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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霍阳碑》 在北魏石刻中，除《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张猛龙碑》等趋近于方笔的“洛阳体”之外，尚有以圆笔著称于世者。其点画浑深圆厚，少露圭角而劲力内蕴，行笔苍茫宕逸，篆籀气十足，若老树枯藤。《石门铭》《郑文公碑》以及南朝的《瘞鹤铭》即属此类，且尤受晚清何绍基、康有为等人的推崇。其原因在于此类碑刻与篆隶古法相承续，气脉通畅而有苍涩感，藏锋含蓄，正所谓“君子藏器，含而不露”也。 山西省临晋县的《霍阳碑》即以圆笔风貌闻名于世。惜出土于民国初年，地处偏隅，碑面也较为漫漶，未见于前代著录，以致在当代学界所受关注不多，且对其褒贬不一。祝嘉先生对此碑推崇备至，在《霍阳碑研究》一文中赞曰：“古朴若《嵩高灵庙》，奇逸若《石门铭》，精丽若《灵庙碑阴》，茂密若《张猛龙》，绵丽若《郑文公》，可谓集诸碑之大成，真神品也。”而杨震方却在《碑帖叙录》中持相反的态度，言其“书法学北碑而粗俗已甚。多构别体，而乏乏古雅”，断为伪刻。 客观地讲，此碑与上述名碑相较，在结字和笔势上存在明显的视觉差异。尤其在竖钩和捺脚的处理上，有鼓努为力之嫌。“归”“焕”“爵”等字写法奇特，于其他碑志中似也难寻。当然，这种“碑别字”现象的产生是由北朝特殊的文化环境造成的，大体而言是对“正字”记忆不准确从而“笔误”的结果。这一时期的文字较为混乱。但同一字写法的差异在不经意间打破了原来的标准模式，笔画的增删、移位乃至结构上的调整都为不同的作品赋予了不同的“表情”，并成为其重要的“符号特征”。 毋庸置疑，《霍阳碑》在魏碑中是有其独特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点画生拙且恣肆多变。笔法是表现作品神采与格调高下的重要方式。此碑以圆势胜，并在起收笔及挑钩处适当地增加笔锋的提按幅度来表现锋芒，显得粗犷雄肆。折笔则裹毫迟运，于顿挫中现强悍之筋骨。第二，结体近隶，茂密奇崛。与“洛阳体”的斜画紧结比较，中宫相对宽松也是此碑的特点。如“忠”字的上部，横画尽量向左右两侧拉伸，突出框内的空白，“心”部的卧钩蜷缩其下，并增加钩的长度来弥补字中部的空当，底部接近水平，再以左右两个点调节字势，可谓持重而不失生动。其多数横画微微上扬，不作夸张的欹斜之势，甚至有的点画略向右下行。“寻”“持”二字的挑钩向左平拉之后以圆势婉转上挑，收笔自然停蓄，这都是隶书遗意的具体体现。 由于《霍阳碑》是在篆隶笔意的基础上兼具北魏楷书体势，所以不太适合初学者涉猎。要想更好地把握原碑精神，最好是在具备一定篆隶书的功底之后再临习。而笔法的参悟尤为关键。反之，则有可能怪诞荒率，流于表面。或许这也是当代学书者中少有以习此碑而名世的重要原因吧。 来源：《中国书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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