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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释之为学，肇始于解经。清顾炎武《日知録·十三经注疏》说:“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书》则孔安国传，《诗》则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孟子》则赵岐注，皆汉人；《易》则王弼注，魏人；《系辞》则韩康伯注，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谷梁》则范宁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其后群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注释”连读而成为术语，则见于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说:
《诗》云:“参差荇菜。”《尔雅》云:“荇，接余也。”字或为莕。先儒解释皆云水草，圆叶细茎，随水浅深。今是水悉有之，黄花似莼，江南俗亦呼为猪莼，或呼为荇菜。刘芳具有注释。
按，刘芳乃北魏人，着有《毛诗笺义证》，见《魏书·刘芳传》及《隋书·经籍志》。
二、注释的目的在于诠释古籍，而其最高境界乃是追寻原意，求契作者之初心。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说:
是故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
今人傅庚生在《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上海书店1989年新1版）中也说:
欣赏文学，舍精研更莫由也。研之精则悟之深，悟之深则味之永，味之永则神相契，神相契则意相通，意相通则诂之达矣。
此谓注释的出发点与归宿，就是与作者神契意通。
三、注释在古代可以统称为“训诂”，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专门术语。大抵汉代以前，学贵专门，讲究师承，注释遂多墨守家法，故谓之“传”（如《诗毛氏传》)、“说”（如《老子傅氏经说》）、“训”（如《春秋释训》）、“微”（如《左氏微》）、“故”（如《仓颉故》）、“解”（如《礼记略解》）、“笺”（如《毛诗笺音证》）、“章句”（如《公羊章句》）、“正义”（如《周易正义》），皆不出一家之言。而魏晋迄于唐，乃有荟粹众说的“集解”（如《论语集解》)、“义疏”（如《论语义疏》）出现。及至宋代，其体例又大变，注释不惟不拘家法和成规，而且往往推翻旧说，独抒己见。如清李兆洛所说:
治经之途有二：一曰专家，确守一师之法，尺寸不敢违越，唐以前诸儒类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后诸儒类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专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心得是也。能守专家者，莫如郑氏康成，而其于经也，泛滥博涉，彼此通会，故能集一代之长。能发心得者，莫如朱子，而其于经也，搜采众说，惟是之从，故能为百世之宗。（《养一斋文集》卷三《诒经堂续经解序》）
这里字面上是讲“治经”，实际上则是在说历代的注释。当今通行的注释体例即属于“心得”之学，是宋人“搜采众说，惟是之从”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四、注释是当今古籍整理工作中最为通行的一种整理方式。注释在整理过程中所承担的任务，就是构筑沟通古今的桥梁。其着力点不外两条，首先是扫除阅读古籍中的语言障碍，其次则是准确地诠释古籍原意。具体说来，可以将其工作内容细化为四个方面:⑴校正文字；⑵解字注音；⑶阐释典故；⑷解析文意。例如，曹础基的《庄子浅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其前言对自己的注释工作有如下表述:
(一)本书中的《庄子》原文，以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七月版的《庄子集释》（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为底本，参阅其他，择善而从。凡于底本有所改动者，必在注中加以说明。
(二)每篇篇首有“说明”，概括该篇中心，指出其中的主要问题；每段之后有段意说明，而且必要时稍加评点。
(三)由于《庄子》文章义理玄虚，故除了对生字难词注明音义外，有些句子还根据上下文意略加串解。
(四)《庄子》的核心在内篇，故评注时内篇稍详，而外杂篇偏略。
既谦称“浅注”，可见是要做成面向大众的通俗读本，即便如此，有关注释的四项基本要求，一项也不可少。
五、在当今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注释所采用的体例往往繁简不一，因书而异。读者面较广的古籍，整理时通常采用简注的方式。简注的鲜明特点是出注略少，注释用语亦简短浅白，直截了当，而且注释侧重于解释语词，至于较为疑难的典故、名物，乃至本事考订之类，一般并不作引证和考辨。不妨仍以?庄子浅注?为例，如《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曹书止有五条注，如谓“喻，晓，觉得”、“适志，得意”之类，简洁明了，即令较难懂的“蘧蘧然”，也止注为： 惊疑的样子。梦醒之后，想到自己又是庄周，故感到惊奇而又可疑。 而同样是这三个字，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的注却是:
蘧蘧，徐音渠，又其虑反。李云:有形貌。崔作据据，引《大宗师》云据然觉。
此中包括了徐、崔两家注，“蘧蘧”不但有不同的读音，而且有不同的写法和含义。曹、郭二者的注法有异，正说明二书在体例上有繁简之别。从《庄子浅注》一书还可以看到，注释中常伴有句子的串讲，数段之后又归纳其段落大意，这也是简注的特色所在。其好处是让读者能够通过其讲解直奔主题，不致为注释所牵累。
六、注释的又一种常用体例是详注。其特点是注释详明，内中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校勘和注释并重，先校后注；二是出注的范围广，举凡音义、典故、名物、本事、地理、职官等，无所不包，出注自然较多；三是注释往往征引书证，有时还进行必要的考辨。例如，赵仲邑的《新序详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其《前言》对于体例有七点说明：
(一)关于出处的标明，则书名篇名一般用全称。书名、篇名以及必须注明的卷数和编著者、注家的姓名，都尽量标明。
(二)注解如已见别章，也尽量予以省略。如认为有重复出现的必要，则往往注明见本书某篇某章某注。前后两条注解如果可以互相补充，也在其中一条内注明或在两条内分别注明。
(三)注中有解诂，有集证，有考释，有考辨，有校勘，有考异，有音读，为方便计，统称为注。
(四)注中的材料，有的是所根据的载籍的原文，有的是载籍原文的翻译或译述，有的是若干载籍原文综合的叙述或译述。
(五)校勘有两种：一种是《新序》各章中的文字，某字应作何字，止根据铁华馆校宋本、明程荣校本、《四部丛刊》本和湖北崇文书局刊本文字的异同，择善而从，一般不在注内标明。另一种是在这范围以外的校勘，如下断语，也止在注内注明应作或应该增删某字某某字，对《新序》各章中根据第一种校勘所确定下来的文字则一律不加改动。希望通过这两种做法，一方面能帮助读者阅读，一方面又能尽量保存宋本《新序》十卷原书的面目。
(六)校勘中所用的类书或古书中的注疏，其下止说“引”而没有说明引什么的，所引都指《新序》而言。
(七)考异的目的，是为的帮助读者了解故事的变动性。其次是为的帮助读者更准确地了解本书语句的含义。如《杂事》第一《昔者周舍事赵简子》章“令我”，《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八引作“教寡人”，虽不必据以校改，但可作为“令”即“教”之左证。又如《杂事》第二《庄辛谏楚襄王曰》章:“先生老欤？妄为楚国妖欤？”“妄”，《战国策·楚策四》作“将”，更可以证明“妄”应作“抑”解，作选择连词用。
上述七条已将详注所应包括的具体原则和做法胪列殆尽。
七、注释体例中堪称繁难的一种是集注，又称集释、集解、汇注等，其特点是集古今众说为一书，其间又时时有自己的按断。例如，王蘧常的《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卷首《编例》前四条说:
(一)本书以传録潘耒手钞本为底本，以其较潘耒初刻本（以下简称“潘刻本”）为完整，少避忌缺文。手钞本与潘刻本同为六卷，但起讫分卷不同；徐嘉?顾诗笺注?本，即据潘刻本，想以时代使然，但与潘刻本分卷亦不同（潘分作六卷，徐分作十七卷）。今分别于《诗目》中加按语说明，以清版本源流。
(二)本书分“汇校”与“汇注”两部分。先列“校文”，列于原诗之后，空半行，每校之间空一字接排；“注文”列于“校文”之后，空一行，每一注码提行，各注之间空一字；“蘧常案”另行，以清眉目。
(三)本书汇校所据本，有一、潘耒初刻本，二、幽光阁铅椠本，三、翁同龢秘本，四、孙诒让托名荀氏校本，五、孙氏别校本，六、吴校本，七、曹氏校本，八、汪辟疆校本，九、冒广生批本，十、陈氏校注稿本。止出校异文，称“某云”或“某案”。徐嘉《顾诗笺注》本与底本整句不同者，间出徐氏注文，以资参考。
(四)本书汇注所据本，以徐嘉《顾诗笺注》本为基础。原有顾氏自注，仍以小字注于正文原句之下（如“潘刻本”例)；汇注部分首列潘刻本“原注”，次列“徐注”，它注略按年次排列，曰“某注”；批注而不见成书或取各家之说者，用“某云”。据本有（按，以下列“全祖望批本”、“戴望注本”等计有八种之多，兹不具)。
凭此四条，应能看出汇注本在“校”（版本校勘）与“注”（前人旧注）两方面，皆求备求精，臻于极致。对于自己的新见解（补正旧注，提出新解），则以“蘧常案”的形式另行附于当句之后，新旧分明，相得益彰。
八、简注、详注、集注，此可谓注释的三大类型，就各自的典型特征而论，它们体例互别，不相混同。不过三者之间，除集注偏于荟萃数据、详考得失见长而外，简注和详注其实无法作出严格的区分。即如当前普遍称为“校注”、“校释”、“校笺”、“笺注”之类的注释本，其注释有详有略，间亦有所征引和考辨，大多介于简注和详注之间。将它们归属何种类型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看其体例是否符合注释的学术规范，至于其学术性质、读者对象倒是可以因书而异的。例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一本普及读物，中华书局1960年版为繁体字本，2007年新一版改排简体字，尤其符合其书整理的宗旨。虽说出于普及的目的，但其注释亦甚讲求学术规范。该书《例言》中说:
(一)《论语》的本文，古今学者作了极为详尽的校勘，但本书所择取的止是必须对通行本的文字加以订正的那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中，其有刊本足为依据的，便直接用那一刊本的文字；不然，仍用通行本的文字印出，止是在应加订正的原文之下用较小字体注出来。
(二)在注释中，著者所注意的是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的考证等等，依出现先后以阿拉伯数字为标记。
(三)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的考证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结论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为便于读者查究，有时注明出处，有时略举参考书籍，有时也稍加论证。
(四)字音词义的注释止限于生僻字、破读和易生歧义的地方，而且一般止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注音一般用汉语拼音，有时兼用直音法，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直音法力求避免古今音和土语方言的歧异。
《例言》原本共有十四条，这里仅择録其中相关的四条，由此已足以见出该书关于校勘和注释两方面的细密思考。可以说，即便是简约而通俗的注释，必要的校勘与考证也是不可或缺的。又如，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的《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此书虽非集注一体，但完全称得上是历代《楚辞》注释的集大成之作。这里就其体例说明摘引如下: (一)本书所注屈原辞二十五篇，是根据王逸《楚辞章句》所标明的屈原作品而定。二十五篇之中关于作者真伪争议较大的是《远游》、《卜居》、《渔父》。《远游》篇虽有疑点，但尚无确证可断其非屈原所作，《卜居》、《渔父》则显然不是屈原的作品。这里，仍依王逸所定，把这几篇列入《屈原集》中，并为作注。又，二十五篇之外的《招魂》篇，王逸认为是宋玉为招屈原之魂而作，近人多据司马迁说认为是屈原的作品，并认为篇中所招的是楚怀王之魂。这里也仍依王逸之说，不予作注。各篇的先后顺序，也与《楚辞章句》同。有不同的意见，则于题解或有关注释中说明。
(二)本书采用的底本是《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楚辞补注》，同时参校了宋端平本《楚辞集注》、明隆庆间芙蓉馆本《楚辞章句》、明万历十四年冯绍祖观妙斋刊《楚辞章句》本以及清嘉庆间胡克家覆刻宋淳熙本李善注《文选》、《四部丛刊》本六臣注《文选》、《知不足斋丛书》本宋钱杲之《离骚集传》。凡底本之误字、缺字以及其他讹误，均于校记中注明，不改底本。
(三)本书校勘征引异文，以洪兴祖《补注》、朱熹《集注》为主。洪氏曾多方搜罗《楚辞》版本，作了精密、系统的校勘，因此保存在《补注》中的文字考异材料很有参考价值，既有助于了解各本《楚辞》的文字异同，也便于人们参证比较，作出近是的解释。朱注中征引异文，除过録洪氏《考异》之外，亦有所增益。两相比勘，颇有助于校勘考证。所以凡二书所引异文，皆録于校记之中，并略加考辩。其他书籍和前贤之说，凡有可参者亦皆引録之。
(四)本书于正文之前均有解题，说明各篇的篇题命意、创作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对某些疑问或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考辩。
(五)本书注释包括语词的解释、典故用事的说明和史事的考证等内容。注释力求详备、准确，尽量不留难点。除表达我们的意见之外，对于有分歧的字词章句，还介绍了多种不同的解释，以供读者参考。词语的解释不避重复，但同一篇中意义相同的词语一般止注一次。生僻的字词，用汉语拼音和同音汉字注音，注音根据《辞源》和《辞海》。引文必注书名，但王逸、洪兴祖、朱熹等人之说由于各篇都引用较多，则于各篇初见时注出书名，再出则省。凡引文有删节省略之处，则用删节号标出。
(六)注中对原作的大部分句子，基本上以两句或四句为单位作了串讲，其中标明“以上二句说”的，大体上是直译；标明“以上二句意思是”的，大体是意译；另外有一小部分句子由于理解有异，或者译文不能充分反映作者用意，我们则在串讲之后又按照不同的理解再作串讲，或者在串讲之外又用一些文字解释作者用意。 《屈原集校注?的学术性很强，故其体例中涉及到以何为底本，如何进行文字校勘，如何吸纳前人注释成果，如何融会贯通而出以新意等诸多问题，条分缕析，滴水不漏。
九、以学术性为主要诉求的注释中，还有一种笺注体别具特色。例如，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因为注者是史学家，故在讲求底本、校勘之外，尤为重视作品编年，对于注释则偏于征引典实、本事。今摘引《例言》数条以见其意： (一)兹编参考所及，范围虽广，而所偏重者则为宋元二代之史籍、文集、志乘、笔记之属。诸书中之记载，凡直接或间接足以考明辛氏友辈之事迹者，莫不尽量搜采。
(二)兹编之注释，唯以征举典实为重。其在词藻方面，则融经铸史、驱遣自如，原为辛词胜场之一，故凡其确为脱意前人或神化古句者，亦皆为之寻根抉原，注明出典；至如字句之训诂以及单词词组之偶与古合者，均略而不注。
(三)明悉典实则词中之涵义自见，揆度本事则作者之宅心可知。越此而往，举凡凿空无据之词，游离寡要之说，所谓“祇谓搅心，胡为析理”者，兹编概不阑入。宁冒释事忘意之讥，庶免或臆或固之失。 又如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7年版），其《前言》中说:
本书用涵芬楼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作为底本，校以唐写本（附影宋本后）、影印金泽文库所藏宋本（简称影宋本）、沈宝砚据传是楼藏宋椠本所作校语（简称沈校本）、明凌瀛初刻批点本（简称凌刻本）及王先谦思贤讲舍刻本（简称王刻本）。凡此诸本异文甚多，各种史书及类书所引也时有出入，只取其可以是正底本的，其明显错误或和文义无甚关系的皆不録。近人著作如沈剑知先生之札记及王利器先生之影宋本校记，亦曾涉猎，有所借资，并应志谢。引用诸家之说，皆注明出处，其中刘辰翁、刘应登、王世懋的评语，见于凌刻本；严复语取之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盛氏愚斋藏书《世说新语》眉批，全书仅寥寥数条。书中所用晋、宋常语与习见义有出入的以及名物之难晓者，辑为《世说新语词语浅释》，附于书后。
邓、徐二注皆以诠释典实、采集诸说为要义，“笺注”体也以此而与一般性的注释相区别。
十、注释的难点在注典故。典故的使用有显、晦之分，有时明引，有时暗用，有时略取语意，有时语意兼取，有时直用，有时化用（详请参考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年版)，注释前须仔细分辨。注释典故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既知其为典故，必当溯其源，了解其本事出处与含义；二是解释典故既要符合原始出处的含义，更要兼顾此处的确切用意。例如，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三册选入庾信?哀江南赋序?，其中“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①；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②”二句，注释如下:
① 这是说相如出使没有被骗，而自己却为西魏所欺。荆璧，即和氏璧，因楚人卞和得玉于楚国的荆山，所以称荆璧。睨柱，斜视着柱子。连城，相连的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得楚和氏璧，秦昭王听说后，愿以十五连城换和氏璧。赵王使蔺相如奉璧见秦王。相如见秦王无意偿赵城，于是诡称璧上有瑕，要指给秦王看。相如取回璧后说:“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说后就“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怕他摔碎了璧，于是向他道歉，并召有司案图指出所要给的十五城。 ② 这是说毛遂能订盟而自己却不能。载书，盟书。珠盘，用珠子装饰的盘子。珠盘是盟会时所用的。《周礼·天官·玉府》：“若合诸侯则共（供）珠盘（盘）玉敦。”《史记·平原君列传》载：平原君与楚合从，从早晨到中午，还没谈妥。毛遂按着宝剑迈几层台阶闯上堂去，责备楚王，楚王这才答应了。毛遂捧着铜盘和楚王歃血（饮血，藉以示信）而定合从之约。
此二注既揭示了典故的出处，又说明了用在此处的含义，考按古典与解释今意相辅而行，通俗易懂，这是注释的上佳境界。
十一、注释的另一个难点是注地名。注释地名既要考察历史的沿革，又要注意当代行政区划的变迁。考察历史沿革，可依据历史地理文献和相关工具书。历史地理文献，如正史中的地理志（《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等)、全国或地区性地理通志（《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华阳国志》、《清一统志》等)，以及地方志（《保定府志》、《清河县志》等)之类；地理工具书，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中国历史大词典》之《历史地理》分册等，皆属于重要的参考依据。注释地名的具体例证，如《古代汉语》第四册苏轼《新城道中》诗，有关“新城”的注释如下:
新城，在杭州西南，原是杭州的属县，现为富春县新登镇。作者知杭州时，曾于神宗熙宁六年（1073）巡行属县，在由富阳至新城的涂中写了这首诗。
此注既说明了新城原属杭州，苏轼时任知杭州，因为例行巡视而有新城之行，同时又确切指明新城即今天的新登镇，现已改属富春县。这样的地名注释，与原文的历史背景契合无间，相得益彰。
十二、古籍的注释是一项繁难细致的工作，注释者应有很好的学术素养，而进行注释时，则应保持谨严、客观的治学态度。好的注释，其首要标准是准确明了，符合原意，绝不可强不知以为知，穿凿附会，乃至曲解原意。至于注释的详略体例如何确定，解说所使用的语言是否通俗易懂，这一切当取决于本书主要读者对象的需求，其关键是量体裁衣，各取其宜。 节选自中华书局2016年11月出版《古籍整理释例》 古籍整理释例（增订本） 作者：许逸民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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