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黄金大劫案：18年后侦破的“悬案”

邓超越梦想 201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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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江西苏区向上海临时中央紧急支援的“特别经费”——120两黄金，在转运途中连同负责解运的地下交通员一起神秘消失。艰难时局之下，这起巨额经费失踪案不了了之。直到18年之后，才得以侦破。

苏区支持中央12根金条

　　1931年，顾顺章叛变。他被称为“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在叛变后向国民党供述了大量中共的机密，导致不少中共地下党员纷纷暴露被捕，幸存的党员也有许多负了伤。给受伤的同志看病需要钱，疏通关系营救被捕同志也需要钱……在上海滩，没钱是寸步难行的。

　　而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这样，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这两条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

　　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给予拨款。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120两（注：十六两制老秤）。这120两黄金，实际上是在以往战斗中收缴的金戒指、金耳环等金饰，它们被熔铸成12根金条，每根金条10两。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为了确保这批金条能安全送到上海，苏区党组织想出了奇招。林伯渠制作了一个难以被伪造的老棋子，上面有他亲笔书写的一个“快”字。他将棋子切成七瓣，七名负责押运的交通员每人各持一瓣。七名交通员分别负责不同的路段，在交接的时候，要验查自己下线手中的棋子与自己的是否吻合。

　　除此之外，每个交通员的上级都会交给他一套钥匙和锁，但是，锁和钥匙并不配套。在交接的时候，只有下线手中的钥匙，才能开上线手中的这把锁，验明身份，金条才会顺利交接给下线。

　　金条锁在一个小小的铜盒子里面，七个交通员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样一来，只要这个棋子再次凑成完整的一个，也就意味着运送黄金的任务顺利完成了。

巨额黄金不翼而飞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

　　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才意识到出问题了。

　　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林伯渠鉴定是否是原件，林伯渠发现，“快”字的最后一笔一捺，没有送到苏区。这就意味着，特别经费没能送到上海，而且是出在最后一个环节。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

　　接下来，反“围剿”、长征、抗战、内战风起云涌，这起发生在1931年冬的案件暂时湮没在了纷纭变幻的革命大潮当中，但它却从未远离几位当事人的心头……

新中国成立后重启调查

　　1949年11月下旬，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悬案进行调查。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分发给了华东局，华东经研究决定，责成上海市公安局负责调查。

　　同时下达给上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为“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当年的黄金大劫案，差错出在最后上海那段路程，最后一名交通员神秘失踪了，他所携带的黄金也不知所终。是这名交通员在黄金的诱惑下背叛了党组织吗？他带着黄金究竟去了哪里？

　　“悬办”的四名侦查员不辞辛苦，找到了当年运送黄金的6名交通员。第六名交通员在一家竹行工作，在侦查员的询问下，他详细回忆了与第七名交通员交接时的场景。他说：“我到了松江以后，住在一个叫汉源的旅馆里，我刚入住没多久，就出来想等这个下线，结果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黑裤子、戴着黑帽子而且还揣着手杖的人，进来就问那掌柜的，说杭州口音来的客人住在哪间屋（注：第六个交通员是由杭州送往松江），老板说我就是。”两人进屋对完暗语之后，看了棋子，用钥匙开了锁，第六个交通员也就放心把铜箱子交给了那个人。

　　“悬办”侦查员听到这些线索，迅速找到当年的旅馆老板，可是在询问后得知，第七个交通员当时并没有入住旅馆。那么，他当时到底住在了哪里？

　　就在“悬办”四名侦查员陷入困境之时，案件出现了新的转机。

消失的第七个交通员

　　原来，18年前，松江这个地方有一个保安团，保安团有一个招待所，大概有50个床位。这些床位只有在营长签字的情况下才能入住。招待所对内营业，但也接受社会旅客。侦查员调阅了1931年12月3日的住客名单，发现当天晚上只有一个姓梁的人在此居住，身份是上海来松江采购药品的医工。

　　找到当年那家药店的魏老板，魏老板表示，这个梁某某在自己店里工作多年，却在18年前突然领着全家一起消失了。所有条件都吻合，这个梁某某就是18年前失踪的第七个交通员！

　　通过当地公安局的协助，侦查员找到了已经改了名字的梁某某。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带着黄金失踪的梁某某，竟然过得十分窘迫，看上去很是寒酸。

　　梁某某供述，18年前，他带着铜箱子到了上海，准备把箱子交给组织。刚下码头，有辆黄包车主动拉客，他就坐了上去。在上坡的时候，有两个人帮忙推黄包车，然后，他就突然感到头昏，不省人事。

　　等到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身处于一个旅社之内，铜箱子也不见了。他心知不妙，一定是着了别人的道，箱子不见了，无法向组织交代，索性跑了算了。

　　为了以防万一，他让旅社老板给他写了个证明，证明他是不省人事被人拖进旅社的，以免日后组织找到了他问罪。之后，他就带着一家老小悄悄离开了。

　　侦查员们面面相觑：梁某某所言当真，但事到如今，该上哪里去找那三个劫走黄金的人呢?

真凶最终落网

　　这样，目光就该转向18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发生于曹家渡桥头的巨案了。经过梁某某自己的分析与侦查员们的研究，认为此案乃系街头流氓自行为之，而非敌人或帮派蓄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