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买了一本书《李可临证要旨》，孙其新著。
书中对李可用药称赞了又称赞，尤其是其用药量，很是夸赞。说实在的，我对李可也是万分的佩服，但是，其用药量，我是绝不敢模仿的。毕竟，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用药一定要考虑病人的体质。所谓同病异治，其中就有不同的人得相同的病也需要用不同的药的意思。比如，大人、小孩，得一样的病，你就不可能用相同的药量；身体强壮的、虚弱的，得了一样的病你也不能用一样的药治疗。《李可临证要旨》一书中，提出李可说：伤寒方的不传之秘在于剂量。按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发现之汉代度量衡器“大司农铜权”，以此推算汉代一两，为今之15.625克，则用伤寒方当以原方折半计量为准，这是仲景经方的基础有效量。凡用经方治大症，以基础有效量为准，一次用足，大剂频投，日夜连服，方能阻断病势，解救危亡。
这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我以为，经方的用药量，一定得按病人的病情来决定，一般的病情，就按“古之一两合今之一钱”的剂量；而危重病情，自然可以用李可的剂量适当加重药量，就是文中凡用经方治大症，以基础有效量为准，一次用足，大剂频投，日夜连服，方能阻断病势，解救危亡。关键在“大症”，就是重病，病重自然药量重，病轻岂能用重剂？！我不管你怎么推算出来的用药量是如何的科学，我只看临床效果。
比如，伤寒论大家刘渡舟、胡希恕、刘景祺。其用药量都是按“古之一两合今之一钱”的剂量，药效都很好。《伤寒名医验案精选》中，在“大青龙证”后附有一过量使用大青龙汤而至一20岁小伙子死亡的病例，其用药量为：麻黄六钱、桂枝二钱、生石膏八钱、杏仁五钱、甘草二钱。其中麻黄仅为18克，而章次公尚说“对如此重病，投如此峻剂，...”而最终，因大夫没有交代清楚，患者多服一付，而至汗出过多而死。《伤寒论》中的麻黄汤，其麻黄用量为“三两”，按照《李可临证要旨》书中的说法，原方折半计量，应该是23.44克左右。而我给病人用到麻黄汤时一般都是9克麻黄，效果就可以了，20多克的量我是绝不敢用的。而且，李可书中用药量大的，也都是附子这类补阳或者熟地之类补阴的补益药，其如麻黄之类发散的药是不用很大量的。所以，补虚的时候，不妨大点量，攻邪的时候，用药量一定要慎重。就像我前几天，自己得了腹泻，后来判断是四逆汤证，我喝的附子、干姜、炙甘草，都是一样9克，顿服，下午到晚上，几个小时之内，喝了三付，附子用了一共27克，没有任何副作用。以我尚可行动，唯感四肢冷、很疲劳的状态下，就用这个药量；而李可书中的病人，很多都是气息奄奄，随时都要有生命危险的重症患者，其用药量比我之多个几倍一点不新鲜。
最终一句话，做中医不可偏执，在学习别人的经验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把病人的病情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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