、一位叫陈规的官员。历史书上说他稳重沉默，待人平和，慷慨好施——有着一个模范的文官形象，但他之所以青史留名，却在于对攻城和守城战术的改进。 尤其是1132年、金军对德安发动的 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云梯、井阑和冲车，最长的一次轰击竟持续14昼夜，然而凭借着过人的谋略，陈规却屡屡以少胜多，其撰写的《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之一。 《守城录》在南宋时期被广泛刊印，充当了各地守城的标准教材，和过去相比，针对骑兵和大型工程器械的使用，其中倡导的守城战术已经发生了极大改变。
这种改变体现在城墙外围、护城河之后的地区，守军会在城墙6-9米外，铸造一道高 4米，厚 3米的羊马墙，羊马墙之后一道壕沟。之后又是一道墙，这样，就形成了两道壕、三道墙的复杂障碍系统，任何人想要逾越这些障碍，将至少暴露在箭雨下几十分钟。 同时，城墙顶缩窄至 5 - 6米，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此外，陈规还用能承受石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并取消了搭建在墙顶部的木棚，城角也由直角改为半圆形，以减轻石弹的冲击力。
而防御战术方面，陈规更是抛弃了以往固守的观点，强调在城内保持足够的预备兵力，同时，他还提出了在城内部署投石车，尤其是用投石车摧毁敌人的攻城器具。 在《守城录》中这些提到：射程大约 500米的投石车，应当打击敌军将领营帐和抛石车阵地；射程 4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工兵的阵地；最后以射程 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攻城器械。同时，为了防止遭到反击，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射击。
遗憾的是，由于南宋的软弱，陈规的思想几乎没有得到践行的机会，到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仍然有大量的城市面对突袭毫无防备。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抵抗的城市，除了面对蒙古人使用的配重式投石机——“回回炮”（阿拉伯人使用的配重式投石机，可以发射超过130公斤的石弹），还将面对另外一个威胁——火药，而颇为吊诡的是，没有人知道，蒙古人是何时，以怎样的方式掌握了火药的生产技术，但在对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战争中，他们却在火药的使用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效率——在此起彼伏的火光和爆炸中，冷兵器时代的攻与守正在退场，另一个时代的大幕已经徐徐拉起。 当然，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它们上演于备受争议的元、明、清三朝，而这个故事留给人们的，也许只有一半是骄傲，剩下的全部是屈辱和疑惑的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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