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与诗教

礼乐是上古社会调节天人关系的重要制度。殷代的礼乐主要是敬天祀神，周承殷制，沿袭礼乐制度，然而内容却有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不再把命运交给天神，正如郑子产所说的，“天道远，人道迩”。据考证，所谓“诗三百”是创作于西周至春秋以前的乐歌，今本《诗经》中对于上天的否定，如“悠悠苍天，何其有常”（《鸨羽》），“天命靡常”（《文王》），正反映了这种变化；到了春秋时代，孔子更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于是礼乐主要是祭祖尊王。在祭祖尊王的西周、东周礼乐时代，音乐、诗歌、舞蹈，乃至美术，都隶属于“乐”，“诗”并没有独立的身份。春秋时期，吴公子季札聘鲁时的“观乐”，孔子自卫反鲁时的“正乐”，都说明诗乐判然分立。日本青木正儿《自诗教发展之径路见疑于采诗之官》一文指出：在西周仅有乐教而无诗教，及春秋赋《诗》之风盛行而诗教渐行萌芽，至战国时代而诗教已完成。文中又将诗乐演变分为三个时期：乐主诗从时期，乐诗分歧期，诗教定础期。（见柳存仁《上古秦汉文学史》）青木正儿的说法，大抵符合诗乐演变的实际，春秋以前，是乐主诗从的乐教时期，春秋赋诗是乐诗分歧的诗教萌芽时期，战国引诗说诗是诗教确立时期。先秦的所谓“诗三百”，是没有诗歌观念时代的诗歌，是没有文学观念时代的文学，从乐教演化到诗教，只是从政治性的礼乐，转化到学术性的经学，而非后来的杂文学，更非现代的纯文学。

春秋赋诗，或唱诗，或诵诗，是外交会盟或宴享的保留节目，所赋之诗大都选自所谓“诗三百”（即《诗经》前身），而且要求一定得切合某种意图或场景。这实际是借前人的诗句，来说自己的话。原诗的内容被改造了，被发挥了。《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引卢蒲癸的话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由于赋诗之风的盛行，诗的地位被提高了。季札观乐，对各地的乐和诗作了简要的评论，如观周乐《周南》、《召南》，评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这种评论把乐曲和诗意结合起来，诗的内容被突出了。孔子编诗的说法受到质疑，然而“正乐”却是“夫子自道”的；他在教导门生时，经常引诗，还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诗的功能被强调了。就在这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诗教萌芽了。早期显学孔墨开引诗说诗之风，其后诸子百家几乎无不引诗说事，托诗说理，诗也逐渐脱离音乐，成为一门独立的诗学。到了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诗大序》标明“六义”，提出“赋比兴”，所谓“诗教”才完全确立。孔子说：“诗可以兴”（《论语·阳货》），又说：“兴于诗”（《论语·泰伯》），其所谓“兴”，是指《诗》的功用，并非“六义”中的“兴”；墨子说：“辟（譬）也者，举也（他）物以明之也”（《墨子·小取》），是指一般的譬喻，也非“六义”中的“比”，所以比兴说诗，乃是“诗教”确立的重要标志。

《周礼·春官》云：“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又说：“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太师。”《周礼》成书不会太早，或略早于《诗大序》，所以“六诗”未尽脱离音乐，而“六义”则全就诗立说。不过，即便全就诗立说，也还是带着乐教时代的蜕变痕迹，风、雅、颂三义，便是乐教的“蛇蜕”。新编《辞源》说：“风是各国的民歌；雅是周王朝王都的歌；颂是庙堂祭祀的乐章。”这是根据乐教时代新解的现代演绎，严格说来，也是一种新的附会。据考证，这三义都来源于音乐，雅、颂出于音乐，前人已经考证过，这里不去说了；风和音乐的关系，可不是什么“民歌”，而是一种乐器。我在《说南与风》（发表在《文学遗产》）和《南风辨说》（发表在《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两篇文章中论证过，“风”是“南”的假借字，而“南”，乃是上古时代的一种乐器，所以有所谓“以雅以南”（《诗经》），又有所谓“胥鼓南”（《礼记》）。风雅颂出于音乐，说来话长，和本题无关，就此打住。赋、比、兴三义则是诗教时代提出来的新概念，这三义不只是对于“诗三百”作法的总结，也是对于赋诗、引诗、说诗经验的归纳，可以说是最早的诗学理论。

关于赋、比、兴三义的解读，各家不尽一致，却是大同小异，大都是就诗法而言。南宋朱熹《诗集传》是这样解释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新编《辞源》也说：“赋是铺叙其事；比是指物譬喻；兴是借物以起兴，是诗歌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所说基本意思差不多，简言之，赋是描写，比是譬喻，兴是烘托。分而言之，似乎很清楚，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却常混合在一起，设譬的事物，需加以描写；烘托的景物也常带喻意，所以往往是比而赋，兴而比，纠缠不清，这里的关键词是“比”，即以象寓意。兴是以象托意，有时兼寓意，于是经常连称“比兴”。作为诗教的比兴观念是春秋战国时代实践理性的产物，是先秦哲学思想在诗歌领域中的反映。

春秋战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思想十分活跃，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实践理性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墨子提出“察类”、“明故”的概念，才使思辨哲学由孔子的“反省判断”，发展到“必然判断”，影响极其深远，正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说的：“墨子有了‘类’概念以把握事物的连续性，有了‘故’概念以探求事物的因果性，这样就在中国逻辑史上占有划时代的重大地位。”中国人的思辨方式，中国人的文化特点，乃至中国人的文字表意，都善于以形而下之象，达形而上之旨，由形象到抽象，以抽象带形象，这种形象化的抽象模式，无处不隐现出墨子“类”概念的胎记。《墨子·大取》说：“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比类解《易》，比兴说《诗》，可以说是这种类比思辨的典型事例。《易·系辞》说：“立象以尽意”，“近取诸身，远取于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比类万物之情”。解《易》以象尽意，说《诗》以象达情，都属于类比联想的思维。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陈骙《文则》也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形象化的抽象，产生于实践理性时代，并成为中华民族思维模式的显著特征，在解《易》说《诗》中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诸子散文，乃至而后的各代各种文学当中，包括戏曲和小说等等。有些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这种感性中包含理性的思维特性，妄称中国人没有抽象思维，甚至有些中国人也自我菲薄，说我们没有逻辑思维能力。这是极大的误解。黑格尔不懂汉语汉字，妄加鄙薄，以为不宜思辨，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论易之三名”就加以驳斥，说他“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形音义相结合的会意汉字流行数千年，而且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无穷生命力，正好证明了我们这种形象化的抽象、感性化的理性的思维模式，足以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罗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