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大贯惠美子著，石峰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
非常荣幸看到拙著在中国大陆出版了简体字译本。虽然我的书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大约9种)，但这个译本于我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一直尊重中国人——他们有着复杂的历史、多元的文化以及众多不同背景的人群。他们克服了历史困境，不断涌现出享誉国际的优秀科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现在再次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强大的国家。 首先要强调的是，本书并不是为战争期间日本人对中国人施加的暴行的开脱。决不能开脱！但为了向前看和两国的合作，有必要理解历史的轨迹。我们都知道“日本”——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名称的由来，实际上是中国人的称呼，而不是日本人自己的称呼，因为日本人看不到太阳从本土升起。更重要的是，时至今日，不识字的日本人仍然还在采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的城市规划、等级制度以及美学体系等等皆来自中国汉唐时期。那时也有许多中国人变成了日本人，这在日本叫做“归化”。同时，许多日本人也经历无数危险渡海来到中国。 只有当西方的政治、经济、技术，特别是文化开始殖民亚洲许多国家后，日本人才试图把自己和其他亚洲人区别开来，并错误地估计自己将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其时，后来的日本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已抵达美国一年，当时美国人还认为日本只是中国的一个省。 本书表达了我的一个诉求——反对战争及一切形式的暴力。同时也吁请我们应该小心不要不知不觉地参与到导致生灵涂炭的战争中去，战争受害者既包括自己也包括他人，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被过早地终止了，如同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学生兵发出的痛苦声音，他们被迫为战争而死，这场战争他们并不赞同而是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 我希望本书能够促成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进一步对话，以便我们理解历史并在有意义的合作中向前迈进。
大贯惠美子 2015年8月5日于麦迪逊
大贯惠美子教授是位极富创造性的人类学家，在她的研究领域每每新意迭出。早年研究阿伊努人的萨满文化时，她发现与已有视边缘性符号为一种威胁的观点不同，在阿伊努人萨满文化中，一些边缘性符号（如魔鬼、女性、鸟、蝗虫等）却扮演了人—神交流的积极中介。这种积极力量恰恰来自它们的边缘性，因此可以不受任何结构的限制，从而能够自由穿梭于不同的空间，架起宇宙中各类“存在”之间沟通的桥梁。另外，通过对日本文化的历时性考察，她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论点。当代主流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必然导致文化的“混杂”，这个观点暗示了过去的文化是一种纯粹的本土文化。而在她看来，文化从来都是混杂的，纯粹的本土文化不过是人们的想像。在本书中，她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特别强调了美学和象征“误识”在其中的巨大作用。书中各处亮点纷呈。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均在她的视野范围内，这点对高度分层的“复杂社会”尤为重要。为了探究极权体制下普通人的政治态度，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大贯教授以此为基础考察了这种态度的文化根源。过去我们过于强调文化的正面性，殊不知文化如被邪恶力量（如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和操纵后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浩劫。这是本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警示。就此而言，大贯教授无疑是人类学界的阿伦特。 感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周永明教授对译者的信任。业师庄孔韶教授对本书的翻译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特别的感谢献给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王晓葵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李朝晖教授，他们热心解答了许多日文问题。在翻译过程中，大贯教授常常不厌其烦耐心解答我的疑惑。商务印书馆积极推动出版进程。当然，文责自负，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石 峰 2015年新春于贵阳照壁山
（美）大贯惠美子著，石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非常荣幸和高兴，拙著《作为自我的稻米》被译为了中文。衷心感谢石峰教授对我的作品感兴趣并为翻译花费了时间。 也许没有多少人会不同意，当提到食物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环境，巧妙地将它们转换为美味佳肴，例如燕窝，这一点没有其他民族能与之相比。另外，中国人还把食物消费放在社交的中心———不论在亲属、业务伙伴还是陌生人当中，他们都会设宴请客，目的是加强和巩固人际关系。 如果饮食占据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中心，那么稻米就是其中的主要食物。倘若我所知无误，中国人所说的“吃饭”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吃，因为“饭”不但指煮熟的稻米，也代表一般意义上的食物——这一点与日本人非常相似。因此，我迫切希望从中国读者那里获得反馈，了解他们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待稻米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解释——不仅仅作为食物，而且作为文学、诗歌和各种艺术表达的对象，以及在各种社会行为中扮演的角色。 对中国人和日本人两个民族看待稻米的比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视窗去窥究两个拥有巨大共同点和不同点的民族。我希望日本文化、社会和历史中关于稻米的知识，能够促成急需的关于两个民族的比较研究。 我论稻米的著作译成中文因此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大贯惠美子
本书的翻译得到吾师庄孔韶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作为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专家，庄师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历史视角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撰述了大量历史人类学理论与实证的作品。在他看来，有文字民族的文化观念常常很早就被文字固化了，人类学家习惯于对当下社会行为和文化观念的观察，而对之要有精深的理解就必须回溯到早期的历史文本世界。历史与现实打通后，从中再梳理出变与不变的文化脉络，并探讨其原因。正如许多学者所言，“历史人类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流派。因此，如何用一部经验作品把“历史人类学”的意涵表达出来，这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我看来，“历史人类学”对“历史”的理解，不外乎有两种进路，一是“切面”式思考，二是“过程”式思考。前者是对历史上某一个时间点的社会文化的描述和解释，后者是对社会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变与不变的描述和解释。这两种思考方式同是“历史人类学”这面大旗下的左右两翼。 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书写中国经验，是学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优秀作品的出现，离不开对前人相关研究的学习和借鉴。在对国际人类学界作了一个粗略了解后，我决定翻译大贯惠美子教授的这部著作。该书研究的对象是东方国家日本，中国读者相对较为熟悉。尽管这样，我们对日本还是存有盲点。因此，该书除了对学者有参考价值外，于普通读者而言也是进一步了解日本的一个窗口。该书是对历史“过程”式思考的代表作，时间类型是大跨度的“长时段”。大贯教授把食物文化、身份认同、族性、民族主义、历史人类学和象征主义等诸多论题熔为一炉，充分展示了一个人类学家深厚的学养和高超的人类学“技艺”，阅读该书定能获益不少。更重要的是与之商榷和对话，我以为这才是学术交流的真谛。 大贯教授听说该书被译为中文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认为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对中日文化交流也有相当的助益。在她所写的中文版序中，特别强调中日食物文化的相似性。在另一部关于日本的历史人类学作品中（《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她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和反思，显示了人类学家的道义担当。 大贯教授一直关心本书的翻译和出版。通过电子邮件，译者多次得到她的指点，包括对某些词语的理解，以及版权问题等等。庄师为本书的出版费尽了心力，浙江大学出版社积极推动出版进程，编辑杨苏晓女士认真负责的精神提升了本书质量。中央民族大学李朝晖教授对某些日文作了耐心的解答，贵州师范大学王玮老师修改了一些含糊的译文。匿名评审人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统此鸣谢！当然，文责自负，并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石 峰 2013年5月1日于贵阳照壁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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