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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系列微课第一讲:沉默的考古学

 汐钰文艺范 2016-11-18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吴琼教授的福柯系列微课第一讲:沉默的考古学录音整理而成。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1:59 福柯系列微课第一讲(试听) 来自哲思学意

完整版录音,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报名即可收听。

这一系列微课将根据福柯作品本身的逻辑和结构来阐释他的思想,而不是按照考古学、谱系学和生命政治的划分来进行主题式的讨论。今天第一讲我们要介绍的作品是福柯的成名作《古典时代疯狂史》(以下简称为《疯狂史》)。

福柯的写作风格和演讲风格是非常不同的,他的写作非常讲究一种结构性的技巧,在阅读福柯的时候我们要对此加以注意。《疯狂史》这本书在他的写作史上具有开端性的意义,以后他所涉猎的核心主题——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以及生命政治的诞生(也有人认为可以包括自我修养的技术 )—— 都可以在这本书里发现萌芽。

那福柯为什么要去写这本书呢?福柯自己指出他不是要在传统的知识论或者历史学的意义上讨论疯癫,而是要提出一个问题即疯癫史何以可能?而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福柯在《疯狂史》的前言中就有所涉及,他引用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思想录》里的一句话:“人类必然疯癫到一种地步,即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这里的“不疯癫”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性状态,也就是说帕斯卡尔认为理性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所以福柯要写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关于至上的理性如何把疯癫囚禁起来,关于理性的冷酷语言如何对疯癫进行交流和承认。而疯癫史的一个关键就是存在于理性和非理性二者之间的结构性对峙。福柯这里所说的理性是对事物和世界进行区隔、标记、命名和秩序化的一种语言形态,这与我们对理性的常规理解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知识形态,一种知识化的操作功能,一种理解世界的知识范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理性称作为非疯癫的冷酷语言,因为它总想在事物中划定一个秩序。与此相对应的疯癫是生命中一种基本的激情状态,疯癫的历史就是用理性来驱逐激情中的非理性因素的过程。(在这个话题中我们可以隐约福柯看到对启蒙主调的回音,也就是对康德的回音,康德是福柯眼中最重要的启蒙运动阐释者,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激情是属于一种病态。)在这个层面上,福柯将疯癫史界定为三个阶段:

(1)疯癫作为一种未分化的体验

(2)疯癫被理性压抑、否定和驱逐

(3)疯癫作为另样的激情对理性的语言进行反抗

在这三个阶段中福柯的重点探讨的是第二阶段,也就是17世纪理性对疯癫进行区隔的阶段。17、18世纪的情况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是讨论的基点,这个时期是从古典时代迈向现代的分界期,用现在的话说,福柯对这个时期的探讨是在进行一种现代性批判。这种批判涉及到现代性是如何产生的(一方面作为话语形态,另一方面作为建构形态),现代性中隐含着怎样的危机,以及冲破现代性罗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体现了福柯写作的第一个特征,即他的写作隐含了现代性的主题。总的来说,福柯要讲述的疯癫史是理性独白的历史,是沉默的考古学,疯癫之所以沉默正是因为理性对疯癫的驱逐和压抑使疯癫的语言处于沉默的状态,使它不再被今天的语言所读解。

为了说明这样一个历史,福柯先提供了一个场景,而这正是福柯写作的另一个特点——在开篇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基本范型。《疯狂史》的开篇提供的范型就是在中世纪的麻风病消失后、被保留下来的处理麻风病的建制,即用来囚禁麻风病人的麻风病院。这种囚禁的结构将在人类的历史中不断地返回。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福柯列举了愚人船以及当时的很多其它文学艺术作品,表明在还没有被驱逐之前(前古典时代),疯癫的特征是诗性。虽然当时对疯癫的驱逐已经存在(比如愚人船),但是这种排斥本身没有被结构化,疯癫和理性还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疯癫充当神圣的启示,充当理性的对手启示生命和死亡的真理。但是随着1650年代巴黎总医院、大量慈善堂和禁闭所的出现,那些游手好闲者、流浪汉、乞丐和疯癫者等等都成为了囚禁的对象,理性在征服疯癫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人们不再愿意倾听疯癫的声音,甚至不再让疯癫发声。这种排斥是两个方向上进行的,一方面理性用话语和陈述对疯癫进行分类和命名(发挥话语的编码功能),完成对疯癫的一种本质化的发明,描述什么是疯癫,什么应该被驱逐。另一个方向是实践的方向,通过在社会的空间中通过紧闭、区隔和展示来消解疯癫中非理性的激情的力量(发挥建制的归顺和惩罚的功能),使疯癫处于一种不可见的状态,同时又通过对疯癫的展示使其彻底地消声,让歇斯底里和谵妄天然具有的颠覆性落入无意义的空洞中。

福柯认为禁闭是欧洲人的重要创造,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并与中世纪的囚禁显示出一种本质的不同。虽然收容机构的收容满足了各种需要(经济上的、宗教上的等等),但它的出现也意味着一个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即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和群体进行融合、没有劳动能力的社会学角度来认识疯癫,也就是从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角度来认识疯癫,疯癫不再和无拘无束的想象、神秘的启示以及生命激情的释放相关联,它变成了被隔离、禁闭和驱逐到现实之外的怪物。福柯指出在这样一种话语形态中,疯癫被强行分离出想象的自由王国,它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的戒律,在相关建制中被归于一种不可见性。但是与此同时,疯癫者常常被关在笼子里供人参观,疯癫也成为了被展示和观看的对象。如果说对疯癫的禁闭是为了遗忘罪恶和避免丑闻,把不可见性归入不可见之中,那么对疯癫公开的展示就是为了使不可见性的危险在可见性中得到过滤。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古典时期,疯癫者不是被看作病人,而是被看成是非人类的怪物,落入疯癫是由于人性的堕落,是理应受到理性控制的兽性的爆发,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展示疯癫使兽性成为公开的丑闻,使疯癫成为一种纯粹的景观。

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古典时代在排斥疯癫时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矛盾。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古典时代用一种全面的非理性经验把疯癫包围起来,重新接纳了它的各种特殊形态。与此同时,古典时期给疯癫打上一个特殊的记号,那不是疾病的记号而是受到赞美的丑闻的记号。然而,在18世纪有组织地展览疯癫与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展示疯癫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无处不在,透过它的形象或它的威胁与各种经验混合在一起。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离着栅栏展示,凡事在它出现的地方它都被割开一段距离,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疯癫)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是人长期受到压制的兽性 。”(《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第64页)

按照福柯的逻辑,对疯癫的展示恰好是社会对付疯癫发作的安全制度的一部分,疯癫的发作只从单纯兽性的角度被考虑,被视为是对社会的威胁,通过话语的清理,疯癫身上的光环消失了,它不再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启示真理的特权,不再是地狱权力的表示,不再能够标示另一个世界的价值,它成为了一个纯粹否定的东西,一个需要被消除的事实 。疯癫只和疯癫者自身相关联,而不是与人类作为一个总体相关联的自然状态。兽性成为了疯癫的真相。古典时期,正是通过疯癫话语以及与其相适配的囚禁和展示机制的结合,理性才得以确立在可见的王国里的绝对的权力。同时正是因为古典时期将疯癫理解为自然状态的兽性,疯癫自然而然地在现代社会被引向医学的领域。  

进入现代时期,理性对疯癫的排斥采取了另一种形式,但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个清晰的结构化的方向。一方面,精神病学的话语对疯癫的重新界定,这种话语披着医学和科学话语的外壳,更加追求一种精确性;另一方面,精神病院作为一种建制,是以科学的方式对兽性进行治愈实践的场所,福柯也提及了多种对精神病的治疗方法。由此疯癫沦落为绝对的外在性,沦落为毫无价值的东西,它与秩序世界相脱节。理性对疯癫的处置在一种自我循环和自我确证当中完成,理性由此建立了一种自动闭合的完整结构。总而言之,不论是将疯癫归入不可见性,还是展示疯癫,对疯癫的封锁都是在建立一种对疯癫经验的遗忘机制。

对这本书的阅读还要看到一个基本音调,并且这也是隐藏在福柯生命中的一个重音——关于疯癫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激情状态。福柯在结语中以浓缩的篇幅表述了非理性的激情如何突破理性的囚禁,让自己冲向日光之下并大声呐喊。在那里福柯提到了尼采,提到了戈雅的绘画,也提到了萨德的写作。 萨德作为一个处在古典时代向现代时期转变期的人物,是福柯从另一个角度讲述疯癫历史的重点。之前我们提到了疯癫历史的三个阶段,而《疯狂史》是以疯癫的解放阶段收尾的。他认为萨德的语言在汇集了非理性的临终遗言的同时又赋予了未来时代更深远的意义,那是我们在戈雅 、尼采和卡夫卡那里倾听到的声音。这是怎样一种声音?疯癫的反抗如何得以可能?福柯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是我们能看出他认为疯癫恰好就是在黑暗性中发起冲击。在萨德的著作中,主人公常常是被放置到自我禁闭的城堡当中,在其中无休止地制造痛苦,但是同时也正是在这些法外之地,我们的自然本性得到了完全自由展示,人们和自己的自然本性协调起来。这里昭然若揭的真理就是欲望是自然赋予给人的,自然教导着我们的欲望,欲望和自然是一体的,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而也是自然的智慧的一部分 。

与此相类似的讨论我们也可以在罗兰·巴特的著作中看见,在他的《萨特 傅立叶 罗尤拉》中,他首先讨论了萨德的空间,他指出正是在被理性所遗忘的废弃空间中,人们开始对身体进行重新规划和描述,并且采取了一种极端的理性主义来激发快感。通过对他人的痛苦的生产和享用,被压制的非理性的激情成为了主宰世界的绝对律令。福柯和罗兰·巴特的讨论遵循着一个相同的逻辑,即对启蒙理性的一种反驳。福柯特别提到,恰好是在现代理性高歌猛进的时候,在理性已经让疯癫成为一种不可理喻的语言的时候,一些艺术家和哲学家比如尼采、梵高,通过他们的作品与理性的力量进行了绝望的一搏。他认为在疯癫的艺术中,艺术本身承担起了使徒般的使命。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里面,理性的世界受到了艺术作品的指控,它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承担起一种赎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中恢复理性,再把理性交还给非理性的任务。这再次呈现出福柯的论述的基本问题——疯癫和理性总是处在矛盾性的纠缠当中。

第一讲问答精选:

Q:为什么把疯癫界定为不可见的黑暗状态以及把疯癫集中展示使之具有可见性,是为疯癫奠定了一种遗忘机制,而不是对疯癫的一种扭曲?

A: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福柯所说的疯癫是人类的一种激情的状态,但是当我们的情感经过了理性的清理和排斥之后,疯癫作为我们生命中最原初的那种情感却成了对我们来说十分模糊的东西。也就是说,福柯所讲的遗忘不是指我们在现实中再也看不到疯癫,而只是说这种情感结构变成了一种对我们来说陌生的东西。



哲思学意最新微课


中国人民大学吴琼教授主讲福柯专题

课程一共分五讲

11月12日 第一讲:沉默的考古学

11月13日 第二讲:示众的权力悖谬

11月19日 20:00 第三讲:敞视主义与权力配置

11月20日 第四讲:为什么是《宫娥》?

11月26日  第五讲:生命政治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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