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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知识科普】1933年时称“中国电影年”

 红豆居士 2016-12-21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上海著名的《影戏杂志》收到了数百封观众来信,要求制片公司拍摄反映时代内容的电影。人们终于对充斥在银幕上的武侠片、神怪片、恋爱片,变得忍无可忍。而一年前,联华公司的创办人罗明佑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文章(《编制〈故都春梦〉宣言》),直率地阐明组建新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贯彻与当时电影趣味主义相对立的新主张:普及社会教育、对抗外片垄断、提高艺术道德、尊重演员人格。这家在意气风发中诞生的新公司,专门将它的厂标设计为一只救生圈,隐喻挽救中国影业的壮志雄心。

 
   当百姓对社会现实的诉求高涨起来的时候,上海各制片公司相继感到了隐形的压力,为了改变窘境,四处网罗新鲜的艺术血液。明星公司“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向夏衍、钱杏邨、郑伯奇三名新文艺工作者发出了邀请,自此,一批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立场和身份的左翼文化精英,带着唤醒民众的普罗米修斯火种,走入电影时空,掀动了中国电影整体艺术的激变。以1933年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为标志,一直持续到1937年,这场反映底层真实触感、倡导积极社会理想的新兴电影运动,从根本上扭转了“神怪迷信凶恶打杀之国片作风”(罗明佑语)。

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它是一个群众性组织,团结了电影界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如郑正秋、孙瑜、洪深、田汉、夏衍等。它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为指导思想,为电影创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号召电影界人士共同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努力探寻中国电影的创新之路。它的成立,标志着“新兴电影运动”正式全面展开。

 1932年,夏衍等人应邀加入明星公司,阳翰笙、王莹、沈西苓等一批左翼文化人也陆续以编剧、演员、美工师的身份进入各制片公司。以夏衍为首的这批电影人,很快便对整个电影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兴电影运动在1933年迅速崛起,并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制片业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许多影片公司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制片方针,从单纯追求商业利润转变为服从现实需要,注重维护民族利益、关心国家命运,表达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左翼作家的介入,给困顿中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清新细致的人文气息,放进了一颗真正跳动的活着的灵魂。从《狂流》、《春蚕》、《铁板红泪录》、《盐潮》一直到《上海24小时》、《小玩意》、《姊妹花》等一大批左翼进步电影几乎同时登上银幕,在观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主题和内容的新鲜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新兴电影不仅赢得了舆论的好感,而且迎来了久违的可观票房,观众对国产片的热度超过了进口片,剧作家洪深回头打量1933年时,称其为“中国电影年”。

《狂流》


《春蚕》


《铁板红泪录》

《上海24小时》
《小玩意》
《姊妹花》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有了正面诉说的窗口。吴永刚编导、一代名伶阮玲玉主演的影片《神女》(1934年),刻画了一个贫苦妓女兼伟大母亲双重的人格,在都市生存边缘线上屈辱徘徊又不失自尊的阮嫂,为了使孩子上学,不惜一切代价,一次次搬家,凭辛苦挣钱,最后因失手打死了夺走她全部希望的流氓章老大而锒铛入狱。影片展示了她既为生存而挣扎,又为灵魂而挣扎的痛苦,显示了人道主义的深度,被誉为“灵魂的写实主义”。

 
   这部中国电影的巅峰之作,半个世纪后重新面世,让世界影坛惊讶不已。美工出身的吴永刚,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娴熟简约的电影造型,直到今天仍然是当今电影最前卫的技巧,从章老大胯下透视拍摄的阮嫂母子畏缩在一起的画面构图,表现了一种压迫与被压迫者的不平衡关系,而直接拍摄阮嫂举起酒瓶砸向镜头,变幻成章老大的主观视角,对银幕前的观众,极具现代感的情绪爆发力。这部电影悲悯但并不流于哀伤,影片有一段上学的儿子教母亲做操的场景,儿子一板一眼地教,母亲亦步亦趋地学,展现了一幅天堂般的画面。影片结尾,这位高尚的母亲叮嘱前来探视的老校长,孩子长大后不要告诉他母亲的身世,让他彻底把她忘掉。影片从底层人的身上发掘出超越卑贱的力量,触动了人类向往富于尊严的生活的普世情结。

 
   同样,这个时期出现的另一部影片,让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发出疑为天人的感叹:“谁要是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以为这部电影直接受到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这部风格独特的典型中国式电影,以清新自然的喜剧形式,反映了小号手、歌女、失业者、理发师等组成的低贱的群体,于苦难泥沼中活脱绽放的真善美。非戏剧化的散点结构,富有那个时代罕见的现代电影韵味。

 
      新兴电影运动,催生了上个世纪40年代民族电影的全面成熟,锻造出蔡楚生的社会史诗巨片《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费穆的再现中国人精神生活本质的恒世精品《小城之春》(1948年)。沈浮在推出抚慰人心的不朽名作《万家灯火》(1948年)之际,提出的电影的音乐性理论,是世界级电影大师伯格曼60年代、塔尔科夫70年代才意识到的概念。我们没有遗憾,中国民族电影凭借思想的激情和感动,曾经创造了堪与世界比肩的艺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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