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隐士”曹乃谦

曹乃谦是谁？

文学圈的人都知道，提到曹乃谦，就不得不提马悦然。当年，如果不是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说，山西有一个“被埋没的天才作家” 曹乃谦，或许这个名字都快被文坛淡忘了。尽管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出道，小说被文学先贤汪曾祺脱口而赞“好”，但因为创作产量低，又不是作协的专业作家，所以，他在文学界一直都是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的状态。除了作品《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享誉“江湖”，其他两个衡量作家影响力的指标：专业的文学奖项和被评论的次数，他几乎都未达到。

那么何以马悦然的一句话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除了马悦然的个人趣味——他在曹乃谦身上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沈从文的影子之外，当时中国文坛的“历史背景”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时候，用老作家王蒙先生的话说，中国作家生活在双重焦虑之下：一是中国没有诺贝尔文学奖；一是无法超越鲁迅。前者是国际性焦虑，改革开放进行得越如火如荼，对国外先锋小说的模仿越惟妙惟肖，这个焦虑带来的折磨就越深。而出版界那时候的很多策划，什么“走向诺贝尔丛书” 之类的，也每每都在强化这种焦虑。正当此时，诺奖评委、号称“中国通”的马悦然突然宣布了三个他关注的中国作家的名字：莫言、李锐、曹乃谦，其效果可想而知。莫言，因为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因为《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获国际大奖，被推荐在情理之中；李锐，写作多年，出版物也不少，虽略感意外，倒也不难理解；唯有曹乃谦，甚至专业读者那时候都还不知道他是谁。

说起来，曹乃谦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有几个传奇。除了马悦然的跨洋赏识打捞起文坛关于他的记忆之外，还有他因打赌而写作。他原本只是一个山西的普通刑警，喜欢看书。1987年前后，一起喝酒的酒友看着他的大量藏书不服：纵使藏书千册，还是独缺一本，那就是曹乃谦写的。于是，他决心开始写作，先在本地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接着就发表到了《北京文学》。不料，当时《北京文学》的编辑汪曾祺对其大加赞赏，亲自撰文推介。

曹乃谦还有一个传奇，就是他是母亲偷来的孩子。母亲换梅没有生育，看到邻居家的孩子招人长得好看，就动了偷孩子的念头。恰好丈夫因工作关系，要带她去大同，于是她就把招人偷走了。招人，就是后来的曹乃谦。而这一段经历，也被曹乃谦反复写进自己的散文和小说中。

之后，就在他创作生命力渐趋旺盛、创作日益成熟的时候，突发中风，写作长篇小说的计划由此被搁置。一搁就是十几年。最近，他身体稍有恢复，又开始写散文。刚刚出版的《同声四调》就是他最新的作品。

《同声四调》：历史若只如平常

这本书有点像曹乃谦的自传，写的是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很多作家都是如此，写到最后才发现，唯有人生才是一部写也写不完的大书，而唯有回顾自己的人生，才值得让自己的笔重新写作。全书以四章展开，每章九题，篇篇独立又相互勾连。往大了说，全书写的是一个有文艺天分的青年与大时代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摆弄乐器方面，曹乃谦有天分。他从未有过正式的师从，但却几乎每一样都能无师自通。靠着这种天分，他在特殊的年代总能守着自己的爱好，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那时候，文艺宣传和慰问演出是社会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社会对文艺人才的需求也是很具体的。他在工宣队、下煤窑、在铁匠房和在政工办的经历，无不与会玩儿乐器有关。

在书中，曹乃谦刻意回避着大的时代命题，比如“文艺与党的政策宣传”的关系，比如“文艺的政治功能问题”，比如“文艺在特定时代的畸形发展”等等，他只是紧紧抓住个人的爱好和这个爱好能够充分发挥这一点，写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乍看来全书波澜不惊，没有浓重的铺陈和宏大的叙述，但又适时地把如“样板戏”“破旧立新”等大时代的重要历史事件连缀其中，状写出时代面貌。当然，这其间，曹乃谦也不是没有褒贬的。

比如书中有一节叫《苏武牧羊》。写他在文工团拉二胡的经历。那时候，矿务局革委会的薛部长一言九鼎，他喜欢看人对他点头哈腰，言听计从，但曹乃谦却总是不卑不亢。这天，曹乃谦正在拉《苏武牧羊》，有人通知他，薛部长叫他。接着他写道：

“我放下二胡，去找薛部长。他的宿舍门开着，坐在圈椅上，跟部队的政委聊天说话。薛部长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要这么说，老人家并没有意思要往下打。’部队政委说：‘老人家的心胸是没有人能比得了的。’薛部长说：‘都写进党章了。你已经是法定的接班人了，就等不及了。’部队政委说：‘就是叫那个瞎指挥给坏了事。’薛部长说：‘历史上好多的大事都坏在了女人……’薛部长看见了我，停下了要说的话。”

接着，薛部长说：“告诉你，《苏武牧羊》是投敌叛国的曲子。苏武和林彪逃跑的是一个路线。”以后不要再拉了。曹乃谦想不通，回到宿舍又拉了一遍。不久，他被开除出文工团。

写大时代中的个人经历和个人体验的作品很多，每一部作品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为时代补充细节，为历史寻找真实，或者力图为自己的命运发展寻找时代的因缘际会。但曹乃谦的“文革”，没有口号和行动，没有激烈和愤慨，没有波谲云诡和天翻地覆，他所有的，只是日常，只是亲情、友情、爱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投契和排斥。他内心是否有过激烈的波动我们无从更多地考证，至少从他的书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在非常的时代，他过的还是“人”的生活，说的还是人间那些最有烟火气息、最历经时代变迁的永恒的事情。他深深懂得，无论你说与不说，大时代、大背景都在那里，而人，总是有悲有喜、有情有义的，就像他手中的乐器，在什么年代拨动出来的都是“同声四调”的旋律。这旋律，有时候温暖人心，有时候催人泪下。

文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观、人生观有很多种，很多时候，这都是作家个性的直接体现。曹乃谦的，显然也是他冲淡平和的个性的体现。他一生从未站在任何潮头，也从不为了谋取任何名利向人低头。因为养父母的宠爱，他衣食无忧，内心淡定，音乐或者写作方面的天分又总是能够让他自成世界，自得其乐。偏安山西大同的现世安稳，某方面也促成他这种个性的保全。直到现在，他还是如此，拐杖是一个萧，坐下就吹，站起来就走，身上的小挎包里还背着口琴，随时准备给人吹上一曲。

“母亲崇拜”和曹乃谦的女性观

曹乃谦写过很多女性。在他的代表作《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里，这些女性大多是落后的雁北地区，男人性幻想的对象。女性所代表的所有的美好，都和“温家窑”人的穷困，与雁北人传统的生育观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爱，他们的穷，以及他们欲望中“食与色”（曹乃谦曾说自己的作品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食”一个是“色”），都通过女性体现出来。而女性的含义，也因此变得复杂起来——仿佛穷山恶水的破败都是为了反衬女性的美好和坚忍。

中国文学中曾多次写过类似的故事，包括今年贾平凹的新长篇小说《极花》也写到了被拐卖妇女在穷困山区的生活。几千年农耕文明沉淀出来的家族观念，在一些地方演变成了生殖崇拜，进而催生了一种特殊的婚恋生态。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种生态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作家只是忠实地写出了这些落后现象。只是，这样的写作和呈现，也一直备受争议。

当年《红高粱》《老井》等一批电影在国际上获奖的时候，就有观点认为，这是在向世界展览中国的落后，这是贩卖民族劣根性的行为，是对文化殖民的赤裸裸的迎合。然而，文学艺术不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它不提供研究样本，只思考人的命运和人性，因而，价值观的支撑就显得很重要。倘若写着写着，就将落后现象作为一种“民俗”来加以玩味，自然就会出现阅读感受方面的问题。作家在面对这些真实的生活和现象的时候，所采取的立场和角度，某种时候是决定作品格调高下的分水岭。《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之所以能够成为曹乃谦的代表作，而不是《最后的村庄》，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无论写多么骇人听闻的生活和事件，作家只要尊重人物和人性，不忘记“真善美”，就能得到读者的积极回应。

对女性，曹乃谦有一种天然的尊重。这种尊重，或者说敬畏，可能跟母亲有关。自从母亲把他偷到自己身边，就给了他无限的爱。这种爱，不是先天的血脉相连，而是后天的、充满了强悍个性的女性的爱。

在《同声四调》里，曹乃谦几次写到母亲的强悍和泼辣，写到母亲如男人般的决断和铁面。因为误会，他拿了隔壁老王的钱，母亲一个耳光打过来。在文工团受人摆布，母亲坚决拒绝让儿子对人低眉顺眼。父亲去世，母亲一手撑起自己的家，吵着要回自己的抚恤金。面对这样敢爱敢恨，带着点乡野仗义的、又无私对他的母亲，曹乃谦爱她，敬她，怕她，宠她，而最终，都是为了写她。在这本书中，尽管主线是写自己在特殊的时代，和乐器的关系，但其实潜在的线索一直都是母子关系。他用人间最温馨的画面和最质朴的情感呈现这一切。他用一个赤子的热诚写母亲，写这种半是天赐半是人为的传奇情感，这显然比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写母亲更多了一番意味。

问到曹乃谦接下来的创作计划，他说还是会选择个人成长的背景，选择写母亲。他甚至不考虑，读者对他的母亲，对这一切过于熟悉，从而会降低期待值的问题。当然，从写作上而言，这意味着一个作家的某种“退却”，他拒绝将他的文学天赋和更复杂的当代社会问题相纠缠——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他选择背过身去。甚至，他都拒绝呈现生活的另一面。

作为编辑，我明显地意识到这会成为一个作家创作的瓶颈，也注定了他的写作难以有更大的突破。但还没有看到作品，又不能妄下断语，于是，我努力将话题变得轻松。我故意拿“妈和媳妇同时掉水里”的世俗思维问他，他如此爱母亲，把母亲排第一位，会不会跟妻子有矛盾。他说：当然有，事实上我们都差一点儿为此离婚。为了母亲，我还曾经狠狠地揍过女儿，但这些我都不想写进书里。她是我妈，我小的时候她从未把我交给别人抚养；她老了，我也必须亲手伺候。我无条件地爱她，孝顺她，谁也不行！

做一个文学“隐士”有多难？

中国文坛上的曹乃谦，像极了隐于市的高人，当然他的“归隐”并非来自外力，只是疾病和个性。在自己的“林野”中，他有一套自己的行事法则，也有自己翩然淡定的世界，无论外部世界多么喧嚣杂乱，“我自岿然不动”，乐器、书法、围棋、写作，都是他“林中野趣”的一部分。而每当面对外部世界，包括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自己都会比较紧张，担心记者会曲解他的意思。他倒不是担心这种曲解会影响自己的什么，只是不喜欢被曲解。

中国文坛的常青树王安忆曾说，曹乃谦的写作“精致却天衣无缝，平白如话又讳莫如深，乡情郁郁而古风淳淳”。“文如其人”，曹乃谦生活中也保持着谨言慎行、与人为善的本色。迄今为止，他赢得了很多赞誉，但却保持着产量极低的写作频率。本色写作，精细打磨，是他的个性，也是他所有作品的气质。

尽管如此，一批忠实的拥趸却总是流传着关于他的消息，期待他新的声音。《同声四调》一出，他文字中那辨识度极高的“莜面味儿”，让迷恋“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读者一下子就能感受到特殊的叙述韵致。再加上“老”和“病”带给作家的人生体悟，让他的文字间闪耀着中国式“留白”的余味。他的书，没有说出来的总是比说出来的还要多。这种多，曾经是让人心颤的“要饭调”里的余音，也曾经是让人心疼的女性欲言又止的爱情，如今，又变成了一个老人回忆母子情深、回忆人生之路的适时的无言，用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在序言里的话说，这真淳淡然，“有如清风徐来”。

看得出来，曹乃谦很享受自己的“隐士”生活。他在文章中，将这样的固守自嘲为“乡巴佬”的迂腐。他在一篇散文中写，即使住在楼房里，他还是保留着很多乡村生活的习惯。比如每天他铺床的时候，总是轻手轻脚，仿佛床头灯是蜡烛，怕动作大了，被子带起来的风会把灯熄灭。比如，每当下大雨，他都下意识地抬头看屋顶，生怕漏水。

事实上，他的写作也是如此，他从未脱离自己的土地，从未怀疑自己的善意，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趣味。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自发的情感状态、心理状态和创作状态，而从未用自觉、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智和秩序来规约这种自发。这大概就是所谓本色写作的更高的一个层次，即便知道世界复杂，依然能够秉持初心。这想必也是令汪曾祺、马悦然、王安忆，包括喜爱他的很多读者动容的那一面。

然而，作家的写作，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必然需要自觉。当年汪曾祺就委婉地说：（温家窑这些故事）还可以写两年，往后就写点儿别的吧。写自己，总有经验耗尽的时候，而世界如许广阔，人心如此微妙，作家需要不断地尝试着去书写他人，那样读者才能对他抱有持久的期待，自己也才能保持写作的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