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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之为德也大矣” ——论美及美育的合理性、必要性（兼论《文心雕龙》的文学本体论） 关于刘勰的基本文学观，以往的论者或是以刘勰自称为“文之枢纽”的“原道”、“征圣”、“宗经”论为依据，把他归于传统儒家以文载道、重道轻文的一派；或是从赞美、肯定刘勰的热情出发，努力从刘勰的理论中寻绎出与现代唯物主义文学观暗合的命题，诸如“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情以物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等，从而把刘勰解释成一位现实主义文论家。所有这些认识，都未能还原到刘勰构建其理论大厦时的实际语境，未能把握刘勰本人思考文学本质问题时的独特逻辑，因此似乎都有主观武断之嫌。 如果联系到刘勰当年的现实生活背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真实动机，刘勰对当时南朝文风的实际态度，以及刘勰自我表白的他在童年做过的那个神秘的梦，我们有理由断言，刘勰是爱美的，刘勰认为美是天经地义的，刘勰认为万物皆需有美，而人更要有美。事物有美才是符合道的事物，人有美才是真正的人。人要有美，也就是要有文，因此文也是天经地义的，是值得倾全部身心去终生从事的伟大事业。此即《原道》篇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即美）是宇宙法则（道）的体现，宇宙法则要求万物自然有文，也就是有美，“美”是“文”所由产生、得以存在的本原。这是刘勰在新的历史时代、在新的时代思潮浸淫下提出的独特的文学本体观。 这里首先需要追溯《文心雕龙》首篇《原道》的主旨。所谓“原道”，既不是讲文源于道，也不是说文以载道。《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刘勰在《序志》篇中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可见他也是取“原”为“本”之意。“本”就是“依据”、“遵循”，“本道”就是依据道、遵循道。而这个“道”又是什么呢？按照刘勰在《原道》篇首段的论述，就是万物自然有文的法则。从所谓“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到“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可见“文”作为“道”的具体体现，它是无所不在的。这就是《原道》篇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真正含义。这里的“文”是广义的文，本义为花纹。它实际上等于“美”。“德”是指物德，也就是某物之所以得成为某物的本质属性。庄子曰：“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管子》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又说：“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管子·心术上》) 刘勰对文、文采，或者说对于“美”的这种张扬与推崇，实际上是有其思想先驱的。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书解》篇里就说过：“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这里反复申说了“文”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重文理论的先声。 正因为万物自然有美是宇宙的客观法则，人有“文”亦即有“美”方为真正的人、合格的人，所以，美和美育就是天经地义、势所必然的。刘勰把人的审美修养、对人的审美教育提到宇宙法则的高度来认识，从而使美育神圣化、必然化，是对传统儒家重德轻文、重仁德修养，轻华美文饰观念的突破，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有其卓越的贡献。 ” （二）“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心哉美矣” ——论美育的主旨（兼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总纲） 写作美文先要有美心，心美才能有文美。故《文心雕龙》文学理论处处体现出对“美心”的强调与追求。先看作为“文之枢纽”的《原道》《徵圣》《宗经》各篇。《原道》篇曰：“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徵圣》篇说：“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又说：“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可知圣人是先有了美好的情性，方能“原道心以敷章，沿神理而设教。”写出“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千古范文，即作为“性灵镕匠，文章奥府”（《宗经》）的经书。而作文之所以要“宗经”，首先是因为它有熔铸性灵的作用。 再看文体论各篇。这是讨论各体文章法则的部分，但每当刘勰总结各体文章的“大体”、“体要”，即写作法则、要领的时候，又经常把做此类文的要领归结到心术、心性、气质、情性上来。《明诗》篇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乐府》篇曰：“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颂赞》篇说颂文：“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祝盟》篇说祝文：“修辞立诚，在于无媿”。《杂文》篇说“智术之子，博雅之人”之所以能“藻溢于辞，辞盈乎气”，是在于他们“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史传》篇说优秀的史官能“析理居正”，是在于他们有一颗“素心”。这些，都说明了陶情养性、陶冶心性对于作文的重要性。 再看被现代人归于创作论和写作学的《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诸篇。《神思》篇中由于有“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样颇与西方形象思维理论暗合的话语，倍受现代人重视，并认为它是讲创作中思维活动规律的。然而细审文中意旨，却发现刘勰在本篇论述的重心，并非探讨创作思维活动的特点，而是探讨这种上天入地、纵横驰骋的思维能力是如何获得的。故而在指出创作心理活动的特点是“神与物游”之后，紧接着转入如何“陶钧文思”的问题，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并指出这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所以《神思》篇的中心论旨不在“思”，而在“神”，是讲“为文之用心”的。 《体性》篇按照通常的理解，是谈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问题的。刘勰在本篇中划分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风格，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理论的贡献。但刘勰论述的主旨却不是对风格审美形态的判定与划分，而是探讨各体风格形成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总结归纳了八种风格形态之后，随即指出：“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所以，风格的创造，根本在于作家创作个性的培养，这仍然是在谈“为文之用心”。 《风骨》篇是针对齐梁时代社会上流行的浮靡卑弱的文风而提出的一篇校正时弊的专论。虽然在“风骨”的涵义上，时至今日学界仍在争论不休，但刘勰当时提出此概念，恐怕并未想到后人会对其涵义产生种种误解。他是自以为有理论阐述、有文章实例举证，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如何使文章有风骨？于是他说：“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可知风骨是文章显露出的特色，但获得这种特色又非在文章本身，而要从作者主观的心性气质上去培养，这岂不是又回到了“文心”？ 至于阐述文学发展中继承与革新关系的《通变》篇，谈论文章体裁对风格的制约作用的《定势》篇，《通变》要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定势》提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都表现出对心性、气质的强调。故下面作为文章学总论的《情采》篇才昌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因此，作文先要养心，育才先要育人，这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和一般素质教育共同的理念，“道德文章”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社会上求贤选才共同追求的目标。 育人、养心，有多种途径，可以有道德义理的教诲，也可以有知识方法的传授，但人的心理结构，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人除了理智、思想、知识、技能之外，还要有情感。现代人所说的“情商”，也是人的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情商的有无与高低，同样是决定做人得失与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情感的陶冶、美好心灵的塑造，往往不是耳提面命的教诲，或单纯的知识传授所能奏效。它需要美好事物的长期浸染，需要美好情感的长期熏陶，需要接受主体在自觉自愿、愉悦欢快的状态下，不期然而然、潜移默化地得到影响和改造。这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就集中表现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因此，育人、养心，就必须对人进行美育。《宗经》篇说：“《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明诗》篇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乐府》篇说：“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文心雕龙》对美育的重视与提倡，就是围绕着陶冶人心、塑造人情的主旨而展开的。 （三）“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文心雕龙》的美育理想，是要把人塑造成具有以自然朴素为美的审美趣味，能够感知和享受自然天成之美，并且本人率性天真、超脱尘俗的高尚的人、清纯的人、完美的人。《原道》篇在列数了天地万物种种美的事物、美的现象之后，归纳道：“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清人纪晓岚评曰：“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文心雕龙》贯穿全书的一条理论红线，就是自然美。 刘勰评文，处处以自然为标准。如论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论乐府：“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论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论颂：“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论祝：“修辞立诚，在于无媿。”论盟：“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在谈各种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法的时候，也贯穿了以自然为美的精神。如论声律：“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吐纳律吕，唇吻而已。”论丽辞：“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岂营丽辞？率然对尔。”他在《物色》篇中赞美《诗经》作者具有“一言穷理……两字穷形”的高度语言技巧，能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而批评近代辞人“丽淫而繁句”。自然美，是刘勰所推崇的文章的理想风格，也是他所理想的文人应具备的审美趣味。 同样，刘勰论人，也非常赞赏能欣赏和热爱朴素自然之美，并且本身具有天真率性品格的人。在《物色》篇的“赞”中，他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亲密交融、相与往还的美好画面：“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是刘勰对创作灵感受自然激发的形象化描述，也是他对自己心目中美好的人生境界的展现。他赞美屈原：“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才风逸，壮志烟高”。称赞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程器》篇说理想的文人即“君子”，应该“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质，豫章其干”、“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四）“斲梓染丝，功在初化……童子雕琢，必先雅制” ——论美育的时机、载体、方法与途径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说：“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斲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就是说美育最好从童年时代开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但正因为童年的心灵最易着色，而且一经着色，便难于改变，所以又要慎之又慎地对待儿童的美育。要让儿童从一开始就接触真善美的东西，远离假恶丑，包括不要让貌似华美而实质上属于假恶丑的伪艺术毒品玷污幼小的心灵。 刘勰提出的对儿童施行美育的最佳载体就是儒家的经典。《体性》篇云：“童子雕琢，必先雅制。”《风骨》篇提出：“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尽管我们今天可以批评刘勰开出的药方过于陈腐，但历史地看问题，处在他那个时代，他所能想到和公开提出的抵御和矫正当时社会流行的不良文风的武器，也就只能是儒家的经典了。批判地继承刘勰的这一思想，我们说，对于我们今天的美育，应该以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体现了人类健康向上的本质力量和艺术本身客观规律的艺术精品来作为美育的材料和载体。要让人类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流布社会、深入民间、进入家庭。甚至婴儿在襁褓中聆听到的母亲哼唱的摇篮曲，睁开第一眼看到的彩图画片，也应符合“雅正”的规范。 在美育的方法与途径上，刘勰在《体性》篇中提出应“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也就是要选择适合每个人情性的培养目标和学习对象，顺应其本性来进行陶冶和教育，而不要硬性强迫，用主观的既定目标来逼人就范。《神思》篇说：“秉心养术，无务苦虑”，这虽是就文思的培养启迪而言，但也适合于审美修养的培育。审美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个人来说，审美能力、审美素质的提高也需要日积月累的水磨功夫，所以要把持住自己的心性，慢慢修养，慢慢积累，不要急于求成，白白地劳心费力。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建设性、参考性的意见，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美育实践，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五）“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史上光辉的一页，它所提出的一整套美育思想、理论、原则与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仍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其一：美育是面对全社会的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而不仅只是供艺术人才、超常儿童享用的专利。今天，在富裕起来、起码是衣食无忧的地区和人群中，对儿童进行美育，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和认同的观念，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教育工作者舍得为美育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看看各种艺术培训班、少儿艺术中心等等的火爆程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就美育为社会广大阶层普遍接受和承认这一点来说，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现在在儿童美育方面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把美育等同为艺术教育，认为培养了孩子的艺术技能，就是进行了美育。把美育看成是对部分天才儿童的专业技能教育，而忽略了美育的真正目标，即对全体儿童进行的健全人格塑造、审美修养培育。事实上，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观念。即便就专业艺术教育而言，儿童在艺术特长班上所学到的专业技能，如果不同时伴有对美的感受力以及鉴赏力和创造力的启迪，没有情感的升华，心灵的净化，那么孩子所掌握的就仅仅是从事艺术活动的技术，并非真正的审美能力。他将来只能成为一个艺匠，而不能成为艺术大师。更何况美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生命教育，它旨在培养和提高一个人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纯洁人的心灵。是社会上每一个合格公民都必须接受的教育。把美育对象狭窄化、贵族化，把它变成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的特权，必将导致全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与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的。 其二，美育要树立健康的审美观，要树立以自然纯朴为美的审美理想。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先居于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生活条件艰苦，谋生不易，历史上形成了以朴素自然为美的审美心理传统。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即便今天富起来了，也不应丢弃。然而在今天的社会审美活动中，出现了以富丽堂皇、豪华昂贵为美的倾向。尤其是在一些富裕人群和公款消费的场合，讲排场、比奢华，过分装饰、过度包装，不仅造成大量的物质材料的浪费，也造成了误认为贵重、豪华才是美的错误的审美倾向。其实，刘勰所说的“夫岂外饰，盖自然也”，西方美学史上众多哲人所谓“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美是生活”、“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等推设和论断，无一不是强调美是超脱了物欲追求的高尚精神境界的产物、是自由自在的人生力量的体现。因此，《文心雕龙》对自然天成之美的提倡，对于今天的社会审美教育，不失为一剂对症的良方。 其三，美育要从童年抓起，并且要对美育的教材、载体进行审慎的选择，要用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的、高雅优美的艺术精品哺育孩子。而不要把有缺陷的、可能产生消极意义、可能误导儿童审美趣味的东西硬塞给儿童。同时还要区分对成年人和对儿童的美育，不要把儿童美育成人化。有些艺术作品、有些生活中的事物也确实是美的，但用在儿童美育上则不适合，如在幼儿园里教唱情歌，让幼小的孩子穿婚纱、礼服等等。有时候是大人在拿孩子取乐，但殊不知误导了儿童的审美趣味，扭曲和泯灭了童心。我们所选用的美育材料、所营造的美育氛围，都要适合儿童心理，有助于培养与其年龄段相适应的健康的审美趣味，而不能超前，不能拔苗助长，把儿童过早地催熟。当前社会审美教育中部分存在的这一误区，也能从《文心雕龙》的美育思想中，找到适合的答案。 距今一千五百多年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美育思想，是中华民族美育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在历史迈入新世纪的今天，研读和批判地吸取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现代价值，有助于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思想体系和社会美育机制。当年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结束语中不无感慨地写到：“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如果我们今人能从《文心雕龙》中汲取到这些有益的思想财富，实现了上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美育体系的目标，我们就成为了刘勰的千古知音，这位孤寂一生的中国古代美育理论的先哲，也就终能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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