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同学五周之内第三只游戏机被上缴到我这里时，那天他的家长也正因为他抄袭数学作业被“请”到了学校。当我问道：“不是说严格控制他的零用钱了吗？他又不知从哪弄来的钱买来了只游戏机。”他的母亲一脸困惑，连连叹气，他的父亲更是激动地点了根烟，走到了操场上，打了电话一个劲地跟我说：“上来难为情啊！简直被他气死了！” 半小时后，他的父母和我一起来到了本校他们比较熟的一位老师的办公室里。几个人一番交谈之后，大家都表示对他深感失望。叫了同学过来，先由我神情严肃地再把他近来的表现陈述一遍，期间他的父母和边上的老师插入几句批评，他始终低着头，眼神愣愣地盯着地面；后来由他的母亲带着叹息声，将他批评了一通，之间她还推了他几把，说到动情之处道：“不如给我回家算了。”母亲有点哭腔了，他的头偏向走廊那边，眼神中仍是呆滞、懊恼，没有出声——自始至终，他都没说一句话，甚至在我们问他问题时。 第二天，他的一切照旧。 那次“轰炸式”的谈话之后，有位老师和他进行了一次温和的谈话。之后，也看得出来，他在克制自己，有两周没闹出过问题。然而，正在我为他窃喜时，任课老师来了，说是他的课后作业弄虚作假，班里几个班干部来了，说：“老师，你不知道，他在老师面前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有一天，他寝室一个同学来了，带来了一只价格不菲的有游戏功能的学习机：“老师，这可能是Q同学的，一周前他丢了一只，又不敢向您汇报。可能是谁借了，今天又还到我们寝室了。”我收下了它，在班队课时叫学生认领，好几个同学惊叫：“可能是Q的，他丢了一只。”我这时心里已经有数，但还是问了他一句：“是你的吗？”他坚决地说：“不是！”并拼命地向周围说“是他的”的同学申辩。 尽管同学们都知道了真相，他还是希望在老师面前能隐瞒。我珍惜了这次“隐瞒”，或者说我还没找到应对的措施，于是我说：“那我收起来了，等失主来认领吧。”我偷窥到他一脸轻松。 之后，Q的表现可以说没有改变，依旧要抄作业，依旧在老师面前和背后说的话、做的事不一致。我也一直没想好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直到3周后我安排班主任工作时才将和他的谈话提到了工作日程上。那周我的嗓子不好，人的身体状况也一直不好，直到周五快要放学了，我才勉强将他叫了上来。也许是身体虚弱的人讲话也特别温和，那天我将他叫来时，一只手搭着他的肩膀，和他聊着，Q不断地侧过脸来看我的表情，神色中有份“诚惶诚恐”，不知为何，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心酸——“这就是我们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么？” 我那时就给了自己一个任务：“今天的谈话就是要让他一身轻松地回教室。”我让他坐在我边上之后，第一句就问他：“是不是觉得‘老师叫我一定出了什么事了’？”他点头，我说：“什么事也没有，只是很久没和你谈过话了，想听你谈谈最近班里有没有什么对你而言是新鲜的事。”孩子这才半信半疑地开始一点一点谈了一些班里的事。最后快上课了，我将他送出办公室，顺便嘱咐了一句：“近来各科难度有所增大，自己要多花心思啊。” 那天的谈话可以说没有达到任何预期的目标，但谈完之后我却隐约有种成就感。 两个月后，我将那只有游戏功能的学习机拿到了他寝室，什么都没问，只说了句：“这个还给你！”Q只是一怔，随即缓过神来，接过，报以尴尬而又会心的一笑，将它藏了起来。 当时我也没想过自己这次谈话能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慢慢地我发现从这次谈话之后，他竟然尽力地在我面前好好表现了，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好几周的学习计划都订得非常认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的一次突击检查中，他的计划是全班最好的之一），就连他原本最薄弱的、我教的这门课也有所起色。 尽管任课老师还是偶尔会向我汇报一些他的某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我还是决定从班主任的角度将其“搁浅”。因为毕竟他已比先前好了许多，毕竟他目前还有一个愿意去努力的方向。等到他彻底信任这个老师了，再一点点进行教育不是更好吗？ （作者浙江省富阳市永兴中学，本文刊载于《教育参考》2007年10月号，版权所有，更多内容，请参见杂志。）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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