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挑战并存生物质能产业顶层设计待加强

ejcar 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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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BE2017第六届亚太生物质能展

时间：2017年8月16-18日

地点：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高强度的化石能源开发和过度的能源消费，导致“土地沙化”、“垃圾围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高强度、大面积雾霾现象，污染面积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人群之广，前所未有。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其中超过80%由能源消费所致。

2016年可再生能源学术年会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的主任任东明表示，原有的能源系统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要从资源形态、技术手段、管理体制和人的认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根本的变革，从而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他表示，能源革命是一个过程，是在当代世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激化背景下产生的，是一个具有高效、清洁、低碳和可再生为主要特征的新能源系统代替原有能源系统的过程，新一轮的能源革命将把人类推向清洁、低碳、智能化和可再生能的能源新时代。

产业发展中细节性问题不容忽视

　　任东明介绍，2015年，中国总发电量5.6万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507万亿千瓦时。201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12.79%，可再生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64%，基本上完成了“十二五”的发展规划。

　　2015年，生物质能利用量大约在3500万吨标准煤，约占可再生能源利用量的8%，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0.9%。总的来说，“十二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展在规模上不断扩大，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稳步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和电力供应总量增长迅速，在部分地区发挥了重要电力的替代作用;水电装机稳步增长，成为电力系统清洁能源的主力;风电装机继续向规模化方向发展，技术装备能力持续提升;太阳能应用技术取得显著进展，多元化太阳能市场应用格局开始形成;生物质能继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综合利用效益显著;地热能和海洋利用技术不断发展，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然而可再生能源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十二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在国家整个能源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还不高;二是现有的能源体系、基础设施，包括体制机制、政策、电网建设，还不能完全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弃光弃水现象严重;三是可再生能源自身在技术和发展方式上的创新还不够;四是现有能源管理体制下，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仍很难与传统能源进行竞争。

　　在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中也有许多细节性的具体问题不容忽视，例如：在生物质直燃发电中，布局上存在热联产改造与热负荷不匹配等问题;在混燃发电中，缺少混合燃料发电计量监督工具，且没有相关激励政策支持;在垃圾发电上，仍缺乏社会公众认可，存在项目选址困难等问题;在生物质供热方面，生物质供热还没被纳入国家经济激励政策范围，生物质原料保障程度较低，纯生物质供热难以获得市场认可。生物质锅炉排放仍采用的是煤炭的管理标准，在环保方面尚存在政策障碍;在沼气方面，缺乏有效的并网支持政策，缺少明晰的并网规章程序，提纯沼气并入天然管网仍有困难。

2020年有望达5700万吨

　　未来5年到底要设定多大目标才能够推动能源生产消费革命?

　　任东明表示，假设到2020年，国家的能源总量能够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非化石能源占比15%，电力消费大约是在7万~7.4万亿千瓦时。在能源供应上，假设2020年煤炭消费41亿吨标准煤，煤电10.5亿千瓦时，核电5300万~5800万千瓦时。

　　在以上假设条件下，预计到2020年，生物质能利用量约达5700万吨标准煤，在发电、供热、管道天然气或车用压缩天然气替代和石化交通燃料替代等领域，实现全面规模化应用，生物质能利用技术和核心装备技术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较成熟的商业化市场。

　　在具体的目标上，到2020年生物质锅炉供热每小时达到2万蒸吨;生物质固体燃料年利用量达到1000万标准煤;生物天然气达100亿立方米;生物质液体燃料总量将达600万吨，其中燃料乙醇是400万吨，生物柴油是200万吨;发电装机达1500万千瓦，其中垃圾发电是750万千瓦，农林废弃物是700万千瓦，沼气等生物燃气是50万千瓦。

　　任东明认为，“十三五”期间要想达到上述目标，必须要启动开展生物质供热替代城镇燃煤供热示范工程，推进生物天然气进入天然气市场，加快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热电联产改造工作，推进生物液体燃料推广和示范，加强产业管理服务体系建设。

发展生物质能面临诸多挑战

　　任东明表示，未来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在资源供给、技术选择、规划布局、市场分配、项目开发、监管服务运维体系、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不平衡。生物质资源总体分布不均，区域差异较大。农林生物质电厂争相开发资源条件优越地区，导致资源竞争加剧，项目布局缺乏统筹规划。有多数生物质发电项目在建设选址期间，并未统筹考虑热用户的位置和需求，未来生物质热电联产升级改造将受到缺乏用户的限制。垃圾焚烧发电在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推广较快，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推广难度较大。

　　二是生物质供热未纳入清洁能源范畴。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相关禁煤措施下，大多环保措施仅规定以天然气、燃油等清洁能源代替煤炭，没有将生物质能成型燃料明确作为清洁燃料，甚至将其视为和燃煤等同的污染源，导致生物质供热市场准入严重受阻，无法享受相关激励政策。

　　三是产业监督服务体系有待完善。生物质能产品、设备、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标准不健全，项目运行管理经验不足，检测认证体系建设滞后，缺乏市场监管和技术监督。生物质供热领域缺乏生物质成型燃料标准体系、生物质锅炉排放标准以及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同时，沼气工程质量监管体系较为薄弱，缺乏沼气工程运营或服务支持的产业，影响了沼气工程质量和生产效率。

　　四是政策保障体系有待加强。生物质能在各领域中，除了生物质发电的补贴相对完善外，生物质供热、生物质燃气、生物质液体燃料在补贴机制、税收减免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各管理部门间的管理标准规范和相关行业管理政策有待统筹协调。

加强顶层设计成众望所归

　　许多企业和相关单位在生物质能的发展中多少都遇到了一些阻碍，专家表示，我国生物质能若要产业化发展，亟待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顶层设计。做到系统规划，搭建良好的政策体系成众望所归。

　　对此，任东明也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制定生物质能开发利用规划。将生物质能纳入国家能源管理体系，各省市要将生物质能开发利用作为能源大战规划的重要发展指标，明确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中生物质比重目标。将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纳入本地区能源规划，编制生物能源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指导本地区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深入研究分析本地区的生物质资源特点，加强生物质能源项目建设管理，合理进行生物质能源开发和利用布局，保持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有序进行。

　　二是加强生物质能市场准入保障。依据《可再生能源法》，落实保障性收购生物质能政策。研究有关强制市场准入的规范和标准，包括产品质量标准收购价格及价格分摊机制、支付程序等，制定对违反保障性收购的企业建立惩罚机制。明确热网企业必须优先全额收购符合标准的生物质能热力，天然气管网企业必须优先全额收购符合标准的生物燃气，成品油供应企业必须优先全额收购符合标准的生物质液体燃料。

　　三是加强资源供给保障体系建设。因地制宜，结合生态建设和保护环境的要求，培育种植适宜的能源作物和能源植物，建设生物质能原料基地。适应各区域不同情况，支持企业探索建立生物质能原料收集体系，优化生物质能源垃圾分类，加大国内能源废弃物和林业废弃物资源普查力度，加强林业三剩物、农作物资源调查。科学分析发展生物质能各领域资源量，提高生物质能资源保障程度，鼓励生物质原料收储运专业化发展。研究制定生物质原料物流支付政策。

　　四是完善财税激励政策。鼓励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对生物质能生产企业实行加速折旧和所得税适当减免政策。对生物燃气产业和生物液体燃料产业实行前端建设投资补贴与终端产品补贴相结合的政策，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健全生物质电联产项目的热力和电力价格政策。对生物质能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建设内容，给予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建立生物质能优先融资平台，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生物质能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广泛吸收商业资本进入生物质能产业。

　　五是加强监管体系建设。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生物质能源项目建设和运营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和安全，加强标准认证管理，做好环保监管工作，建立生物质能行业监测平台和服务体系。加强工程咨询、技术服务等产业能力建设，支撑生物质能产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在新世纪必将面临能源安全、能源经济与能源环境的双重压力，积极开发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就成为我国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图为大唐邓州生物质能热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