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家英相信一件事,绘画是心性的表达。孤独时刻,内心澄净,一打眼,形象映照到眼中,画者内心产生强烈或轻微的情绪触动,内心触动与过往积累相撞,诉诸笔尖,构成画面。 清冷的冬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何家英如约轻轻走来,步伐像个还未被世俗过多侵扰的青年人。 如果不是脸上的黑斑,丝毫看不出他已经马上就要60岁了。 他和年轻时一样清瘦。褪去围巾和外套,细致叠好,码在右手边的桌椅上。 他掏出一支自动毛笔,在送给我的画册上签字,一字一字慢慢写,一句一句慢慢说。工整、清俊,一如他的画。 何家英相信一件事,绘画是心性的表达。孤独时刻,内心澄净,一打眼,形象映照到眼中,画者内心产生强烈或轻微的情绪触动,内心触动与过往积累相撞,诉诸笔尖,构成画面。 在选择与表达的过程中,不同艺术家的抉择往往相异。他偏向那些婉约的伤感、清雅的少女和日常生活中的诗意。 关于秋季 艺术家大概都有过类似体验:当你格外诚恳,内心干净,便容易体验到那无名的感动,创作时,如有神助,上天会给你机会,赋予灵感和才华。 有些时候,何家英觉得,上天不再像过去那样青睐他了。现在的生活被过多琐事搅扰,他很少感到心情通畅,甚至有点恐慌,因为时光的流逝,令他倍感压力。偏偏他做事太较真儿,画画很慢,就更感到时间紧迫了。 上大学时,他是有名的快手,可现在却处于难产期。所幸的是,他还在进步,作品更加严谨、松动和含蓄。他不在乎画了多少,而在乎画得多好,所以这两年,他的写意画令人刮目相看。他不再靠上天的眷顾,而是靠自己的努力,靠后天的修养。 何家英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代表作也多诞生于当时。 作品《秋冥》被美术评论家王宏建认定为现在中国美术史、中国人物画历史上具备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如果拿一件作品来代表一个时代、用一件作品来评价美术家的话,《秋冥》无论从形式、形象到深层的内涵,完全给了我们新的感受。”王宏建认为,这件作品代表了何家英在中国工笔画里的最高成就。 《秋冥》 《秋冥》诞生于1991年。那时,何家英在天津美术学院任教,带领学生到河北张家口高寒地区的蔚县写生。每天,敞篷汽车接上他们,往山里开。一路上,紫蓝色的天空和路边摇曳的黄树叶形成迷人的色彩,树木哗啦啦地往后退,使他沉醉其中。这便是构思的最初情怀。 到了宽阔的山顶草甸,白桦树映衬着湛蓝的天。此时此景,列维坦的《白桦林》与这种感受发生了碰撞,《山居秋暝》中的诗句让他在冥冥之中与他的感受发生着不可名状的冥合,挥之不去。他终于以西方宗教穹顶式的构图,表现着少女与宇宙天体的对应关系。从上垂下的白桦树枝叶像思绪一样渗透进抱膝女孩,又弥散开,碰到穹顶反射回来,落在人的头上,弧线的圆心恰是女孩头上几乎挨着太阳穴的部分,这种视觉的、感性的表达,准确达到了科学的计算,真是一种天意呀! “意义”和“归属”就是这样被找到的,“人如果有点境界,一定会通过天跟你的心产生共鸣,一定会有某种情绪寄托于宇宙,你会产生联想,这就有了文化,你的心有了归属。”何家英说。 但让他最感怀的秋并非《秋冥》。 1982年,何家英在河北保定唐县齐家佐乡一个叫老姑村的地方搜集素材。正值秋季,收割完的庄稼地一片狼藉,但当他翻过一道山梁时,眼前突然出现一片红色的柿子林,林间散落着从地下拱出的大大小小的石头,一条映衬蓝天的小溪从柿子林中流过,他从眼前的景象中看出一种诗意,那是古诗中的意境“蓝涧白石出”。 何家英决定画一幅与秋天有关的画。他多次上太行山深入生活。隔年秋天,何家英去河北邯郸再度寻找素材,那时邯郸的叶子还没有红,还在繁茂之时。他眼巴巴等着叶子变红,凋落。然而,学校连发三封电报,催他回去上课,他只好恋恋不舍地回到天津。 画室的窗外,有几棵说不上名字的大树,叶子已经黄了,一天天飘落。这让他记挂起远在涉县的柿子林,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他所需要的凋零状态?然而他却无力再回到那里。他体会到时间流逝的无奈。那种怅惘的情绪弥漫着整个秋天,反而促进了他对秋天的惆怅。 画作中,置身柿子林的姑娘捡完柿子起身,将身子扭转过来。在松软的土地上,她的脚往外掰着陷入泥土之中。她长着一双单眼皮的眼睛,翘着厚厚的嘴唇,粗布衣服,一只手搁在胸前,这个下意识的动作犹如祈祷。 《十九秋》 作品名称《十九秋》,取自诗歌“苏武牧羊十九秋”。用数字作为画名是指经历了十八九个春秋的少女,正要步入人生另一阶段,她像是在为未来祈祷,脸上写着憧憬,又带着怅惘、迷茫,未来将如何?这真是个迷呀! 秋是何家英最喜欢的季节。它完全不同于春。春天给人的感觉是生机盎然的,画笔下的春天是美好的,但也往往是“欢快的、表面的、肤浅的”。秋天是生命的消逝,却是“博大而深沉的”。“只有北方人,年年经历秋天,才能懂得沧桑。” 何家英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经历过太多世事坎坷的人,因此不擅长描绘雄厚的悲剧。但让他触动的东西,往往带有悲剧性,是一些人平静生活里的那点波澜而引起的哀伤。 他玩味那些淡淡的怅惘和感伤情绪,觉得它们最富诗意。是美好食物甘甜之后的回味,带着点苦涩,婉约而饶有趣味。“如果我们仅仅把人画得甜甜的,那就很甜腻,我们之所以爱巧克力、咖啡、绿茶,是因为它们有点苦味,我们才怎么都不会腻,才会感受到它悠远的味道,是往心里头渗透。” 可入画的形象 何家英笔下人物多是女性。 “我画女性的时候是用我的心来认识的,所以我可以从女性身上发现不同寻常的美感”。 选择女性作为表达对象,是因为在何家英严重,女性在情感上最脆弱,她是敏感的、深情的,也容易流露于外表。女人的眼神,女人的动态,会以一种审美的状态呈现出来。这种审美的状态是可入画的。 何家英笔下的女性气质相仿,无论身份如何,总与世俗隔着点距离,带着些诗意。《孤叶》的模特是普通下岗女工,教育程度不高,他却从她呆滞的目光中找到画意,深感她骨感的额头、深凹的眼窝、平顺的双脚,都具备美的表现力。“我借用了她的外表,表达的却是自己的心性”。 《孤叶》 他无法忍受俗气,也不愿接纳肤浅。有过几幅作品,已经开始画了,画着画着,何家英觉得毫无意义,戛然而止。一次,他找来一位长得像古代仕女的女孩,让她跪在椅子上,双臂伏在桌子上,做看书状,他想把女孩设置在一个下国际象棋的场景。画着画着,他发现,这不过是一件轻松娱乐的作品,题材轻浮,缺乏内涵,停笔,没有再画下去。 时装模特也是不容易入画的。她们身材好,相貌标致,但“绝对画不出好画来”,因为她们普遍长着商业的脸和身材。与美术创作无关,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并非生活中的典型形象。艺术作品需要读者生活经验的共鸣。 什么是可入画的?他举了个例子,有些女孩是纯净的,不光是纯净,更是清雅的。这是其具有的气质。鼻梁挺拔,眼睛清澈,嘴唇透亮,正处青春,还未涉世过深,因此,她没有杂念,其形象洁净而雅正。没有人不被这种形象所感染。所以,这是艺术的典型形象中的一种类型。可写,可画,可歌,可颂。她必然是感人的。 重新发现人的价值 在一系列清雅的女性形象中,《街道主任》是个例外。画中描绘的中年妇女身体胖胖的,单眼皮,充满霸气。她处在最基层的领导岗位,是一个负责街道工作的大娘,她做了一些工作,但也很厉害、有权势。 《街道主任》 作品诞生于1981年。“文革”过后,“伤痕文学”影响文坛,影响蔓延至其他艺术领域,美术创作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愿望强烈,开始注重对人的真性情的描写。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资讯刺激了中国美术的发展,何家英不可避免地受到东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他意识到,当时中国绘画的写实还停留在概念写实上,不真切,更不深刻。西方人物画对人本身价值的发现,成为他突破阈限的参照。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看书看电影,就知道分成好人、坏人。总是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可没这么简单,人是很复杂的,人可能会有多面性。”父亲的话,影响到他后来对人物的认识。 因此,当时代将人重新拉回人的层面时,他有意寻找一个形象,一个心理复杂的人物形象。是个有个性、有思想、有感情、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既不丑化也不美化他,更不强行用阶级属性为他归类。他选择了儿时最熟悉的街道大娘。 画至半截,刚从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的汪国风路过何家英房间,见他画画,进来观看。何家英诚惶诚恐地请汪国风指教。汪国风一言不发,半晌,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对何家英说:“你画出了我们当代人想画却没有画出的东西。” 何家英忙问:“是什么东西?” “是形象,是活生生的人的形象。” 《街道主任》令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大为震惊。 同时代出现了许多批判现实、干预社会的艺术作品。何家英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一类。“有人要用画去干预社会,这其实太高估了艺术的作用”,他觉得绘画有其局限性,不能什么都去描述,尤其不能用来“发牢骚”。 问他,艺术的本质是什么?他说,不是抨击,也不是说教,是表达情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用审美高度滋养人心,“这根本不是靠一张画就得到什么启示的事,不是这样。” 他是克制的。美术评论家张晓凌在为何家英出版画册写的《化真为美》一文中写道:“在艺术创作生涯中,他从未在某个潮流中谋取一个位置以此获得名声,他的作品也丝毫未有随波逐流的痕迹。相反的是,在潮流汹涌而至的时候,除了本能的抵触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以反思的方式从中脱颖而出。” 1970年代的孤独 对何家英而言,绘画从一种蒙昧的信手涂鸦,变成有意识地学习绘画是从初中开始的。 在此之前,画画是天性使然。他从小喜欢画,但凡有个纸头,总要在上面画点东西,母亲加工服装时盛扣子的小纸盒也会成为他画画的材料。 四五岁时随母亲上街,在街上看到什么,何家英回家都要一一画出来,汽车、电车、马拉车尽收笔底。后来那种细腻的观察力在童年就已显现。一次,母亲说他画的不对,电车的连杆是弓形的,他却画了两个小辫。他辩解:有轨电车的连杆是弓子,无轨电车的就是两个小辫子。 在中学,何家英从师兄门如山处第一次了解到素描、速写,见到前苏联的《素描教学》一书。知道了黄胄,被他的《阿娜尔罕》之美震撼。 他与门如山常在一起作画,每天画到凌晨两三点,早晨学校预备铃响才起床。二人一同参加当地文化馆办的美术班,从此步入正途。他心里越发清楚,自己将来的理想就是要当一名画家的。 1974年,何家英初中毕业,到农村插队是他的主动选择。现在看来,他发觉自己当时的想法多少有些“幼稚”,以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定大有作为,后来才明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也许是,也许不是,还有很多的未知数”。 何家英第一次品尝到了“命运的滋味”。过去,学校组织学生去农村,进工厂或上部队,大家心里都知道,一两个月后必定回来,再艰苦,后头总有希望。这次,户口到了农村,远离家人,以后还能不能回去?谁也不知道。命运呀!就是这么无情。 何家英至今仍对那些劳动细节记忆犹新。大队搞水利工程,他干得最多的活是挖沟,一天要从地里往外甩出十立方土。土有四层,第一层松土,里面尽是秸秆缠绕,铁锨甩到一半,土就散了;第二层土好,最易出活;第三层,土里满是“浆石猴子”——花生状的小石子,往往要弄坏铁锨前头的锋。干完这一层,水就出来了。渴了,就喝地里渗出的水。地是盐碱地,水入口中,满嘴咸涩。最后一层是在水里挖上来,滑出溜的大泥条,一不小心,没有甩上去,反而落在了水里。最后还要把水渠修整平整才算完工。这时太阳已经落到高粱尖儿上了。没等走到家,天就黑了。 冬天更艰难。穿上棉袄,麻绳往腰间一系,揣着手、低着头出门。地面已经上冻,众人抬着夯,咣咣砸,砸成一块块抬上去,再分段挖土方。 虽然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何家英却坚持不懈地画画。白天,他随身揣个笔记本,休息时掏出来画几笔,夜晚,他去老乡家画速写。遇上夜里开会,没有电,他躲在农民背后,摸黑画在马灯前讲话的人。 “没别的想法”,它是匮乏生活中唯一的精神生活,除了画画这件“自己的事”,其他事情都毫无意义。它还包含了一种可能性,借助画画,也许有望摆脱命运。 单调、孤独的农村生活,反而给了他很多艺术上的感动,那种眼前事物映照内心图景的感动。1980年,何家英毕业留校任教后,还常到山区农村写生。一天午后,何家英独自躺在农民的炕上休息。屋里漆黑,木头门开着一道小缝,阳光从小缝里钻进来。他盯着那束光,感受到一种意境犹然升起,觉得自己进入某种不可名状的境界之中。 这种感动日后越来越稀缺,只在孤独时造访过他。孤独成为一种极富价值的个人体验,“孤独的时候你才渴望诉说,你才渴望跟自然事物有共鸣。” 月亮与六便士 孤独感是在千禧年之后逐渐消失的。 像穿上了永不休止的红舞鞋,周围的一切都热闹起来,他“被绑架了”。 何家英曾把与自己同时代的画家称为农业文明的最后一代画家。这些人经历过苦难,受过命运抛弃,有过一段时期很单纯地画画,心无杂念,格外真诚。 他们接受过根深蒂固的爱国教育,有挥之不去的民族情怀,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心态逐渐开明,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创造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学校的那些年,是何家英创作精力最好的时候。“你没出名,没人拿你当回事,你身处的位置非常非常低”,恰恰是这样,无人干扰他画画。 现在呢? “事务性工作和社会活动占据了我的主要时间。” 每当半夜醒来起夜,脚触碰拖鞋的一刹那,何家英心头会涌上强烈的失落感。这是一种自责?还是一种压力?他深感自己读的书不够多,艺术创作也没跟上,恍惚间惊觉现在的日子特别荒唐。 采访时,几乎每过二十分钟,何家英的手机铃声就会响起。他好脾气地接起来,任何一个来电,都客客气气答复,见对方有继续往下聊的趋势,才委婉制止,让对方晚一些再打来。 当问起他心中理想的日子时,他果断地回答:那就是应该把手机关了,断绝与外界的交往,“不断绝与外界的沟通,我后半辈子是不会有大成就的”,停了片刻,又肯定:“不会有。” 由此谈到了绝情的高更和真诚的梵高,“梵高是一个朴实高尚的人,真诚、重情。”梵高用不着与世隔绝,因为世间就没有接纳过他,所以他永远是孤独的、痛苦的。高更不同,何家英说,高更有贤妻伺候着,过着安逸的生活,他忽然意识到这样会丧失斗志,毅然决然抛弃了这一切,跑到塔希提岛去和土著人生活了。他敢于抛弃都市生活,寻找到了他钟爱的土著人生活,才促成了他在艺术上的创造力。 二十多年前,何家英就已经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问他会不会在日后创作时倍感压力。他说,他知道自己能画出好画来,只是需要孤独,现在实在是在浪费生命,浪费才华。 只能盼着退休,从职位上退下来,起码不用再开会,就可以躲到外地去了,再有人找也找不着。何家英到底能不能下决心逃避都市的喧嚣?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可能不大容易,他的性格太随和,很难做出决绝之事来的。不过,我们还是期待着他走出这一步。 版权说明:文章源于签约作家或网络,网络素材无从查证作者,原创作者可联系我们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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